给力我们的共识

给力我们的共识
 2011年1月19日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土地利益博弈的大战场，对于它所引发的经济、政治问题，我希望做一个呼吁者和建设者——
 
给力我们的共识

 
王教授，您好！

 
    就在我决定给您写信的时候，天安门广场迎来了继毛泽东、孙中山之后第三位进驻的历史人物：孔子。这不由让我想起当年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的纽特-金里奇所说的一段话：“19世纪50年代以来孔教在中国的崩溃，被看作是秩序和稳定的可怕崩溃，而不是一个新的、更富生产性、更开放的未来的先兆”。
 

    不论孔子进入天安门是否象征着中国正在走向“国家、民族”认同。执政者为自身所在的社会重新寻找秩序和稳定的良苦用心值得关注。但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公民，我们也许更倾向于古人李贽曾公开声称的“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所以，在缺乏是非（共识）的情形下，也许我们不妨以社会底线为是非（共识），比如不要让一个人辛劳一年还需要总理去讨薪，一家人辛劳一辈子要遇到总理才有钱治病。
 

    港人常说“有‘你’才有‘我们’”，今日的中国已是各阶层共存共处的同一个世界。就像我们应该将中国的美国公民龙安志与集海内华人、海外华人与华人于一身的杨恒均先生视同“我们”一样，如今再次追问我们是谁，不由让我想起在贵校阳光骨髓库（阳光志愿者协会）任CEO（执行长）的零薪水全职志愿者杨仿仿，这个“最大的我们”，也就是亨廷顿所说的那个“文明的我们”。而这个不会因为家贫而让孩子食用三鹿奶粉的“我们”，却因回国生活而和其家人用性命去诉说《食殇：为了食品安全的真情告白》。
 

    在我们都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时常听到在中国“制造一个冤案很容易，而纠正一个冤案却很难”的感慨。

    如果不是因为时势，出生于饥荒年代、经历过邢台大地震的我，也许至今依然只是一个银行职员、或企业老板、报刊老总。

    身上的使命感，促使我放弃了前面那三个身份和原来可以称得上优越的生活，只身来到北京，成了当年在未名湖畔孜孜追求的“北大边缘人”中的一员，并有幸与被人称之为京城“三老二少”（李慎之、何家栋、茅于轼以及王海光、刘军宁）结识为友。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北京，和“三老二少”同一阵线的人，数量不少。这是一批深爱着这个国家的学人，他们在为自己的国家走向现代化走向民主鼓与呼。我记得在1998年冬季，当政治氛围也由小阳春转入寒冬的时候，我们依然信心坚定，加大了对政治改革的研究，最终由我和茅于轼先生共同发表了《关于政治改革的对话》（1999—6，《南风窗》），表达了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一定会通过和平的方式走向民主，一定能够通过公民教育提升公民素质，通过发展公民社会培育健康力量来完成社会转型。

    理论探索需要付出艰辛，实践行动更需要坚韧不拔。在此之后，我们参与了公民教育教材的编写，基层民主的培训与实验。在湖北沙洋、北京九道湾、北京鲁谷、河北保定等地进行了农村社区自治、城市社区自治、城市街道办事处改革、县乡人大代表独立竞选等实验，其中九道湾选举对中国城市基层社区实行民主自治有重大影响，被民政部评为2002年度十大靓点事件。

    2003年之后，中国开始进入危机多发时期，危机成了倒逼社会进步最重要的动力。我们这些人也无法置身事外，所不同的是我们一直认为危机需要用社会治理的方式来解决。在危机治理过程中，公民社会应该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应该在倒逼形势面前还权于民，扩大公民参与，最终实现在危机治理中完成社会改革完成民主建设。

    为此，2004年，我们与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联合成立了“中国社会转型论坛”，并邀请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北京大学教授杨凤春、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等就创新危机治理机制进行过专场讨论。自2005年开始我们先后在浙江龙泉、河北容城、河北黄骅、吉林省吉林市、河南禹州、山西大同、河南桐柏、广东汕头、河南兰考等地进行了多次社会危机事件的治理实验和观察。尤其是2006年在河北容城进行的王家营危机治理实验最为完整，在危机治理过程中创建了由政府、企业、公民社会、民众代表、律师代表、媒体代表等参与的危机共同治理平台，使得长达十多年的土地问题引起的冲突得以平息化解，为以后参与危机治理积累了经验。

    2010年9月福建省石狮市永宁镇的永宁村、浯沙村、沙堤村、外高村7000多名村民委托村民高和风、董伦太向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反映17年来因为黄金海岸征地引发的危机问题。由于村民对征地程序、补偿标准等不满意导致村民不断上访、抗议、反对。17年来，围绕黄金海岸土地问题冲突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因征地问题被抓村民达100多人次，村民被打200多人次，发生严重冲突50多起，被烧房屋50余间，直接和间接导致村民被杀死3人，已经形成了对石狮市和谐稳定构成挑战的冲突和危机了。

    我们新时代组织了律师、公民社会代表、媒体代表进行了前期调查和安抚，现在危机已经得到控制。经过分析，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更大的设想，就是我们可以组建一个公共平台，使得政府官员、企业家、NGO从业人员、媒体记者、专家学者、律师、民众代表、意见领袖、博友、网民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危机治理的实验与研究，我们还可以创新一个危机治理的案例给社会以希望，我们可以提炼危机治理的理论为危机治理提供理论依据，我们可以将危机治理的成果制度化推动社会进步。总之，我们搭建一个平台，集中社会资源探索危机治理的道路，推广危机治理的成果。

    高兴的是，我们在《2011年改革如何突围？》的访谈中看到了您指明了危机治理之路，我们感到深受鼓舞，其实，在危机治理的实践中我们正是沿着这条路在不断摸索的。石狮市黄金海岸土地危机为我们进行新的探索提供了机会。现在已经有著名博友杨恒均博士、中央党校教授蔡志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等人的关注和参与了。在此，我希望你也能够给予关注和指导。

    我的朋友——山东省人大信访局魏兴荣处长在今年第一期《炎黄春秋》撰文《错案频仍：公权无界和私权无助》对那个困惑了我们几十年的感慨的反思。一代又一代人都将要过去了，回头看看2010年底的钱云会，作为被媒体称为“热衷评论新闻事件的法律人物”的您，不知又有何感慨？

    去年，据说是中国的“微博元年”，我的好友于建嵘兄就曾因此而“红了”。记得他曾在北京律师协会的演讲《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中谈过台湾地区老百姓眼里的“司法”，他说：“2004年台湾陆委会邀请我去访问，……我问见到的台湾老百姓同样一个问题，地方官员不经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台湾老百姓回答我不可能，他怎么敢拆我们家房子？不可能啊！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我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会重判这个不经我同意拆我房子的政府官员，假如经过我同意赔十万，不经我同意他可能要赔一百万。……我说假如发生这个问题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来调查，我的议员调查完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就会在议会上提出来，这个官员和这个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在于建嵘所见的台湾还与我们隔海相望的情形下，没有第三方的参与，农民“钱云会”与地方政府的“村长门”“零和博弈”游戏也许正如你曾说过的，别指望《拆迁条例》会“自动失效”，因为“即便是被讨伐多年，在法理上已经没有丝毫合法性可言的劳动教养制度，至今仍然大行其道，为各地广泛使用，‘方便’着行政机关在社会方方面面的管理。相对于人身强制性更强的劳动教养制度，现行拆迁制度只涉及财产问题，且由于拆迁与地方城市环境的改变、个人政绩休戚相关，自然更难得到改变。”
 

    因此，坚信通过“自下而上的力量：通过公众参与建设法治政府”的我们“建言希望的良知和热忱”不仅不能改变。而且还要“让‘拆迁变法’成为改革成功案例”而竭尽所能地为之去给力。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其《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的年终回顾中提及“今年和朋友们一起撰写的两份报告。一份是《以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另一份是《走向社会重建之路》。前者主要针对这些年形成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模式，提出要将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一致起来，并且要为社会的变革留出空间。后者要面对的则是我们现在究竟是要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的抉择，这种抉择的意义日后将会进一步显示出来。”
 

    摸着石头过河的“2011年改革如何突围？”，在新世纪，“中国向何处去”？对此，我们这些亲历者当有黄仁宇所说“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的后见之明，也就是用宪政去守护我们社会的底线。所以，在我们用天爵精神与杨恒均博士互勉之后，中央党校的蔡霞，蔡志强与王海光三位教授，以及同样是我的好友的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国家行政学院的竹立家教授，以及一些党政官员，都愿意参与用行动来改变你所说的“社会共识为何没有变成社会的共同行动？”的困局。只有这样，你我都梦想的那“一个开放的平台，让参与者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多元参与和合作”这种“改革路径变革的根本”才有可能实现，从而避免“社会共识指向南，社会行动走向北”的“怨恨、不满、抗拒或者日后产生冲突的萌芽”。
 

   “一个开放的平台”对我们全体中国人之所以重要，也许孙立平教授所做的反省对我们是个启迪，他说“我最近就经常在想一个问题：假如说100年之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会怎么写我们这代人？我想我们这代人在子孙后代的眼睛中，很可能是一代很荒谬、很愚蠢，甚至是多少有点可耻的一代人。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代人做的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就是把地球演进这么多年形成的那点财富，仅我们一代人就给挖出来用光了。”

 
   或许，用不着10年20年的时间，我们的后人就会评价届时“退休”的我们。

 
   同是生于60年代，奥巴马这个非洲裔美国人还是议员时，在其《无畏的希望》中提及因“独自驾车游说”行走在美国民间而“再次明白了自己当初从政的原因”。作为祖祖辈辈生活在祖国的华人，为了我们的中国梦这个“无畏的希望”，我们需要重温一百六十多年前，托克维尔在考察了民主制度在美国的运转状况之后所说的这样一番话：“如果民主国家的人没有权利和志趣为政治目的而结社，那末，他们的财富和知识虽然可以长期保全，但他们的独立却要遭到巨大的危险。而如果他们根本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结社的习惯，则文明本身就要受到威胁。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成员丧失了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大事业的能力，而且又没养成共同去做大事业的习惯，那它不久就会回到野蛮状态。”
 

   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如果说“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那么，在此我们不妨用您在新年所说的话来共勉：“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土地利益博弈的大战场，对于它所引发的经济、政治问题，我希望做一个呼吁者和建设者”。

                                                                                                  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 周鸿陵
                                                                                                             2011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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