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政治体制滞后是结构性滞后

木然：政治体制滞后是结构性滞后

时间:2011-01-19 09:25   作者:木然   来源:共识网

　　都知道中国政治体制滞后，可中国政治体制滞后是个什么样的滞后？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回答。意识形态的观点是，中国政治体制滞后是相对于经济发展的滞后，是相对于市场经济的滞后，因此也就提出了相应的主张即政治体制要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意识形态的观点有可信的一面，也有不可信的一面。如果一群帮闲文人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就是举国体制，并与权力者相互吆喝着说，这样的政治体制是成功的，政治体制滞后说也就不成立了。这样说还是有点儿意思的，因为一方面还要主张不断发展民主，另一方面这种政治体制是成功的，成功了就不需要不断发展民主，不成功才需要不断发展民主。不过，意识形态的自相矛盾、以教条代替事实、以未来代替现在、以谬误代替真理、以假象代替真相、以抽象的共同体代替现实的共同体本来就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中国政治体制滞后是结构性滞后，不适应性滞后只是表征。结构性滞后才是政治体制滞后的根本特征。

　　中国的结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横向结构，二是纵向结构。从横向结构来看，权力不分立，结构严重错位。立法功能严重行政化。人大代表百分之七十是官员，人大立法也是官员之法、意识形态之法、一党独大之法，人大并没有实质性的立法权。本属于人大的财政权并为行政财政权。人大的监督权基本流于形式。人大在突发事件中没有机动性和灵活性。人大的代表没有专职化等。行政功能强大，因财政权在行政手中，行政可以为所欲为。党政不分，党是行政一部分，行政又成为党的一部分，党行政化，行政党化，党与行政共同担负起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管理职能，使党的政治功能严重弱化。司法功能弱化。司法不独立，法官不独立，法院不独立，宪法和法律解释服务于意识形态解释，司法担负部分党的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媒体也成为党的一部分，行政的一部分，缺少基本的独立性。这其中，党是立法、行政、司法、新闻的总管家，邓小平所说的高度集权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于党，集权于党是政治体制的总病根。

　　从纵向结构来看，中央与地方界限摇摆不定，法治化、制度化能见度低。中国不是联邦制，没有美国联邦与州的法律和制度化规定，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却又没有英国、法国和日本单一制的特点。一般说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其基本特征都是法治化和制度化的，而中国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却是人治化、政策化的，缺少基本的稳定性和预期性，结果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人而变、因政策而变，甚至如同四季一样更替。在毛泽东时代，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随着毛泽东个人意志走，随着他发动的运动走，中央部门被贬为科级，地方没有积极性。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是毛泽东时代的基本写照。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作了调整，政策代替了毛泽东的人治，但法律和制度没有跟进，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界线不明显。表现在用人上，地方行政长官表面上是地方选举，实际上都是由中央组织部任命，体现的不是地方意志而是中央意志。

　　结构决定功能。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结构滞后导致功能紊乱或功能失调。这里仅以例举式方式进行说明。比如说人大代表的党员身份高于代表身份，当遇到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的情况时必然为党说话，遇到为党投票还是为人民投票的情况时必然为党投票，党的利益高于人大代表的利益；比如说，行政部门在书记的领导下，尽管省委书记与省长同级、市委书记与市长同级，但在政治上，书记总是高于行政级别的省长、市长的，行政服从于党，使得党政不分、功能失调更加明显；比如说，从官员的任命来看，省市级官员或空降或由中央组织部任命，以增加中央的权威性，但追求GDP的冲动使得地方的官员获得了与中央抗衡的物质力，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就是这方面的反映。某些直辖市、省、市领导干部的下台也并不是真正因为腐败，而是因为违背中央的意图而下台的；比如说，中央和地方的变化基本通过选拔或委派官员进行周期性的调整，使得地方苦不堪言，每一位新任的官员都把地方当成一张白纸，在地方画美丽的画，在地方写美丽的文字，但经常是画还没有画完，字还没有写完，新任官员又来了重新画、重新写，使当地人怨声载道、苦不堪言；比如说，地方人大缺少基本的立法功能，没有财政权，监督必然流于形式，人大代表基本成为地方行政部门的养老院，尤其是在县级单位，也因此失去了当上省人大代表的机会；比如说地方保护主义在与中央的对抗中获得了某种优势，房地产在与中央的博弈中明显地占了上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的政策也扭曲变形，再加上GDP当中的共同利益，使得中央对地方的一些做法也是采取了默许和支持态度，最终的结果是中央和地方谁也不愿意要的结果。

　　第二，刺激—反应型是结构性滞后的又一特征。刺激—反应型特征有四种表现方式，第一种是弱刺激—强反应型。政府对公民的温和的、走法治渠道的作法有着过敏的反应，重庆的李庄案就属于这种类型。第二种是强刺激—强反应型。群体性事件就是强刺激，滞后的政治体制反应比较强烈。如果网络群体性事件能够成立，滞后的政治体制对网络事件反应也是强烈的。无论是现实版的群体性事件还是网络版的群体性事件，政治体制反应的直接当事者是当地政府和警察，是暴力、流血和镇压。（详见拙文：人大代表为何不是社会减压阀？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第三种是强刺激—弱反应型。政府对人民的迫切要求采取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麻木不仁的态度，对人民的要求无动于衷。第四种是弱刺激—弱反应型，体制内、体制外人都本着得过且过、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不负责任的无所谓心态。

　　第三，僵硬性是结构性滞后的一大表现。刺激—反应型与僵硬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体制如果在刺激下才能作出反应，僵硬性就不可避免。同一事件的反复出现，就会使体制麻木。僵硬性使政治体制没了生命和活力，走向消亡或灭亡是其最终的归宿。苏联政治体制的僵硬性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十分明显，经济的全球化、民主化潮流、科学技术一体化等反映迟缓，对内形成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忽视人民的物质要求、精神要求。拒绝戈尔巴乔夫政治民主化、公开化、人道主义的改革，最后以苏联瞬间解体而告终。东欧也因体制的僵硬性导致同样的结局。僵硬性使得腐败大行其道，并成为解体的导火索。

　　中国政治体制的僵硬性在乐清钱云会事件中表现的极为明显。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的报道：2010年12月25日上午9时许，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口，53岁的寨桥村前任村主任钱云会被发现死于一辆车号为皖K5B323的解放牌重型自卸货车左前轮下。由于死者钱云会有多年上访经历，加之现场死者状态被村民认为奇特，又有目击者钱成宇坚称是谋杀，村民主张保护现场、刑事立案，而警方认定为交通事故要求清理现场，事件当天发生了警民冲突，即村民口中的“抢夺尸体”事件，引起世界范围的舆论关注。多位证人呼吁中央派出专案组彻查钱云会死亡案；工程车被指证当天9时25分即停在死亡点五米外；全程目击证人与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签署保密协议，并保证对中央调查组出面作证，证实亲眼看见钱云会被谋杀过程；调查显示案发时间应为上午9：30左右而非警方公布的9：45；钱云会死前有摁下微摄录设备按钮从而拍下死亡过程的可能；相关证据，正等待中央派出调查组走访取证。（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刘建峰：钱云会案证人调查记录）到目前为止，仍没有看到中央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

　　发现问题、找出病因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中国政治体制滞后不仅是不适应经济的问题，而是结构性滞后的问题。解决结构性滞后问题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宪政建设，建立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制度以解决权力的滥用与腐败、建立公民社会以制约公共权力、建立民主制度以体现公民的价值与尊严等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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