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市场经济与村庄政治

改革、市场经济与村庄政治

作者：郎友兴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

　　内容提要　这是一篇基于一个个案研究而企图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的变迁的论文。通过个案,要讨论的是这样一些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村庄政治尤其是村庄权力结构及运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由此,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中国农村的政治运行逻辑。基本的发现是:七一村(个案村)的权力结构存在一个核心权力层,但已经出现多样性的格局,是一个多样性的一元结构,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通过研究发现七一村的村庄政治属于发展型的权威主义,并且有着“父爱主义”的色彩;无论从规章制度文本、会议制度还是决策机制,七一村权力运作的规范性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形成了“能人政治”、精英治理。这将是中国经济相对发达村庄的一个长期的模式。七一村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但20世纪中国的大变迁却使小小的村庄伴随着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此前未曾经历的变化。通过七一村的个案研究可为中国农村内部秩序重建提供学理的根据与对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个案是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的七一村。像中国其他许许多多的村庄一样,进入改革开放年代的七一村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巨大的宏观变迁之中。通过这个个案,要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所实施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村庄政治尤其村庄权力结构及运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作者试图通过这个个案的研究,来表现出一个更大区域的社会特征,因为“我们面对的任何区域个案都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的‘个体’存在物。虽然制度演进的梯度各地不同,甚至所呈现出的具体问题也有明显的区域特质,但由此揭示的制度本质和问题的实质却具有共通性、共趋性特质”①。

　　一、改革与市场中的实践:村庄政治变迁之逻辑及其动力

　　在中国乡村研究中,乡村政治的研究早已成为重点研究内容之一,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以乡村公共权力结构及其变迁作为透视乡村政治现象的一个切入点,因为村庄政治是理解乡村政治性质的重要领域,而对村庄公共权力结构的分析则是理解村庄社会政治的基础。研究中国村庄的权力结构与运作,需要讨论下列四个重要的问题: (1)农村社区的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Who)(2)这些权力是如何获得的(How) (3)各权力组织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Role)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Rela-tionship) (4)权力运行的机制与结果是什么(Mechanism and Result)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的演化与运行逻辑。

　　那么,逻辑背后的动力是什么?笔者以为“改革”与“市场”是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社会变化的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政治、社会结构、产业与经济、道德伦理和信仰都受到“改革”与“市场”的巨大冲击,并被重新构建,由此所产生的变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最为深刻的变迁(前两次,五十年代初,人民公社)。毛丹教授在《村庄的大转型》一文中分别从“村庄与市场”、“村庄与国家”和“村庄与大社会”三个维度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村庄的转型:“一方面被越来越卷入市场经济乃至于市场社会的建构过程,另一方面被日益纳入现代国家全面梳理社会的过程。这意味着国家与农村、市场与农村、城市社会与农村这三组基本关系的重新整理安排。这是中国农村社会从未经历的巨大转变”。②改革与市场两种力量贯穿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村级政治制度变迁的整个进程。村庄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与整个社会的转型相关联。本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国家在村庄政治权力结构转型与变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与其政策一直是推村庄政治与权力关系变化的主要动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由此所带来的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与政治制度的转变, 1978年源于农村的经济制度的改革及由此所带来的乡村中国治理体系的重构,是中国农村六十年来政治变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今天,我们如果离开了这两个进程,就很难理解与想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村庄政治是如何演变与运作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的权力结构性变动,始于1970年代末出现于中国农村的制度性改革的推动。改革是统治者对既定制度所进行的调整,是另一类的国家权力运作。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是现代化背景下由国家主导的乡村社会制度变迁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推行的一系列农村改革和这种村庄政治发展、权力结构与秩序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首先,分田到户被认为是这些改革中影响最深远的。在中国农村的变迁过程中国家的重要角色、改革的作用,可以概括为规划性的农村制度变迁:近代以来一直努力这样做,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新型的农村政治结构;人民公社时期“村社合一”的政治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以“自治”的名义来规划与掌控农村社会。

　　另一方面,在市场化的冲击下,村庄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也向政治结构渗透。村庄权力结构的蜕变当然不仅仅是改革的直接结果,它也是体制转型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势。乡村社区的结构转变,是指传统乡村社区的自然经济及其相伴随的社会权力结构向市场经济以及相适应的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变。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村庄的职业与阶层结构,从而从社会结构层面导致乡村权力主体发生明显变化,即占居乡村权力中心地位的老式干部让位于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经济精英或能人,或者原先的村干部借助于市场经济而致富,加入经济精英阶层,一起直接介人公共权力,成为与村庄权力体系密切相关的村庄政治家,因而,乡村的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动。

　　总之,改革与市场这两个外生变量造成农村社会的转型与变迁。改革属于国家行政权力的嵌入,而市场属于社会力量的渗透,但是无论是改革还是市场所带来的中国村庄权力的生成与变化,都属于外在因素。这外在因素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村庄政治与权力结构演变的最为根本的力量,无论南方的村落还是北国的农村,无论是沿海的农村还是中西部的农村,概莫能外。但是,造成中国农村政治与权力结构变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又与村庄自身的历史、村落背景、所在的区位及机遇等方面相关联,这就是说,宏观的制度与环境相同,但微观的条件、境况和机遇各不尽相同而造成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领域变化与格局的多样性。由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尤其权力结构演化的逻辑与动力就变得清晰起来:外力的“改革”和“市场”这两个外生变量“渗透”到基层社会,与农村社区自身的逻辑发生碰撞、融合,与村庄的情境两者交融,共同作用于农村社会,形成了不算激荡却绝对深刻的三十年村庄政治演化史。

　　因此,一个基本思想就是, 1949年以来国家在推动村庄权力的转型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村庄领导的变化是国家与农民关系变化的最好标志。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因素不仅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影响至深,而且也全面地影响并改变着社会诸多方面和领域,这其中包括乡村社会。因此,在我们分析村庄政治的框架中有两个重要的变量:制度创新与财富。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与其政策一直是推动村庄政治与权力关系变化的主要动力。村庄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与整个社会的转型相关联。在许多情况下,前者往往是对后者的回应。而这个主题是通过研究浙江一个村庄政治的三十年变迁揭示出来的。

　　二、七一村:一个典型的村庄

　　费孝通先生在调查村庄经济时曾经指出,选择调查单位应考虑两个标准,一个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调查单位应该是“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的范围;另一个是出于研究的考虑,调查单位的大小“应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③”。就此而言,本研究所选择的调查村落颇符合这两个标准,一方面,本研究的一名重要研究者长期生活在村庄所在地,有条件深入去观察探究村落的历史变迁、人文习俗以及社会结构演变。另一方面,个案村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接受市场经济洗礼的区域,村落政治、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与市场经济发展本身呈现良好的正相呼应关系,因此完全能够满足本课题研究主题对个案选择的要求。七一村是本研究的个案村,是村社共同体权力之运作逻辑得以展开的一个实体空间。

　　七一村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村庄:从一个不显眼的、相对落后的村庄成为经济发达、明星型的村庄;典型的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全国性的乡村政治明星;典型的事例:旧村改造清楚地显现出村庄权力的具体运作。位于浙江省义乌市的七一村是一个能够代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变化发展状况的农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浙江省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浙江省文明村”、“金华市魅力村庄”和村党支部书记本人的“浙江省为民好书记”、“义乌市富民书记”、金华市首届“魅力村官”、浙江省新农村建设优秀带头人“金牛奖”得主,从一个经济诸方面落后的村庄一跃成为先进荣誉一大堆的明星村庄,成为一个转型样板。从这样的一个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村庄政治变迁的进程出发,分析其权力结构及其运作状况,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政治演变的历史进程、特点及乡村政治未来走向等问题,都有相当的意义。

　　“七一村”隶属于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全村共有农户420户,常住人口1128人,外来人口2500人,党员59名,村名代表30名。2007年实现村民人均收入为10200元。自村民选举以及村民自治推行以来,地方权力格局、领导阶层的策略以及风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20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和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四种组织形式开始成为农村生活的重心: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经济合作社。这四个组织形态构成了农村权力的基本格局。解放前,“七一村”的前身“东河村”并没有成立单独的党组织。直到解放后, 1956年,七一村才开始成立第一个党支部。七一村党组织的历史沿革情况,如下表所示。现在的农村,党的政治地位仍是极为重要的,而村支书则是村党组织中的关键性人物。

　　除了上述的组织形式之外,村庄里的正式组织还包括共青团支部,妇联,民兵组织等(见下面的结构)。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和主要成员都是农村地区的农民精英和“农民政治家”。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农村社区分化的三十年,村民被逐步地分化成具有不同社会地位与政治身份的阶层。由于市场化的变革,七一村的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一个以经济精英为主体的村庄治理精英群体,并且个人的职业与经济状况成为村庄分层包括在村庄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此外由于村庄的开放性与非农经济的发展,由此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前往七一村就业。村庄阶层结构的变化和外来人口的加入,根本上改变了村庄多年来的同质性,而异质性大大地增强,这种异质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村庄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这种分化与村庄的开放性是村庄新的权力结构与政治生态形成的社会基础。

　　三、村庄政治的基本格局

　　伴随改革开放政策而来的村庄经济的变化与发展,村民自治机制的引入,村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实质上就是村庄政治的重塑,一次村政的再造。本文通过对浙江省义乌市七一村个案研究,企图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中国农村的政治运行逻辑。

　　(一)村庄权力结构的变与不变

　　七一村的权力结构存在一个核心权力层,但已经出现多样性的格局,是一个多样性的一元结构,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不变:改革和市场成为包括七一村在内的广大农村发展的转折点。但是,改革没有实质性地改变村庄权力的核心结构。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村庄权力结构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始终没有变化,我们的问卷调查“根据你的了解,请列出七一村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请写出具体姓名)”的结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最有影响力的为村两委成员,而名列首位的自然是七一村目前的当家人、党支部书记。

　　村党支部的核心地位不仅是政治制度与历史遗产的产物,并且这种地位本身在实施村民自治后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了确认: 1998年11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其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接着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条例》进一步强化和具体化了村支部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相关规定。村党支部作为村委会领导地位的确立,也就确立了村支书对村委会主任的领导权,成为事实上的“一把手”。其权力不仅局限对村委会的政治领导,而且还担负着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负责村落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监督村民自治工作的展开情况,进行宏观调控,以及对村民自制范围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领导责任。可以说村党支部对村级权力的运作有着普遍性、全局性和原则上的控制权。变:过去是村支书与村大队长,现在是村书记和村主任。更为重要的是,权力核心的党支部及书记的产生方式不同了,由任命转向党员选举和上级认可相结合,并且党支部书记的来源身份有很大的变化,就是经济精英转向政治精英。并且,村庄干部的来源与身份都有不少变化,以政治为考量的选择标准已经让位于其他的因素尤其是经济能力与道德品质,即德与才方面。我们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主要成员来看,都是村庄的经济能人,何德兴书记自然不用说,其他都是企业主、老板,都有着自己非传统农业的实业。在外经商的何德兴被当地政府召回家乡来当书记。村庄权力运作方式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1933年出生的现任七一村老年人协会会长的何恃金曾经在1958年—1976年期间任七一村的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他也承认,“现在都是大老板当官”。④

　　此外,农村权力结构与运作的基础变化了。改革与市场化改变了过去单一的结构而趋向于多元化的权力格局,这种格局自然有制度性的层面的支撑而在其中的显现,即显现于诸种制度安排之中,同时也体现于非正式的关系网络系统之中。非集体化、经济和产业的多元化(如由此而带来的农村社会的分化与重组)、新制度尤其村民选举制度的引入,这三种变革都对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与运作基础产生了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权力结构与权力阶层出现多元化趋势,权力结构由单一的政治权力主宰向政治、经济二元共存过渡,并已形成一个以村级组织和村干部为核心,包含治理精英(村干部)、非治理精英(指不掌权的,但拥有其他优势社会资源的农村精英)、普通村民三个不同层面的权力主体的新的村社权力结构。

　　在这种变与不变中,本文企图寻找或归纳出经济先发地区村庄的结构演化的一般规律。因为,七一村的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显然不只是浙江省义乌市地方性权力结构所致,也不是一时一地的某种特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虽然各地的具体进程和表现形式或策略各不尽相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的权力变化的轨迹/内在逻辑就是:选择出来的法理权威/权力从单纯外生的、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转变为内外合

　　一、自治性建构;从权力结构的单一性变为多样性。

　　这种变与不变还引发出有关乡村政治性质的问题。艾森斯塔特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一书中曾经把社会变迁分为“调适性变迁”、“边际性变迁”和“总体性变迁”三种类型:调适性变迁,指不改变基本的制度规范和框架前提下的一种具有自我调整、自我修复机制的变迁;边际性变迁通常表现为农民造反、军阀争雄导致王朝的更替,但这种变迁不产生新质,只是耗蚀王朝的合法性资源;总体性变迁则指对整个政治结构的改造,是与调适性变迁相反的破旧立新的革命过程。⑤那么,七一村村庄政治的“变”是否开启了乡村政治的新纪元?对于七一村的变迁不属于艾森斯塔特的第二、第三种“变迁”模式的结论是显然的。不过,尽管我们会看到乡村政治运作的不少传统性,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政治中已经具有并积累了一些现代性意义的政治元素。例如,尽管乡土权威在村庄政治中的重要性依旧,但是,正式的、官僚制的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结构已经完备并且占有主导的地位;尽管运作过程时时显现出非正式、非制度性因素对其的影响,但是,权力运作具有规范性,就规章与制度的完整性来说,村庄政治不再是传统的、也不再是改革开放前的那种性质了;标上“现代性”的诸种制度之价值高于传统的制度,基于正规的、法定原则的合法性基本上取代了基于非正式的道义准则的合法性;国家与村庄整体目标具有一致性与对应性;村庄政治中已经充满着现代的新的政治话语;以村民选举为起点的“村民自治”成为村庄中权力更替的“唯一合法的游戏”,如此等等。人们通常将现代性与都市联系起来,把乡土(村)性与村庄联系起来,这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无论在规模、形式还是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加上村庄本身的大转型,因此,村庄不再只具有乡土性,而是获得了乡土和都市的二重性,由此其政治也具有现代性与传统性的二重性,并且传统性逐渐消融而现代性逐渐形成并得以基本确立。

　　(二)发展型权威的形成与确立

　　日本学者猪口孝(Takashi Inoguchi)从“东亚奇迹”、“亚洲价值”和“非西方的制度模型”三个方面分析了“亚洲式的民主”的权威主义特征,其基本要素就是“权威政府”+“市场导向”+“集体价值取向”。⑥不少学者已经揭示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大多属于“发展型权威主义”。例如,郭正林教授归纳了这类村庄的三个特征:存在一个核心人物、权力的继承由村里的最高掌权人来决定以及“经济挂帅”取代“政治挂帅”。⑦我们透过七一村的个案也发现七一村的村庄政治属于发展型的权威主义,并且有着“父爱主义”的色彩。尽管中国近代以来乡村政治权力的类型有过不少归纳,但似乎都很难真切地把握住经济较发

　　达地区农村权力结构与运作之实质。费孝通的“双轨政治”、孔飞力的“士绅操纵说”、杜赞奇的“经济体制说”、孙立平的“皇权—士绅—小农三层结构说”、徐勇的“双重角色说”、戴慕珍(JeanC. Oi)和徐维恩(Vivienne Shue)的“庇护关系说”、恩格(JonathanUnger)和黄宗智的“国家代理人角色说”,这些都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分析的。总体上说,背后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是规划性政治变迁中的村庄政治,因此村庄政治是一种“代理政治”。但是,从改革与市场角度来看,可归纳为何种类型?七一村属于能力与道德感召混合的权威导向的村庄权力结构。发展伦理与能力导向的一种权力运作模式,之所以形成这种模式,其关键点在于中国处于转型期,发展伦理与能力导向之产生其背后就是改革与市场的逻辑。

　　转型期农村的主导逻辑是发展导向,但需要与道德、权威相结合,村庄权力有效地维系、运作除制度外与威权、道德有着密切关联。改革与市场会合于具体的时间,这就是地方性逻辑起作用之处。国家所发动的改革主要体现为发展主义,其对乡村社会治理精英的期待自然带上发展主义之色彩,而市场之因素就表现于经济精英对于村庄政治、权力结构与运作的嵌入。因为农村依然是一个乡土性的社会,因此,发展主义的逻辑演变为发展伦理,要求地方精英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和权威。实际上在中国乡村,相当多经济发达而治理有效的村庄多半有着个人魅力的权威人物存在,类似于韦伯的克里斯蒂玛式的权威,他们被公共舆论塑造成村庄共同体的道德楷模或公正秩序的化身,有点类似于《论语》中所言的“为政以德,譬如百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们秉承着“官”为社会道德共识的化身之传统理念。他们在经济上致富,在政治上游刃有余,而道德上又堪称楷模,使得他们在复杂的中国语境下,赢得了政治和道德权威的双重认可。发展主义主导下的道德有着这样的社会作用:它提供了这样的一种视角,村民和上级领导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村庄权力主体尤其村庄权力核心的作为。首先,它表明,他们是根据村庄的发展来评估权力者的作为,与此同时,村民以共享发展成果来评估村庄干部。如果村干部能够改善村庄的社会秩序、增进村民的福利,其作为就是好的,如果不能带来发展,那就是不好的。这种发展伦理观深深地影响着村庄的权力阶层。这样的要求因为市场经济的出现与推进而使这种伦理要求得以强化。这是理解村庄政治行为的一把钥匙。七一村的何德兴书记因其经济权威和道德权威而理所当然地成为“村落的大家长”,他有着“父爱主义”(paternalism)般的感情,是一位“具有责任心和爱心的父亲或家长”,类似于戴慕珍和徐维恩所说的“庇护关系说”中的庇护者。正如他本人常常对人所说的,“群众在你心中有多重,你在群众心中就会有多重”。七一村老年协会会长,曾于1958年—1976年担任村支书的何恃金对何德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何德兴,敬业奉献,绝对好书记,新农村建设真的需要他这样的书记。他自己的事业很多,敬业精神用到自己的事业上,那就不用说了。他白天都在办公室,想问题、计划;晚上和我碰头、沟通。敬业,全心全意为村里解决问题;奉献精神,从不为自己和家人谋一点利益。旧村改造,跑上面什么的,从来没有报过一分钱,没算过一分工资,逢年过节,送钱和礼物给老年协会。家里人不了解,父母要求为他们安排房子,他都一直没有做。我也受感动,自己也没有分房子。他自己就更不用说了,父母也都住在旧房子里,我也没有安排任何一个家人的房子。何书记为村里走上致富路,每天工作,忙碌;对他本人来讲不值得的,自己经济条件好,到村里来受气、结怨。家里人,包括很多其他人都不理解,但是他一直坚持为村里奉献。”而何德兴的母亲在替儿子抱不平的同时也相当肯定了他的作为:“德兴为村里,为群众做贡献,我是支持的。第一批房子造好的时候,我和他爸爸去看房子,看到这么好,很想住;他爸爸特别想住新房子,辛辛苦苦当干部,别人住新房子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入住?德兴就劝我们说:别人先住,我们慢慢来。直到他爸爸去世,也没有入住。即使这样,有些群众还不满意,还骂他。我们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为了村民住得舒服,让他们致富,德兴放弃自己的事业,全心全意的奉献;还是遭人闲话,被骂;我们心里都很难受。说实在话,我们宁愿他不要当村支书。”⑧

　　(三)权力网络与权力的制度化运作

　　在当代中国村级组织中,村两委是最重要的正式组织。这种“正式组织”的基本特征,就是经由政府认可并纳入了国家治理体系。农村的其他组织,实际上都是可以看成是村两委的“配套机构”。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代表的村党支部书记应该处于其权力网络的核心地位,而通过村民选举而产生的村委会主任则是网络的次核心,村两委成员再次之,而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大会代表则是权力网络的外围。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领导核心地位是一种地方的威权,是一种“领导权力”。但是,从七一村的情况来看,这种领导权力不只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所具有的几乎是天然的合法性权威,而是基于其经济能力/实力、身份地位、个人的德行甚至家族势力所获得一种敬服。何德兴,在政治上所拥有地位与声望自然不必说了。在经济上他有雄厚实力,是一个经商致富能人。在社会交往与社会网络上,他又是能够上下沟通、政治圈与商界都有着广泛联络的能人。并且,何德兴本人口碑甚好,得到七一村村民的认可与信赖,具有良好的德行。具有这种威望的何德兴书记,其在村庄治理中的影响力是决定性的,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居核心地位则是必然的。并且,这种威权与权力运作的制度化建设是并行不悖的。无论从规章制度文本、会议制度还是决策机制,七一村权力运作的规范性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七一村有严格而规范的议事制度:“严格执行,每月1号的会议是风雨无阻的,开会,汇报上月工作,由我做的;然后布置下月工作。就是总结一个月的工作,为下一个月的工作做好计划。有村两委成员,村民代表,党员等参加。每个星期二上午,村两委成员议事,大家把这星期的发票等拿出来报掉。这些发票是要由村财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审核过的,不是我们书记主任说了算就行的。财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共有三名,是从村民代表中选举产生。我们的村民代表是从村民小组织里边选举产生的,每个村民小组选两名,我是书记我是当然的村民代表,但我们的村委主任就不是村民代表。财务监督委员会的成员不能由村两委成员兼任,村两委家属也不能兼任。财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在对发票进行审核过程中,如果有疑议,可交由村民代表会议审核。现在村里面的重大事情都要交给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才能通过,不是简单地由我们两委说了算的。比如说农村的土地征用问题,必须要半数以上的村民代表同意后才能通过。”(访问何德兴)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何德兴如是说:“村庄治理有一个本质,村子要发展,经济要发展,制度那是关键,那是支撑;没有制度就不成规矩不成方圆,用制度来管理和凝聚人心,那就要我们村的主要干部首先要执行好这个制度。”从他上任当书记以来,他制定的制度大大小小有许多,大部分是用来约束村干部的,还有一部分是用来约束村民的。七一村现在分为十项制度,其中三项最大的制度就是用来约束干部的承诺制度。村干部对全体村民的集体承诺和每一个村干部的个人承诺都贴在村务公开栏内,供村民们查阅和监督。这样就使得村干部们不得不以身作则,勤勉克己;同时村民们也对村干部更加信任,干群关系更加融洽,村庄凝聚力大大增加。各项制度的明确规范和有效执行,村庄选举的公平公正,村务和财务明细的及时公开,使得七一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被评为全国新农村建设模范村。

　　(四)能人政治:村庄政治的精英化与乡村政治未来的图景

　　传统中国农村向来是地方乡绅治理的社区。乡绅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乡村社会中具有特殊身份和地位、参与乡村事务、能够在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发挥媒介作用的人物。传统社会中,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拥有权力和财富、植根于土地的乡绅阶层,连接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成员与国家,充当了乡村的治理者。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中国也形成了一个被有些学者称之为“新乡绅”的阶层。

　　在一个村庄社区一般有三种类型的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有必要指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村庄精英,特别是经济精英在参与乡村政治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几乎所有的村庄精英,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都通过村民选举并随着时间的过去而被卷入村庄政治。另一方面,在这些精英之间的界线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些精英有一些共同特点:他们在改革开放与市场化的激励下,发家致富,社会地位提高了,政治参与意识也由此高涨起来。他们在乡村政治生活中逐渐地崭露头角,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村党支部成员或领导,有的参与村委会竞选而成为村委会成员或领导,或者参与村庄的其他组织,成为乡村政治生活的主角,村庄权力的实际运作者。村庄精英本质上具有草根意义上的政治行为者身份,并处于现代国家和传统社会的结合点。这些乡村先富者,在掌握着农村社会财富的同时,也日益掌握着农村政治权力。由此形成能人政治,村庄权力结构的精英化现象,即由经济能力转向政治权力。我们可以看出,转型期七一村村庄权力结构的一个突出之处就是村干部群体的“富人化”或“精英化”,这种精英化现象会长期地影响着乡村政治的发展。

　　七一村何德兴书记的富裕成为一种成就的象征,加上他这几年的社会经济活动所创造的各种社会关系,使他具备了相当的社会威权。在村庄治理模式上,体现出典型的以能人为中心,能人高度集权的治理模式对村庄资源有着高度的动员能力和强劲的调控能力。人们对能人个人权威的遵从甚至崇拜首先建立在能人对本村的贡献以及对能人过人的胆识和才能的认同基础上。总体上说,精英治理将是中国经济相对发达村庄的一个长期的模式。中国政治有着悠久的“精英管理”(meritocracy)传统。历史上,中国传统社会是由精英控制和管理的。县级及以上的官僚由朝廷指派,农村社会则由乡绅控制。精英统治在政治上构成中国传统的特征。即使到现代,中国盛行的依然是精英政治。例如,詹姆斯·K·通兰和布兰特利·沃马克指出,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坚持推行的是精英概念下的政治领导,而中国的政治体系是与平民主义相对的高度建构和集权的:“帝国政治制度的政治权威构架基本上是精英主义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区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泾渭分明的。……少数握有权柄的精英与无权无势的民众之间的这种截然分明的界限,是传统中国政治的一个明显特征。”⑨同时,他们指出1949年后主导中国共产党的依然是精英主义的理念。已有学者指出“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不应该仅被视为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的过渡形式,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且长期有效的村级治理模式”。

　　浙江先行一步,总结浙江的经验对于其它地区日后的发展具有启示的意义:精英治理也将是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农村的一种极有可能发生的模式。因此,我们研究七一村等经济相对发达的村庄,重点不是去关注如何消除能人型村治模式,而是通过制度化与民主法治建设,使其最终走向民主治理的村庄治理模式。这也是中国乡村政治变迁的未来图景。

　　四、结语:从个案到类型

　　英国人类学家利奇认为,对村落这类小型社区的研究,“不应自称代表任何意义上的典型,也不是为了阐明某种一般性的论点和假设,意义就在于本身”。⑩利奇曾就费孝通的“江村”研究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在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的一般国情?费孝通对此的回应是:“江村固然不是中国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许多中国农村所共有的‘类型’或‘模式’。”○11换言之,只要我们对一个小型社区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研究,那么我们的作品就能够展示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性特点。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专家的确常常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挑战,那就是面对六十多万个条件千差万别的中国村庄,如何区别出村庄政治的地域模式与全国普遍性的趋势。费孝通教授在《云南三村》一书中就曾经指出过个案研究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对一个具体的社区,解剖清楚它社会结构里各方面的内部联系再查清楚产生这个结构的条件,可以说有如了解了一只‘麻雀’的五脏六腑和生理循环过程,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然后再去观察条件相同和不同的其他地区,和已有的这个标本作比较把相同和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与不同的和相远的区别开来。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和模式了。这也是可以称之为类型比较法。”○12尽管千差万别,可是在国家与村庄互动关系方面,各地农村所面对的基本政治、经济、社会、道德问题确实都具有一些共同性,因此，通过一些个案研究得出一些普遍性的、全国性的结论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事实上,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政治社会发展状态亦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有一个真切的判断。因此,个案调查的价值首先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一个完整的、真实可靠的农村政治形貌及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最佳方式也许就是从个案调查开始,然后展开区域性的理论构建,最后过渡到分类研究。

　　当然,本文并不打算将这个村子作为整个浙江甚至中国社会的缩影来研究。不过,在国家与村庄的互动关系方面,村庄的诸权力形态上,各地农村所面对的基本政治、经济、社会、道德问题都具有共同性。通过对七一村村庄权力演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乡村政治变化总趋势。探讨个案村庄的政治生活旨在揭示其超越村庄政治本身的政治意涵,及对于乡村社区治理的实用价值。就这一点而言,研究者有把握断言,本研究所提示的含义、意义远远超出一个村庄的范围。

　　更何况,村庄政治与国家政治也是密切关联着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及其政策一直是推动村庄政治与权力关系变化的主要动力。村庄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与整个社会的转型相关联。在许多情况下,前者往往是对后者的回应。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乡村社会的政治过程折射出国家政治的转型与变迁。在理论逻辑上,国家政治与乡村政治之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正如,中国国内著名的网站《天涯社区》中的一篇题为《村庄和国家》的文章里所写的,“不是每一个村庄都可以成为国家肌体的体温表,一个村庄的兴衰似乎也并不足以关系国家的命运;但村庄里的故事和人物命运一定和国家的政治、政策紧密相关。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兴衰荣辱,也许并不能在所有的村庄立即产生醒目的投影,也不会在村庄中的每一个人身上留下印痕;但是,大凡真实生活过并且仍在努力生活着的每一个人,都难以避免国家以及族群,在自己身上雕凿的印记。”○13七一村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但20世纪中国的大变迁却使小小的村庄伴随着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此前未曾经历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宏观的政治变局如何穿透至社会底层,村庄又如何回应巨变,这是本研究想要搞清的。通过七一村的个案研究,我们总结出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村政的再造和权力结构与运作的新模式。深入理解这种变化不仅是村庄建设的必要条件,而且也关系到农村社区内部秩序的重建,通过七一村的个案研究为农村内部秩序重建提供学理的根据与对策建议。

　　注释:

　　①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人民出版社, 2009年7月版,第2页。

　　②毛丹:《村庄的大转型》,《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第3页。

　　③费孝通:《江村经济》,戴可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④对何恃金的采访。访谈时间: 2008年4月29日;地点:七一村村委会办公室。何恃金, 75岁,老年协会会长, 1958年—1976年任七一村党支部书记。

　　⑤艾森斯塔特:《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336页。

　　⑥参见[日]猪口孝、[英]爱德华·纽曼、[美]约翰·基恩编:《变动中的民主》,李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225页。

　　⑦郭正林:《农村权力结构的民主转型:动力与阻力》,《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8~14页。

　　⑧访谈对象:何德兴书记的母亲;地点:何德兴书记的家;时间: 2008年4月29日下午。

　　⑨詹姆斯·汤森、布兰特·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⑩转引自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4页。

　　1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7~319页。

　　12费孝通:《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13http: //blog. tianya. cn/blogger/post_show. asp? id-Writer= 0&Key = 0&BlogID = 116804&PostID = 6962277(2009年8月30日访问)

　　作者郎友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