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 著名社会学者

原题《“世界城市”首先应当开放包容》

日前，《新京报》以《人太多！北京市人大：只留富人，穷人走开》为题，报道了北京市有关部门的一个“专题调研”。这份调研报告指出：近4年来北京市流动人口增量逐年加大，共增加151.8万人，年均增长37.9万人。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了诸如资源紧张、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压力加剧等问题。报告建议，将合理调控人口规模纳入北京市“十二五”规划，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在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的同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

调研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看起来有理有据、合情合理，但是我还是想提出一些疑问：早在2007年，按当时的“口径”，北京市的常住人口是将近1600万，临近“警戒线”。根据多年来做调查研究的经验和一些“内部消息”，我当时就提出，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应该已经超过2000万。2008年和2009年，相关的“口径”放开到1800万，突破了1600万的“警戒线”。到今年，市人大的调研报告终于正式承认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000万。

根据以上对北京市常住人口数字变化过程的追述和分析，我的意见是：其一，北京市常住人口在2000万左右的确是一个事实；其二，北京市外来人口的峰值应该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而奥运以后，不可能比之前更多(想想当时有多少建设工地)，更有可能是略有下降；根据以上两点分析，其三，近4年来，所谓年增长近40万人的说法可能不靠谱。更重要的是，这并不能表现为今后，尤其是“十二五”期间的发展趋势。

奥运以后，北京市社会运行的状况基本上是良好的、有序的。这一点，政府、媒体和公众拥有共识。当然，不尽如人意之处也依然存在，譬如住房、譬如交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调研报告因此而把矛头指向“低素质”人群，如果平心静气细细一想，那些看来貌似有理的理由应该会使人哑然失笑。

譬如北京的交通问题，问问北京市民，问题在哪里？十有八九都会说是日益增加的私家车，这与“低素质人群”何干？其实，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是中国的城市规划出了问题。按社会学的说法：一座城市，中心是中央商务区；围绕中央商务区的应该是中低收入者居住的区域，这方便他们搭公交上班；富裕阶层则住在郊区，因为他们都有车。中国的城市是反其道而行之，收入越低，住得离市中心越远，他们在路上花的时间越多，交通就越拥堵；收入高的住在城里，出门就开车，那还不挤作一团。现在把责任推到“低素质人群”身上，事实上，这些人因为收入低，甚至坐公交都可能是奢侈。说到底，即使将“低素质人群”减去百八十万，北京的交通状况也难有改善。

再譬如说北京市水资源贫乏的问题，拿2000万作为分母来说事，一“人均”，得出数据看起来是很可怕。但是，缺水虽然是事实，但以“人均”来忽悠是不公平的。试想，“低素质”人群，他们一天能用多少水。真正的用水大户，不用说大家心里也清楚。同理，即使将“低素质人群”减去百八十万，节约的水也极其有限。

北京市是中国的首都，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北京才有了今天的“现代化”。北京的大马路、大广场、高楼大厦，有几个是有北京户籍的人建的？所以，农民工和外来人口对北京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由此推理，北京市在得到全国人民支援之后，现在是否也应该对中国的就业问题多作些贡献？当农民工和外来人口为北京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和血汗之后，是否也应该容他们和他们下一代能够在北京有他们的发展空间。

迄今为止，世界上有哪一座城市是没有“低素质人口”的？一个城市社会，各个层次的工作还是要由不同层次的劳动者分工来做的。再说，这些被指为“低素质”的人群中，相当一部分在北京已经居住多年，他们的“素质”不得提高，难道全部是他们的责任？

记得在北京市讨论“十一五”规划时，也有人提出过同样的问题，也有过很多“政策建议”。当时我发表的意见是，即使我们想把“低素质人群”赶走，实际上也并没有有效的手段。中国自从实行了土地承包和身份证制度后，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已经基本不存在。现在用的那些“招”，应该不像宣传的那么有效。“报告介绍，2008年起，顺义投入1.5亿元，升级改造了全区65个农贸市场，杜绝了马路市场；通过规范开业标准，清理了一批小门店、小企业。”可以承认，上述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并没有数据可以说明，被“清理”的这些人已经离开了顺义，离开了北京。至于“调研显示，顺义区到今年3月底，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数为14.4万人，与其他几个区位、面积、经济总量、本地人口数量大体相当的远郊区比，其流动人口数仅有其他区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左右。”造成这种局面应该是多因一果，譬如很有可能顺义由于种种原因本来就不太“招人”——从网上搜寻得知：2008年，顺义区户籍人口56.4万，常住人口70.3万，两者相减之差，外来人口13.9万——专题调研可能忽略了这个重要的“基线”，2008年至今，外来人口实际上多了5000人。可见顺义的外来人口少，并不是2008年以后才这样，更不见得就是“清理”的功劳。

如果真是要想使人口不再向北京聚集，玩些“小聪明”是不管用的。只有光明正大地使用真正的经济手段，像上海辐射长三角，广州、深圳辐射珠三角一样，把京津冀经济区乃至环渤海经济区发展起来。因为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的流动，目的就是为了生计，为了就业。如果北京周边地区成百上千万的贫困人口能够在家门口找到工作，他们干吗非到北京来？

想玩弄“小聪明”驱赶“低素质人群”的城市或地区，北京不是第一个，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反映了一些地方社会治理的不成熟和非理智，也反映了中国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的不成熟和非理智。北京已经是一个正在走向高度老龄化的城市，没有外来劳动力的不断补充，北京市的社会经济很快就会丧失活力。然而，当“小聪明”严重伤害外来人口的切身利益和心理自尊时，他们也会选择用脚投票。

何况，北京正在创建“世界城市”，而要真正“世界”起来，首先和最为关键的就是开放和包容。如果北京能够敞开胸怀，让外来人口和农民工融入北京，融入北京的市民社会；如果北京能够使“低素质人群”进入北京就逐渐“高素质”起来；如果北京能当“带头大哥”在北方也发展出一个富裕的经济带、城市群，那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城市”——这恐怕是首善之地不容推辞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