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赔偿论甚嚣尘上，中国再次面临鸦片战争时刻

随着疫情在欧美的恶化，一种极为不讲理，极为蛮横的声音出现了，他们叫嚷着中国要为欧美的新冠疫情负责，应该赔偿其损失。

中国有句话叫“疾风知劲草”，危难之中、重压之下，才能看出一个人的成色。新冠疫情就是一场横扫全球的疾风，各国的文明成色也被彻底曝光。中国成了能够经受考验的唯一劲草，而西方欧美，却都是弱不禁风的弱草。

实际上，欧美不仅是弱草，而且包含着强烈的毒草因素，是毒草，尤其是在一部分政客中，以特朗普为首。他们缺乏基本的责任心和耻辱感，对自己的失察、失责而导致的疫情的恶化和失控，在本国人民每日成千上万绝望死去的事实面前，没有丝毫的羞愧，所思考的不是如何亡羊补牢，而是一味地吹嘘和美化自己，肆无忌惮地推责和攻击他人，主要是攻击中国。

欧美政府对疫情的消极和不作为程度，让中国人震惊；疫情在欧美的恶化和严重程度让中国人震惊；最让中国人震惊的，还是以特朗为首的一部分西方政客所表现出来的无耻程度、不可理喻的程度。这样的人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了高官，甚至成了总统。

这些极为无耻的高官和总统，能够上台，都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物，以民主的名义和程序，被其人民用选票推举上来的。也就是说，这些无耻和不可理喻，是民主的结果。政客的无耻和不可理喻，是有着相当的民主基础。

一场疫情，让中国人感到，世界似乎又重回不讲理的时代。而对这样的时代，中国人是记忆犹新的，甚至刻骨铭心的。那就是1840年之后中国屈辱近代史：列强入侵，一次次地战败，一次次地赔偿。

英国人之所以要发动鸦片战争。原因有两条，第一除了鸦片，当时英国拿不出更多的商品与中国做生意。当时，以及此前的几百年、上千年，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也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当然也是世界第一大顺差国。只有中国的商品对外国有吸引力，而外国拿不出太多的商品对中国构成吸引。

英国人想和中国做生意、做贸易，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拿不出太多像样的东西，如果与中国做生意，他们一定是进口的一方，逆差的一方。后来他们终于发现鸦片这个“好东西”，可以倾销到中国，填补逆差，甚至创造顺差。

1793年，乾隆皇帝怒斥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所带来的玩意为奇技淫巧。对于这一事件，中国现代的历史教材认为是清政府自大、封闭，甚至愚蠢的象征。这是完全错误的。事实真相是，马戛尔尼所带来的很多东西，清朝宫廷里早已都有，甚至很多更好。

其实，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西方进行开放之前，清政府一度对西欧保持了长期的高度开放，不仅贸易上开放，文化上更开放。在马戛尔尼来华之前，中国已经历经了一波和平式的、自愿式的学习和引入西欧的文化和技术，开始时间是在两三个世纪以前的明末。

当时西欧基督教分化为两派，天主教和新教。天主教是传统势力，而新教则是新兴派。在咄咄逼人的新教改革的压力下，天主教为挽回实力，成立了一个叫“耶稣会”的组织，强化信仰，并负责向西欧之外的区域传教，包括中国。

1550年，即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抵达中国，至1723年雍正帝下诏驱逐传教士，第一波西学东渐持续了170多年。其间一大批传教士来华传教和生活，在推广基督教的同时，也把西方的技术和政治理念带到了中国。其中最著名的有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利玛窦为方便传教，深入地学习了中国文化，造诣不输当时一流的儒家学者。而汤若望更是打入了清廷，从钦天监一路升至一品高官，甚至被称国师。而且自汤若望以后，直到清道光年间，钦天监均由西方传教士担当。

尽管这些传教士在当时在中国混的很成功，但是，就整个基督教传教事业而言，却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雍正的一纸禁令，那是很晚的事情了，而在基督教自身：在强大的中国文化面前，毫无竞争力，绝大多深中国人并不感冒。历经170多年的发展，依然处于中国社会的最边缘。

决不能将1723年雍正帝下诏驱逐传教士是愚昧的闭关锁国，因为之所以驱逐传教士，是因为他们无视中国习俗和中国法律，而禁止中国信众彻底废除中国礼仪，在民众中间制造了混乱。甚至无视中国主权，说清政府应该服从罗马教廷。因此，雍正帝的驱逐令，完全是出于维护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独立，维护中国主权独立。

对这段历史，当下国人并不太了解，因此形成了清朝政府一直“闭关锁国”的错误认知。殊不知，在前半段，清朝政府对西欧文化是开放的，拥抱的。长期任用遥远的域外人在朝廷做官，甚至高官，如此做法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属罕见。在开放程度上，更是让现代国家难以望其项背。试问，现代哪个国家允许外国人在自己的政府担任高官？！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来华，仅仅距离雍正驱逐传教不过70年。西欧的很多技术和物品早已传入中国，并在宫廷中陈列，而且的确比马戛尔尼所带的还要好。170多年的对西欧文化的学习，也足以使得当时每个中国人对西欧文明进行判断。不是乾隆斥责英国人错了，而是现代的认为乾隆的斥责错了错了。

即便是清廷对西方所处的贸易禁令，也是出于保护人民健康的目的，因为他们能够拿得出手的商品就是餐食中国人健康的鸦片，因此才有林侧徐的虎门销烟。英国人所谓的贸易自由，其实即使可以在中国自由贩卖鸦片。

总之，1840年以前，清廷对西方的禁令，无论文化禁令，还是贸易禁令，都是为维护中国的正当合理利益，也都是正当合理地行使国家主权。

遗憾地是，到1840年时，清廷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力量已经大大落后于英国。中国的历史表明，对于一个不讲理的蛮夷国家，军事力量是保持和平交往的基础，而清廷却失去了这个基础。

新冠疫情清晰地告诉我们，如今的西方依然保持着1840年的不讲理习性、蛮夷习性。而且当今的全球经济格局也与1840年相似，中国是世界的制造中心。事实上，1840年时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优势比现在还要强一些。唯一不同的是，中国的军事力量上来了，已经拥有了傲视全球、威慑全球的东风系列。

中国需不需要对全球疫情负责，压根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此前关于香港回归所讲：“主权问题不可以讨论”。这是一个主权问题，要中国对疫情负责，实质上就是在蔑视和侮辱中国主权。

捍卫主权，靠的是军事，主权问题也是军事问题。对那些叫嚣中国赔偿的人，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擦亮我们的武器。

毛主席曾经说：“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此时此刻，对这句话，我们要好好学习，深刻领悟。

中国应该象诸葛亮七擒孟获一样对待西方。用以经济和军事为核心的硬实力，对其进行教化，教他们做人，教他们知道礼义廉耻的存在，教他们学会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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