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契约的解体，和企图恢复或重建社会契约的种种力量之间的争斗，是近些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和发达国家内部动荡的主要根源。
逆全球化发源于西方，早期自发的民间运动是各种诉求的大杂烩——人权、环境、劳工、民族、宗教、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等；近年来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为标志，上升到国家层面；冠状病毒疫情又为其添了一层国家安全的理由。
西方自由主义发源于古希腊罗马，再生于启蒙运动。它经过工业革命、殖民扩张，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宣言和联合国人权宣言而逐步成型。它的理念在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民权运动、福利国家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契约。二战后在美国的推动下，为西方国家所普遍采用，并在冷战后上升成为世界主流。一时间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共和为支柱的政治制度，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美结合，被视为历史的终点，成了新的政治正确的标杆。
自由主义社会契约有过黄金时代。在和平、稳定、繁荣和社会共识的条件下，它的各种理想和价值观都能发挥得很好，软硬实力俱佳。但近些年来，它在三种力量的冲击下，正逐步解体：个人主义泛滥、身份政治猖獗、资本跨国流动的冲击。
整个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是围绕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展开的。政府的合法性出自人民自愿让渡，以换取政府的保护和服务。因此，政府必须是民选的和有限的。自由主义也讲个人的责任、义务和担当。肯尼迪总统的“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也是名言。
但自由主义从出生那天起，就主要是为资本服务的。其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因为有整套的制度和文化的支撑，远远压过了这些与之平衡的观念，使它们难以发挥作用，甚至被扭曲。例如穷人被认为是努力不够，无家可归者遭人白眼，精神病患者被放逐街头。对同胞的义务和关爱，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在为利益的拼搏下变得淡薄甚至被淡忘。
在美国，法治成为律师逐利的天堂和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战场，医疗卫生的产业化，将大批穷人甚至中产家庭排除在外。
个人权利至上在冠病疫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是西方国家疫情久久得不到控制的主要原因。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限制集体活动、社区隔离、封城和关闭企业、学校等等，都同自由主义价值观相抵触。
在“不自由，毋宁死”的信条之下，民选政府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像特朗普那样公开支持对抗行为，西方引以为傲的法治也就不灵了。但在疫情下，这种个人自由很明显是建立在损害他人和国家利益上的。在可预见的将来，类似的情况还会不断挑战自由主义的底线。
在自由主义政治正确的喧嚣下，身份政治方兴未艾。各种理由的政治诉求层出不穷，不依不饶，死缠烂打。自由主义将经济学上“人人为己，大家获利”的理论，运用到政治领域，鼓励个人和小团体追求自我利益，以为这样就可以赢得大同。全球化下产生的移民和难民流，加大了不同种族、宗教、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政治正确使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成了许多国家的国策。
但多元文化主义没有产生所期待的大熔炉（melting pot）效果。相反，以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党派、社会地位、阶级背景、移民地域、性取向、意识形态、价值观等为基础的身份政治，正在撕裂社会，破坏选举民主的社会基础，毒化民主政治的气氛，使民主政治从互让协调的过程，退变成为反对而反对、为破坏而破坏、为胜选而胜选的专业化操作，使社会共识破灭，使道德底线失守，为极端主义创造了机会。
西方国家暴恐袭击连绵不断。日前在法国发生的当街斩首事件，凸显了自由主义在应对新形势时的苍白无力，无情地嘲笑了它们移民政策上政治正确的迂腐，也将进一步激发右翼极端势力的反弹。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使许多人生活在同类人群的封闭圈子里，极少与不同类型的人们交流。人们变得更加自以为是，更不愿意妥协，更容易产生极端化倾向。
自由主义社会契约解体的最根本原因，是资本的退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想达到财富比较合理、人性化的分配，就必须在资本、社会和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契约，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这要求国家和社会在二、三次分配中驾驭资本。全球化从三边合作中抽走了资本，或者资本将民主政治的一人一票变成一元一票，其结果都是资本摆脱国家和社会的约束。
全球化下的资本成了游走在各国之间、国际化了的玩家。同马克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预想相反，各国工人阶级为工作岗位相互激烈竞争，而各国资本家却形成了国际化了的精英联盟。从根本上讲，自由主义只对这些精英有效，对广大民众则往往是空头支票。
全球化是资本的盛宴。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是利用不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未开发的市场；二是逃避本国高税收以及法律、政策，以及劳动、环境、卫生、资源利用等方面的高标准所带来的高成本。资本可以自由跨国流动而劳工却不能，对资本有利的事情往往对劳工不利或者有损，资本的利润最大化不等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资本逃掉的税，是本国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国防、社会保险等的重要资金来源；它摆脱的高标准也恰恰是本国老百姓较高生活质量的原由。最具毁灭性的是工作岗位的流失——一个工作岗位就解决了一个家庭几乎所有的问题，远比政府所能够提供的福利和保险全面。
发达国家的民众之所以对全球化发难，除了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外，还因为他们生活在民主国家，拥有发声和抗议行动的自由。但由于民主政治常常被资本所操控，这种抗议就不得不以民粹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包括特朗普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运动，其实质都是要重建社会契约，迫使政府政策从以资本为中心的全球化，转移到以本国民生为中心的道路上来。
回归民族国家是修复社会契约的前提。在可见的将来，国防、公安和社会福利，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养老、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污染治理、救灾和应急管理、扶贫和伤残人员的救助、失业保险和就业培训等等，都必须依赖民族国家或更小的单位来统筹。跨国或超国家的组织，如世界银行、联合国、欧盟或其他区域组织，相比之下远不能胜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困局的根源之一，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并没有受到抗议运动的挑战。相反，多数抗议运动仍然打着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自由主义旗号，抗议的是这些价值没能真正实现，要求恢复或重建以它们为基础的社会契约。政治正确限制了西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的前途取决于资本和民众的较量，看谁能够在争夺政府和公共政策上占上风。总的来看，资本在全球仍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而民众在国内却很少有退路。这个态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各种力量正在较量，以求达成一个新的社会契约，美、英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都是如此。这将从各方面限制全球化的空间和实现形式。中国双循环的发展战略，是对这个大势的本能反应。自由主义的贫乏和内卷化，也给了中国一个发展更优越的社会契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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