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共和、三大伟人、三个名篇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的著名文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表30周年。这一文章在中国政治发展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是现代中国走向民主化制度化治理的起点。

现代中国政治经历“三次共和”，产生了三大伟人，也有三个名篇。

中国从1911年推翻帝制实行民主共和以来，进入到现代中国建构的历史时期。但现代中国的建构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过程。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可以称之为第一共和。“第一共和”的伟大功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革命政府；它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主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①]“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②]。在中国这样一个皇权统治十分悠久、皇权意识特别深厚的国家，能让民主共和入驻中国大地，是划时代的大事。“第一共和”的创建者是孙中山先生，主要思想来自于其《三民主义》一书中。但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第一共和”也有明显的不足，这就是现代中国只是有了民主共和的政治外壳，政治实质还充满着传统帝制时期遗留的因子，共和制度十分脆弱，以至造成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和形形色色名非实是的“皇帝”。特别是作为传统专制制度下没有什么政治权利的人民大众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民主权利，民主共和的政治大厦缺乏牢固的根基。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辛亥革命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

正因为“第一共和”的不足，现代中国发生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是工农大众。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政治的“第二共和”。其最大成果是历史上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广大民众开始享有实际的政治权利，民主的层次延伸到最基层的社会大众，现代中国进入到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第二共和”的奠基人是毛泽东，其思想集中反映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但是，历史传统仍然会以强大惯性延续。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③]同时，二次共和都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的。革命过程强调集中统一，强调政党少数人，甚至是个别领袖在特殊时期的特殊作用并赋予其特别权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执政党又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管理体制”。[④]其结果是出现了实际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极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⑤]甚至酿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大动乱。“第二共和”时期，虽然强调“人民性”，但由于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共和”制度性严重不足，“人民性”事实也难以充分体现出来。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反思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着眼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代中国政治由此进入了“第三共和”时期，邓小平是总设计师，其思想集中反映在1980年8月18日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改革》一文的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和民主化制度化治理。

中国长期的历史传统是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与高度个人专权的专制政治的叠加。1911年尽管进入到现代中国，但是缺乏现代中国所需要的现代社会经济基础，这就很容易使得传统的个人专权政治以不同形式复活。这种集权政治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可能因为这种集中而出现大灾难。这已成为中国政治的一种规律性现象。即使是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完全超越这一传统“政治魔咒”的困扰。而且由于现代国家的动员能力的空前强大，出现大起大落、大兴大衰的可能性更大。如19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和19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将新中国建立以后出现的错误归之于个别领导人，而是从制度上寻求解除传统“政治魔咒”的法术。在他看来：“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不幸。”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⑥]将制度问题提高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高度，邓小平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围的第一人。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立的。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传统政治影响较深，加上革命方式，个人的作用在历史进程中往往发生着特别重要，甚至是关键性作用，从而很容易出现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这样英美国家难以发生的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要特别重视从制度上防止权力过分集中造成的个人专断问题。但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理论假设上，似乎领导人过去伟大，今后会继续伟大。而“文化大革命”的事实证明这一假设是不成立的，连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会受到不好制度的影响。为此。必须依靠好的制度才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革命是破坏坏制度，好制度的建立只能依靠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对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制度进行了改革，同时积极探索新的政治发展道路，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充分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性的政治制度。在这方面，我国取得了突出成绩：实际上的终身制已废除，集体领导原则日益强化，政治权力架构逐渐完备，公民的政治参与正在扩大，建立好制度的客观经济社会基础日益成熟┅┅。如果说辛亥革命的结果是““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那么，当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是谁要想再轻率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是很难做得到的。一个好的制度体系正在形成。当然，要形成一个好的制度体系不是数年，数十年能够成功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还要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任务还很繁重。但是，民主化制度化治理的道路已经开拓出来。这一起点的重要标志就是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一个由不同阶段相互衔接的历史过程。辛亥革命建立的“第一共和”为现代中国搭建了一个基本的框架；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的“第二共和”使现代中国真正具备民主的实质；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三共和”，则使现代中国进入到一个民主化制度化治理的过程当中。尽管这一治理过程还会有曲曲折折，但很难出现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动荡。好的制度正在形成，也正在护佑着现代中国的长治久安。在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和平安定30年”的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30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原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