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中华文明组成部分 有哪些谜底尚未揭开？

他进一步举例说，首先，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对其产生极大影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有绿松石的铜牌饰、铜铃、玉器当中的玉戈、玉璋，老百姓使用的陶盉、觚形器，都是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商代时期，三星堆的青铜容器，如青铜尊、青铜罍，以及青铜铸造技术，尤其是范铸技术也都源于商文化。至于那些怪异的、以前在其他地区不曾见过的青铜器，也有大量来自商文化常见的纹饰，如云雷纹、兽面纹、回纹等。

其次，位于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也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虽然分属不同年代，但两地的玉锥形器的相似度很高。

“目前的一个推测是良渚文化覆灭后，一部分良渚先民到了中原，这样，文化因素又从中原辗转到了川西地区。”雷雨说，“还有值得关注的是三星堆遗址城墙的夯筑技术，稻作和早期灰白陶传统，都源于石家河文化。”

在王巍看来，三星堆既有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独特的文化面貌，同时又与夏商王朝关系密切，学习借鉴了夏商王朝的礼制，比如玉器、牙璋、玉戈等为代表的仪仗制度，商王朝时期的青铜容器代表的礼器制度等。“由此可见，三星堆对外来文化既吸收借鉴，又创新发展。尤其冶金技术传到三星堆，发展成为青铜人像、青铜神树这样的铸造技术，是了不得的发明和创造。古蜀文明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又创新发展，所以才如此发达并呈现出浓厚的色彩。”王巍说。

许丹阳告诉记者，可以用更宽广的视野去看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发现。“比如玉璋、玉戈等在其他地区及其他文明中，也有发现；再比如青铜尊、青铜罍，也是受到了其他区域的影响。虽然说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器物的造型是独特的，铸后切割开孔技术也是独特的，但从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技术的维度来看，应该是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许丹阳说。

孙华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在中原文明、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虽然三星堆是后发展起来的，但是它长期延续、特征最为鲜明，既有学习和模仿，也有创造和发展。“可以说是多种文化的聚汇，之后又汇入秦汉文化，影响着中华文明。”

有哪些谜底

尚未揭开

2021年5月18日下午，孙华应邀在南京师范大学做了题为“探索古蜀文明的密码——《从三星堆埋藏坑看古蜀文明》”的报告。

关于“埋藏坑”的说法，孙华表示，在埋藏坑的性质问题上，学界的基本认识已经集中在“祭祀坑”和“埋藏坑”两个方面。“祭祀坑说”认为，这两个坑是三星堆人特殊祭祀活动的遗存，这是学界最普遍的主流认识；“埋藏坑说”则认为，这是三星堆发生重大变故后毁坏神庙陈设的埋藏。“根据此次考古新发现，也许会在该问题上有新的推进。”孙华说。

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有助于解决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这是学界的共识，比如有望厘清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过去我们只发现了两个坑，这次新发现从两个坑增加到8个坑，并且对周围进行了详细的勘探，有助于复原当时‘神庙’或‘祭祀区’内部的空间，对完整认识当时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于反映的宇宙观念，都提供了重要资料。”孙华说。

从著名的出土文物青铜大立人像手里握的是什么到是否会有文字发现，从如何理解几座“祭祀坑“的关系到三星堆究竟起源于哪里，从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如何吸收融合为己所用到是否会有新证据出现支持远距离贸易……三星堆还有许多谜题待解。

正如许丹阳所说：“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中出土了很多之前未见过的器物，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比如新出土的器物是怎么制作的，产地在哪里，祖型是什么，谁在使用……我们抱着这样的好奇心去探索，但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做基础性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令人振奋的是，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展现了中国考古理念和考古技术的新进步。在考古现场，记者发现，距工作舱不远处，就设有应急检测分析室、微痕物应急保护室等，实现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无缝对接。

“三星堆祭祀区考古现场发掘估计能在10月前结束，但之后的整理，需要的时间可能不只七八年。”孙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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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

涉及更大范围

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家文物局指导四川省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陆续发现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不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

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成都平原、重庆涪陵长江沿岸、嘉陵江流域、涪江流域、大渡河流域发现三星堆文化或略晚于三星堆文化的相关遗址，逐步廓清了三星堆文化分布范围，也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夏商文化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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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龙造型

龙的造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在中国境内有大量的发现，是中华文明具有标志性的造型之一，并在后世被解读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三星堆把龙的造型装饰到跪坐人头上所顶的青铜大口尊的肩部，并且它比一般的铜尊肩部装饰要大得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这是三星堆文明在吸收、借鉴其他区域文明因素的同时，发挥创造力的突出表现。

延伸阅读

多科技手段集成应用

此次考古发掘，协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参与，形成考古、保护与研究联合团队。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考古现场保护棚、使用多功能考古发掘操作平台、建设考古现场文物应急保护实验室等，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构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考古工作高质量与高水平。

既有文明关联印证

又有奇异独特彰显

新发现的三星堆文化“祭祀坑”达6座，其出土文物提供了更具完整性的资料，丰富了古蜀文明的内涵，进一步明确了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重要一极的地位。（见图①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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