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尔塔毒株蔓延至17省，中国要考虑和病毒长期共存吗？

如果不做调整，“为保乌纱帽，基层只会层层加码”，一位多次疫情处置颇为及时的地方卫健委的官员十分迷茫，“有飞机落地的城市简直看不到头”。另一位边境防疫工作者甚至感到“绝望”。

秋冬季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再加上德尔塔传播力激增，如果继续延续政策惯性、以零容忍为目标，各大小城市势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和病毒共存是一项技术活

与目前的“清零”，把病毒“闷死”相比，“与病毒共存”显然更为不易，需要更精细化的管理。

让“与病毒共存”不变成让居民“自生自灭”的核心是把新冠造成的诊疗压力，压在当地医疗系统的诊疗能力之内。

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科主任医师李侗曾也表示：“我们主要担心的是疫情对医疗系统的冲击，比如说大量的感染者症状比较重，他们需要住院，甚至需要进监护室，那么就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挤兑医疗资源。另外，这些病人占据了病房，占据了监护室，其他人可能住院就更困难。然后又牵扯大量的医护人员”……

他提到：“很多国家的策略是把这个速度放缓，只要是每天出现的感染者人数在一定范围内，重症病例数在一定范围内，社会能接受，医院能承担。”

陆蒙吉提到，德国对当下防控程度的判断，主要取决于医疗服务的容量和疫苗接种率。同时，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德国已经做过一个估算，“接触率到75%、85%或者95%的话，总共会有多少死亡事件，多少重症，多少人需要住院，多少人会感染？都发生在什么地方？依此来调配医疗资源。”

他介绍，之前德国一度采取过的高度管制措施，是在没有疫苗情况下适合的模式，但疫苗的出现改变了规则，让放松防控变得有可能。“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跟世界隔绝。”他说。

对中国，陆蒙吉提议：“很多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本身医疗服务水平不是很高的地方，可以有目的地去扩大医疗容量，增加医疗服务的可能性。”比如，针对性新冠肺炎的治疗，专门去培养有足够能力经验的医护人员、有计划地去储存相关物资，还要有预案。

李侗曾也提出管理精细化的建议。他认为，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差异较大。“是不是可以适度地把防控策略的制定权利，下放到各省或各个城市，然后各地也可以有自己的考虑。”

“比如一个地区，医院的床位数少，重症监护室的床位数少，那政策就定得紧一些；医疗资源充沛的地区，就稍微松一点儿。”李侗曾举例，政治中心，或者要办大型运动会，可能政策可以相对紧一些；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地区，可能可以考虑允许承担的病例数多一些。

“与病毒共存”同样意味着全面地转变观念，消除对新冠的恐慌，政府更理性和精细地依据数据进行管理，公众也不会因为恐慌，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

香港大学的病毒学家金冬雁提到了一些没有清零，医疗资源却并未发生严重挤兑，医疗系统也没有崩塌的国家，“它们其实是看百万人平均的感染数，这个数目在可控范围内，便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但这样的精细化措施，显然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决策者应该通过之前各地出现的情况给一个可行的、具有指导性的标准和策略——出现多少无明显关联的感染者，应该做全城全员检测。如果是少于一个两个，可能没有必要（全员核酸），只需要做流调就行，这样的话就把整体的防控的成本降下来了。”

在动态清零的目标下，也有降成本空间。“要在逐步解封无风险区域的过程中，减少社会总成本”，上文提到的病毒学家则建议，“需要改变策略，大城市清零一般三十天内可以。中高区域可以封闭管理二十天左右，其它城区如连续三轮核酸无检出，封闭管理了十四天后，立即恢复正常，在大部分清零的情况下，高中风险区孤岛封闭管理即可。”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