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写单霁翔？
前一段的“大视野”写过《破局》和《破题》，分别讲述了药政改革与央企改革的一些故事。更早前，写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到底在哪里》。我相信，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未完成国家”，中国还有巨大成长空间。
这些空间怎么打开？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再靠增量扩张，而要靠存量改革，靠优化资源配置方式。这就是破局、破题的意义。
这篇文章的主角是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他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这位自嘲“是给世界最大的四合院看门的，只是不小心被网红了”的故宫第六任院长，在7年零3个月的在岗期间，让故宫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5月8日，在卸任一个月后，他又受聘为故宫学院院长，继续他和故宫的不了情。
为什么要写单霁翔呢？因为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将存量资源的价值进行了极大化开发、让价值能被社会公众更好地进行分享的人。他真正善待了公共资源。而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善待公共资源的情况触目可见。
我曾去过在一座一线城市的美丽景区旁建的一所气象不凡的学院，地方提供土地，北京某部委下属的7家机构出钱，据说花了20亿元。由于利用率低，宿舍走廊铺的地毯都有一股味道。一个专业性教育培训机构，有什么必要花这么多钱建？算过经济账吗？本质上无非是搞些培训，完全可以利用社会的存量资源（如高校、宾馆、企业大学），但硬是建成了总建筑面积逾11万平方米的浩浩学院。
类似这样的问题，上面并非不知道。4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指出，今年用于减税的资金是中央政府通过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央企上缴利润和盘活沉淀的财政资金来筹集的，“这一大笔钱要确保在一年之内落实到市场主体身上，但也很可能有人将之视为‘唐僧肉’，当作巨额利益来追逐”。
会议还举例说，从今年一季度财政运行情况看，非税收入同比增长了11.8%，是一段时期以来增速偏高的，这其中有合理因素，但也不排除有不规范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甚至可能是乱收费；各地都还有不少政府性楼堂馆所，有的租赁出去了且经营得很好，但收入却没有纳入预算；还有一些单位财政资金长期沉淀，趴在账上吃利息，成了部门利益；针对社会上反映比较多的政府采购质次价高、效率低下甚至暗收回扣等突出问题，要进一步改革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提高采购透明度，严惩腐败行为。
解决上述问题，人人都知道答案，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但一谈到全面，很多部门又会把矛盾扯到历史问题或者别的单位身上，绕来绕去，我自岿然不动。
这就是我想写单霁翔的原因。他充满主观能动性的作为，对于那些尸位素餐、碌碌无为者来说，是一个警醒和启示——手握社会资源的人，握的不是权力和私利，而是责任和义务。
启示之一：建立开放与平等的新观念
2012年，单霁翔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用了5个月，踏破了20多双布鞋，走遍了故宫的9371间房屋，这就是他可以挖掘的资源。在他的努力下，故宫对外开放出了史无前例的空间和文物，极大改善了参观者的体验，故宫的文物修复师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对象，“故宫萌”老少通吃，故宫屡上“热搜”，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单霁翔是从国家文物局局长位置上调到故宫的。由局长而院长，由管全国文物到管“一件文物”，尽管副部级的职级不变，但在一般人看来，权力还是小了很多。单霁翔用实践证明，对于社会来说，一个人有权管多少地方并不重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能创造多少价值才重要。
单霁翔上任前，故宫发生了失窃案、错字门、会所门、哥窑钧瓷损坏等“故宫十重门”的事件，上任一年多后，也发生过展览部一位设计师因工作矛盾将两位部门领导刺死的恶性事件，一直在舆论的风口上。
单霁翔并不回避问题，上任不久就召开媒体通气会，谦称当院长对他是一个挑战。他希望故宫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变得透明，坚持对媒体开放，也不怕某些报道不够准确。慢慢地，媒体开始主动地关心故宫。
单霁翔认为，文化遗产保护无法孤芳自赏，需要与民众平等交流，“这些文化遗产资源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人们的现实生活做出贡献，才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不断推出适合人们今天生活的优秀的文化活动，让人们休闲的时候想走进博物馆，参观完之后还想回到博物馆，这才是一个好的博物馆。”
这就是单霁翔的“新文物观”：
- 文物应该真正“活起来”，不但有灿烂的过去，还应该有“有尊严的现在”，并且走向未来；
- 文物保护，不是锁在库房里就是保护好，也不是建了一个高大上的博物馆、只要观众来就是好；
- 文物保护不只是博物馆的事儿，每个人都有保护文物的权利，每个人都应该获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只有当人们共同保护，共同呵护，共同守护，共同监督，它才最安全。
启示之二：资源是属于公众的，要向公共打开
单霁翔刚到故宫时，故宫对公众开放的区域只有30%，“非开放区，游客止步”的牌子随处都是；99%的藏品沉睡在库房里，观众所见不到1%；故宫有10200件时期不同的雕塑，都在库房睡觉，有的高大的雕塑甚至连库房都没有。大量室外文物和库房，常年无人清理。观众进故宫，主要就是看皇帝上朝、睡觉、结婚的地方，没有把故宫当一座博物馆。
单霁翔在库房里看到过被叠至11层的紫檀、黄花梨家具，在南城墙下见过两尊沾满灰尘的1500年前北齐时代的菩萨。有一次到库房，他吓了一跳，秦始皇兵马俑就躺在台阶底下。
这些宝贝，这些资源，外人以为都保护好了，其实是命运多舛。
在单霁翔领导下，故宫人开始对1200栋古建筑进行修缮。武英殿修好了，变成了陶瓷馆；慈宁宫修好了，变成了雕塑馆；80年前被烧毁的古建筑修好了，变成了故宫学院。接着，要把沉睡在库房里的文物修好，为此建立了文物医院，200名文物医生汇聚一堂。
修好的文物放在修好的屋子里，按原状重新布置，就有了新的参观空间。
故宫有四个花园，两个明代的，两个清代的，也都对外开放了。
他们还开放了城门、角楼、大戏楼。过去城墙不开放，城门角楼里是库房。东华门存放的是24万块珍贵的乾隆版《大藏经》，他们小心翼翼拿下来，开始建设和筹划《大藏经》和书版的仓储式陈列展览。东华门今天是古建筑馆，神武门是临时展厅，对观众开放。
2014年，故宫开放区域达到52%，2015年达到60%，2016年达到76%，2019年初达到80%。这些场景、空间、物品，是新创出来的，但原始的资源，其实一直都在那里，只是堆积封存着。
单霁翔常说，当文物得不到保护，就没有尊严，蓬头垢面。得到保护，得到展示后，就光彩照人。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藏品一共有1862690件，单霁翔希望，每一件都要光彩照人。
越开放，安全压力也越大。故宫建立了5个中控室，最大的有65面大屏幕，指挥3000多个高清摄像头，从10个方面进行监测。所有管线全进入地下，不再穿越红墙和古建筑。
启示之三：以消费者为中心，改善体验，创新产品
故宫曾存在严重的购票难、排队长、入厕难等问题。
在单霁翔看来，关键是“究竟是以自己方便为中心，还是游客方便为中心”的问题。如果以自己管理方便为中心，可能就会让观众不方便。而以观众方便为中心，可能过去很多传统的做法就要改变。
故宫增加了售票窗口，保证98%的游客3分钟内能够买到票，还设计了网上购票与现场扫码的入宫方式；广场上与故宫文化无关的商铺被清除了；以前走累了只能坐在石头栏杆上休息，现在做了1400把椅子和很多树凳，随处可倚；大殿内采光不好，引入了LED冷光灯；为便于学知识，推出了有40多种语言的讲解器，设置了512块标识牌。
一个被广为引用的例子是女士入厕问题。单霁翔说，我们经过大数据分析、多次反复实验，发现女士洗手间应该是男士洗手间数量的2.6倍，于是按这个比例进行了调整，终于不用再排队了。
午门是故宫的正门，以前三个门洞，中间的专为接待贵宾车队所用，时常紧闭，而两侧门洞排满了观众。单霁翔觉得很不合理，想把中间的门洞也开放。有部门反对说，“贵宾开车进故宫是几十年的礼遇，不能换了一个院长，礼遇都不要了”。但他坚持，终于在2013年初发布公告：故宫开放区内不允许机动车再驶入。当年4月，法国总统奥朗德参访故宫，成为近几十年来第一位步行进入的贵宾。
为让观众获得更好体验，有序参观，故宫进行了限流，每天只接待8万人。但与此同时，全部1862690万件文物藏品都公布到了网上，可以查到任何一件藏品的信息。三个摄像室源源不断把藏品的照片、古建筑照片拍摄后上传到网上。故宫还推出了App，推动数字绘画、数字织秀、VR影像，成了一年365天的掌上博物院。
单霁翔说：“大家喜欢故宫的景观，有一年紫禁城初雪，120万的点击。后来不下雪，我们就拍了红月亮，2000万的点击。《韩熙载夜宴图》，把古代书画立起来，点击进去就能深度阅读书画历史，看到当年的文字，听到当年的琴声。”
2010年，故宫文创网店“故宫淘宝”开张。但最初，趣味性、互动性都不足，影响不大。单霁翔上任后提出，故宫文创产品应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以故宫文物研究为基础，二是把文化资源真正地融入人的生活。由此打通了文创产品的任督二脉。
大开脑洞的故宫文创产品，已经突破1万种，年销售额突破15亿元。
启示之四：每个领域都可以发挥企业家精神
德鲁克在1985年出版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指出，企业家是这样的一种人——大幅度提高资源的产出；创造新颖而与众不同的东西，改变价值；开创新市场和新顾客群；视变化为常态，将变化视为机遇而加以利用。
他说，无论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无论私人企业还是公共部门（包括政府部门），无论高科技企业还是非科技企业，都可以有企业家，也可以具备企业家精神。
在我看来，单霁翔就是一个企业家，只不过他经营管理的主体是故宫。
企业家是不怕承担风险的。单霁翔做的很多事，如每周一闭馆、限流、扩大开放区域、拆除违建、将非故宫单位清出宫墙、搞活文创产品，都有过争议。但单霁翔不甘心“平庸的太平”。
企业家是不怕担当责任的。单霁翔刚上任，大家关心他会烧出什么三把火。他表示，一把火也没有，因为故宫最怕的就是火。他设了三道禁令，禁烟、禁火、禁车。禁火第一天，故宫共截下8000多个打火机。拆违建，单霁翔身体力行，亲自参与，他不是把活派下去了就完了，而是在现场跟大家一起干。他提出必须实名制购买门票，惹怒了上百个天天在宫内上班的“黄牛党”。单霁翔曾亲自制止“黄牛”和保安的冲突，差点跟他们打起来。他顶着恐吓，把实名制立住了。
单霁翔大力创新，员工的工作量、工作强度增大了不少，有人说提高了两三倍，比如展览多了，文物修复任务就很重。一位故宫副研究馆员说，“最开始有不适应，但开放的益处也很明显，更多的人愿意投入一些资金帮助我们去建设故宫、修复文物，原来做不成的事儿，现在通过外界的支持和帮助，就能做成了。”
单霁翔自称“布衣院长”，别人叫他“网红院长”，我认为他是一位有企业家精神的创新院长。
这一切的背后是辛苦的付出，但单霁翔乐在其中。在制作App“皇帝的一天”时，他最终审核，他体验了一下古代皇帝的生活，说，“皇帝也是蛮拼的，早晨不到5点就得起床，不给吃饭，背四书五经背一个半小时，还是不给吃饭，所以做什么都得努力啊。”他说，晚上躺到床上，从来五分钟之内就睡着，一年可能做不了一次梦，也失眠不了一次。
没有对公共负责的精神，存量改革就没有希望
中国有大量的资源。上下五千年就是我们的文化资源。在充满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人那里，上下五千年不是一潭死水，而是青春无敌。
可惜的是，在有权力和机会使用公共资源、社会资源的人那里，有多大比例是抱着对消费者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真正把资源的价值开发出来的呢？
我常常看到的是，不但不好好开发公共资源，而且用各种名目，把公共资源管着，封着，甚至管死。由于大量的部门化、封闭化、既得利益化的资源配置和使用方式，我们的社会资源，被闲置、限制、浪费的情况比比皆是。
最重要的公共资源可能是信息。政府信息资源使用中的问题，可能比楼堂馆所的低效使用更值得注意。
今年4月15日，修订后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公布，规定了“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并删除了之前备受争议的“三需要”（即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需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为条件）。这是积极的进步，但现实中，财政预决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等重点领域的信息公开还有待大力改进。在公共资源配置方面，举凡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保障性住房分配、国有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政府采购、国有产权交易、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等等，信息公开的及时、完整和透明程度还很不够。
如果政府信息被“孤岛化”“内部化”“部门化”“套利化”，既是对政府信用的伤害，也是资源有效配置的障碍。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维茨曾指出，在公共物品的环境下，信息无效的问题更突出。“每个人在这个系统中都可以采取策略性的行动，即为获取最大的效应或收益，他可以隐藏对自己不利的私人信息或告知别人错误的信息。”公权力的拥有者总会拿出各种理由，证明其行动是为了公共利益，但社会没有办法识别，他们究竟是为了公益还是为了部门化、个人化的私利，也缺乏机制对其进行有效监督。
我们怎样才能设计一种机制，避免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资源配置损失，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化利用呢？没有对公共负责的精神，存量改革就没有希望。
在单霁翔那里，我看到的是，文化这种资源的价值，与其说是留存下来的，不如说是创造出来的，是在以消费者为本的变革过程中呈现的。
文化是一个社会最底层也是最深刻的力量，但如果不用心守候，用“新”守护，它只是遗迹。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主张。他谈的其实就是资源配置问题。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单霁翔这个有些另类的院长，给人留下了太多启示。这些启示的应用范围，应该远远不止于故宫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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