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治理实验与研究项目规划书

危机治理实验与研究项目规划书

一、项目背景与目标

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社会危机已经到了不得不认真治理的时候了，这是中国经过三十年经济改革成功的衍生物。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基本建立起来了市场经济体制，基本解决了物资匮乏问题，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社会自治、政治民主体制严重滞后，财富分配机制严重不公。这导致了在市场化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博弈出现了大量的不规范、失控的事件。这些事件的积累叠加最终形成了社会危机的显现。社会危机主要表现是一系列的群体性事件的集中爆发。最近几年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有“瓮安事件”、“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最近发生的“乐清事件”也具有代表性。

面对社会危机政府、学者、民众都在不断的进行危机治理的尝试，但是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共识”和“社会行动”的背离（王锡锌，2011）。危机治理的效果不明显，没有产生影响大的标志性的成功个案；危机治理的研究水平不显著，专家学者还没有总结出切实可行的危机治理理论。中国危机治理的严重形势需要有进行全方位的创新实验和研究。现在有一个比较可行的策略是：

1、搭建一个危机治理的实验和研究的公共平台，这个平台可以吸纳来自于政府、企业、NGO、研究机构、媒体机构、律师机构、民众代表来共同参与（参见王锡锌，2011）；

2、选择一个可以控制的中小危机事件进行治理实验；

3、在治理实验的基础上进行学术研究进而总结出危机治理的理论并且提出危机治理的对策。

“危机治理实验与研究项目”就是基于以上的危机分析和认识，为了打造危机治理成功案例、寻找危机治理的理论、战略、方法、对策而设计的。

二、选择石狮黄金海岸危机事件的原因

解决石狮市黄金海岸危机事件的必要性。

福建省石狮黄金海岸土地问题起因于1993年9月福建省石狮市国土局、石狮市永宁镇政府从永宁村、浯沙村、沙堤村、外高村黄金海岸地区征地。此次所征土地数量2000亩，征地涉及人口7000多人。由于村民对征地程序、补偿标准等不满意导致村民不断上访、抗议、反对。十八年来，围绕黄金海岸土地问题冲突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因征地问题被抓村民达100多人次，村民被打200多人次，发生严重冲突50多起，被烧房屋50余间，直接和间接导致村民被杀死3人，已经形成了对石狮市和谐稳定构成挑战的冲突和危机了。石狮市地处台湾海峡西岸，是台湾同胞、海外同胞的故乡，石狮市移民在港澳台、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很多，这些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同胞已经对家乡发生危机事件多次表达了关注，如果事态继续恶化不但会对当地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而且会伤及港澳台同胞和侨民对祖国感情，甚至会形成不良的国际影响。石狮市黄金海岸土地问题引发的社会危机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石狮市黄金海岸危机事件的代表性。

随着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各地政府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征收农民的集体土地从事房地产、工业、城市拆迁、基础设施建设，因土地征收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比较著名的包括河北定州事件、黑龙江富锦事件、浙江衢州事件也包括最近发生的浙江乐清事件。据不完全统计土地问题已经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65% 。因此，解决好土地问题引发的危机事件就等于解决了农村社会危机事件一大半。治理石狮市黄金海岸征地引发的社会危机对解决其他地区因为土地问题引发的社会危机具有参考意义，同时危机治理也具有相通性，石狮市黄金海岸征地引发的社会危机治理的实验和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探索其他方面的危机治理。

石狮市黄金海岸危机事件的可控性。

石狮市黄金海岸危机事件虽然持续时间比较长，参与人次也比较多，社会影响也比较大，也有一些剧烈的环节，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中小型事件，并且通过我们机构的介入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现在事件仍处于可以控制状态。此外，黄金海岸所涉及的村民组织化程度高，已经建立了村民代表机制，失地村民推选了村民代表，形成了临时性的公民社会组织。当地的老年协会在权益维护过程中也扮演着与政府沟通、与海外沟通的重要角色。当地政府虽然在处理社会危机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由于危机还处于可以控制状态，政府与村民、外界的互动还保有一定的弹性。这种局面对我们进行危机治理实验和研究都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三、项目实验设想

危机治理实验应该包括危机控制、协作参与、危机治理平台形成、危机化解、制度化提升。

危机控制主要是通过外部介入防止事态扩大，阻止事件恶化，自2010年9月新时代对石狮市黄金海岸危机事件介入，现在已经基本上控制了事态，防止了事态扩大。

协作参与主要是指不同主体对危机治理的参与。现在危机事件已经不可能由一家机构来独立应对了，建立协作参与机制是危机治理创新的重要途径。在危机治理过程中，除了政府之外，专家、记者、律师、NGO从业人员、媒体人员、民众代表是重要的治理主体。其中网民通过自媒体方式对危机治理进行干预是危机治理创新的重要环节，应该给与重要关注。

危机治理平台形成是指在治理危机过程中为协作参与者搭建新的治理平台。传统的危机治理模式主要强调政府的作用，在多元、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危机治理是一项社会化行动，政府在危机应对中要慎用警力、慎用强制手段，更多的是为社会参与提供服务提供平台，不断引进危机治理的学者和专家，一定要认识到扩大公众参与是危机治理创新的重要方面。

危机化解是指在多方参与下，通过对话、通过协商、通过参与来最终使得危机得到治理和化解，最终形成协议式的处理，将危机转化成社会进步的起点和动力。

制度化提升是指通过危机处理将危机治理的经验或者危机反应的社会要求转化为社会制度，从而使危机治理得到制度化提升，或者消除危机爆发的根源。

四、项目研究

危机治理研究在最近几年内，已经成为了一门显学。但是，中国危机治理研究仍然处于摸索阶段，无论是危机原因分析、危机发生规律、危机治理规范、危机治理能力建设、危机治理成果制度化转化等等方面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石狮市黄金海岸危机事件治理将为我们提供一个零距离的样本。我们可以在资料收集、比较研究、危机主体分析、危机治理主体扩大、协作机制形成、治理成果制度化提升等方面展开研究。

五、成果发布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中国将处于危机多发时期，如何进行危机治理，如何在危机治理过程中稳步推动社会转型将是中国不得不直面的一个大课题。石狮市黄金海岸危机治理的研究将有助于危机治理公共平台的形成，有助于危机治理的经验积累，有助于危机治理成果的制度化转化。在项目结束后应该对项目成果进行推广和提升，为此，我们设想在项目结束后要召开危机治理会议交流危机治理经验，为有关部门提出对策和建议。

                             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
                                    2011年1月16日

附件：

1、 “中国社会转型论坛”关于危机治理的讨论http://www.51xinshidai.com/a/shanzhi/2011/0116/3759.html

“中国社会转型论坛”是由新时代教育研究院和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共同主办的。是以讨论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问题为宗旨的社会性、公益性会议组织。

第七期论坛于2004年11月7日在中关村南大街31号空间技术研究院招待所会议室进行。此次论坛的主题为“公共决策与扩大参与”。论坛由周鸿陵院长主持，论坛轮值主席张星水律师介绍了动物园拆迁中民间人士参与公共决策的成功案例，著名学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先生做了精彩点评，有来自政府、企业、NGO、学界、国际基金及媒体的代表等各个领域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约50人参加会议并积极提问或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第八期论坛于2004年12月5日在中关村南大街友谊宾馆会议楼101室进行。

此次论坛的主题为《转型期的官民关系良性协调研究》。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电子政务研究院副院长杨凤春教授做了主题发言，有来自民政部、联合国驻华代表处、企业、NGO、学界、国际基金及媒体的代表等各个领域机构的约40人参加会议并积极提问或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第十期论坛于2005年4月24日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为“平行的公民社会”。论坛由周鸿陵先生主持，由全国十大律师、论坛轮值主席张星水律师介绍了九届论坛的基本情况和各位来宾，由国家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女士作了精彩讲演。

崔教授从全能社会与公民社会的理念及建立合作型秩序三方面阐述了在我国建立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思路。有来自政府、学界、企业、NGO、及媒体的代表约50人参加了论坛。论坛气氛热烈。与会者多数发表了各自有关如何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见解。

第十二期论坛于2005年12月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此次论坛由新时代教育研究院、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北京师范大学探索学共同举办。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政府管理创新与构建和谐社会”。论坛主席周鸿陵先生与北师大探索学社的负责人王海强共同主持了此次论坛，有来自各大院校的学子、政府、学界、企业、NGO、及媒体的代表约90余人参加了论坛。论坛名誉主席、国家行政学院博导竹立家教授做了《中国政府管理创新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精彩报告，会场不时发出热烈的掌声。部分论坛参与者的提了颇有新意的问题，包括张星水律师、王海强先生、付光辉先生等等分别发表各自中肯的评议.

2、协商维权 和谐维权（中国企业导刊，2007年10月号http://www.51xinshidai.com/a/shanzhi/2011/0116/3757.html）

协商维权 和谐维权
——来自河北容城县王家营的报告和启示

周鸿陵 成 岩

从无序到有序，从冲突到和谐
王家营创造了协商维权模式

王家营村是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东部一个村庄，和华北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白沟大市场隔河相望，一段纠葛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就发生在王家营村东面毗邻白沟市场的地方。

1990年代初期，那是个项目乱飞、开发无序的年代。在全民经商、圈地开发的大潮下，王家营这片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的热土，吸引了北京华宇开发公司、天津霖达实业公司、天津亚中开发公司的眼球。他们三家公司在1992年、1993年分别通过容城县经济开发办公室协调，从王家营村买走了200亩、150亩、80亩土地使用权。此外，在全民办企业的热情中，容城县税务局、工商局也出资占用了50亩、21亩土地。当时，这些土地的出让购买手续都不健全。这些情况和当时其他地方一样，一切以加快发展为中心，为了引进资金一切从简。用当时流行的话叫“先上车后买票”，或者叫“先生孩子后报户口”。

那是个无序的年代，也是个冲突的年代。据王家营村民反映，当时村民对这些土地的转让并不完全同意，只是由于村里的事务被原村支书侯占芬所控制，许多村民敢怒不敢言。一些维权意识强的人，也有的向有关部门偷偷地反映过问题，但最后都是杳无音信。

    随着国家的宏观调控银根收紧，这些土地都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其中华宇公司投资最多，进行了土地平整管线铺设，还建设了一部分楼房和商亭，但最终也没有完成开发；霖达公司则只建设了一栋开发楼；亚中公司买下土地后则没有进行任何开发。随着国家土地政策的规范，霖达、亚中公司分别于1995年补办了有关手续，华宇公司则于2001年补办了有关手续，县税务局、工商局没有补办有关手续。

造成土地荒芜开发停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原王家营村支部书记组织黑恶势力对开发进行干扰是主要原因之一，在土地开发停滞期间，一直到2000年在“打黑”行动中这股势力被惩办之前，这股黑恶势力曾长期霸用这些土地进行非法牟利。

黑恶势力被依法除掉之后，土地转让出售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开始浮出水面。这些问题包括：土地转让补偿款具体数额到底是多少？土地转让的手续合法与否？土地权属问题有没有疑问？土地补偿款合理不合理？……围绕这些问题，维权村民黄小田、刘贺群、张大井等人先后到了国土资源部、河北省国土资源厅、保定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容城县有关部门进行上访。

2004年3月，维权村民经过竞选成为村民委员会成员，王家营的维权从村民维权开始转向村民自治机构代表村民维权。同时，维权活动开始由上访转向依靠诉讼进行维权，先后起诉了华宇公司，县土地资源局等机构，但没有解决村民维权问题。同时，他们也通过了一位容城籍的作家向河北省主要领导反映该问题。之后在省委主要领导批示下，河北省国土资源厅成立调查组，最后在调查的基础上，部分问题得到了解决，查清了土地转让全部收入，追回了被有关部门截留的款项，县税务局、工商局占用的71亩土地被依法退回给王家营。但是仍然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华宇公司、霖达公司、亚中公司占用的330亩土地到底合法不合法，以及土地补偿款到底适当不适当；二是县有关部门拖欠向王家营的借款181万元没有得到偿还。

在此期间，一些村民采取了激烈的维权方式，他们想通过阻止华宇公司的建设项目来达到维权的目的，这最终导致了一起暴力事件的发生，使维权蒙上了一层阴影。2005年8月16日，华宇公司的施工单位负责人王某指使陈某等人手持砍刀、洋镐柄将村委会成员张大井及其妻子叶小芬打伤，这一恶性事件出现后，维权走到了十字路口。同时，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就在前不久，保定市定州刚刚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在维权群众与开发商发生了一件影响很大的流血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最终用地机构被迫撤离了那片土地，用地机构的此次事件的策划人、主使人及其雇佣的主要实施人都被处以极刑，定州市有关负责人也受到严厉的处分，保定市有关领导也受到了影响，维权村民也付出了数十人的伤亡。那是个不但对保定产生了严重影响的事件，也对整个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事件迫使人们对维权活动的方式，对政府应对社会危机的方式进行反思，甚至引发了对中国社会能否进行和平变革和安全转型的思考。正是一些类似的重大事件，促使中国在新的发展时期作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选择。王家营事件是中国社会维权的一个缩影，同时这也是一个危机干预的一次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的机遇。王家营事件的处理和解决有可能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案例和标本，这有可能引起政府行政方式的转变，引起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变动，其中的经验教训将有可能对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变革产生影响。

2006年1月初，王家营村委会通过容城县一个著名的维权人士扬书田联系到《和谐论》作者宋旭民。宋旭民在1月9日“中国社会转型论坛”第13次会议期间，与同为论坛轮值主席的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星水、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咨询中心主任周鸿陵对王家营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他们决定接受委托，力争创造一个通过对话、谈判、协商进行危机干预的实验典型范例，并成立了和谐实验课题组，课题组理论指导为宋旭民，组长为周鸿陵，首席法律专家为张星水，联系人为扬书田，成员包括周敏、夏鸣远、刘舒慧、刘春华、郭辉等人，还请几位资深专家和资深媒体人士作为顾问。此后，他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容城县委、县政府支持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了项目预期，为王家营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冲突走向和谐，作出成效，为协商维权、和谐维权，甚至为中国社会和平转型创造了一个个案。

官民良性互动，多方协商对话
王家营探索了协商维权机制

课题组认为：要形成协商维权机制，达成和谐维权目标，必须赢得当地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争取在地方党政领导的主导下，构建官民良性互动、多方协商对话机制。这就要在深入了解案情和成因的同时，了解相关各方的情况、态度和需求。

课题组通过一定渠道对县主要领导进行了了解。县委书记刘建立，早年在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有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风；县长孟宪玲，早年在保定市政府研究室工作，对农村土地问题有一定的研究；常务副县长刘延平，一直在容城工作，对当地村民了解很深，有亲民爱民的口碑；主管农业、土地、民政的副县长曾文，有多年的农村基层工作经验；主管市场建设的副县长师国立，也一直在容城工作与群众关系较好。这个班子对王家营土地问题非常重视，2005年就成立了专门班子来研究处理王家营村土地问题。由常务副县长、主管市场的副县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牵头成立了工作小组，其中主管农业的曾文副县长负责日常工作。日后，项目组也经常与他进行具体的讨论。

    此外，也对主要开发商进行了了解，主要是新任华宇公司负责人的巨德勤、以及在华宇公司占用的土地上进行开发的张友方、薛振海。这三位开发商也都期望能通过协商对话解决问题，使市场能够早日开发。

其次，还要抓住对话的机会。一个偶然的机会为对话协商打开了大门。

    2006年1月19日，项目组在接受王家营委托协商处理土地问题的同时，也接受了另外一个委托，那就是在2月底之前召开关于王家营土地问题的研讨会和暨新闻发布会。这个会作了很多准备，请到很多著名法学专家和“三农”问题专家，虽然最终没有召开，但这个会的策划却引起了容城县委、县政府的极大关注。正是这个没有按时召开的会使容城县政府和村民展开了直接对话，使整个项目出现了转机。

项目组长代表全体项目组成员向县委主要领导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项目组成员致力于创造和谐协商解决社会冲突的宗旨意愿，表达了项目组努力通过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达到多赢、共赢局面，为容城县消除不稳定因素，推进容城县和谐社会建设的思路。同时也分析了当前社会环境下，政府需要在解决危机方面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的意义和价值。此外还介绍了项目小组在处理王家营村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构思，包括项目定位——服务社会；项目目标——促进社会和谐；利益交汇点——市场有效开发；项目原则——尊重历史、照顾现实；项目关键步骤——思想教育（公民教育）；项目方式与过程——对话、协商、妥协等等。强调“用和谐的思想指导解决问题，其过程将是一个协商、妥协、智慧、文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方都要承受必要的牺牲，每一方也都会将自己的权益得到伸张。要放弃解决问题的传统方式，即完全斗争的方式，要在共处、共荣、共赢的基础上使矛盾得以化解”。之后，县领导采纳了项目组的建议，从此王家营项目被正式纳入协商对话的程序之中。

    但是启动协商对话的程序并不意味着可以自然而然地就能够解决问题。一方面，这个问题毕竟存在了14年，其中复杂的变故，甚至积怨都增加了协商对话的难度。但是各个方面能否转变观念、理性对话则是重要的因素。在最初的对话中，一些官员的意识并没有转变，高高在上、瞧不起村民的言行时有发生。某些村民的臣民意识或暴民意识也偶有显露，对官员表面顺从而私下抵触，在对话过程中偏执、无序也多有表现。另一方面，对话技巧的欠缺也增加了协商的难度。为了促进项目进展，帮助他们掌握对话技巧往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对话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开会，但开会的秩序维护，意见表达的技巧，表达意见的文明程度都不尽如人意，甚至一些人不讲诚信，都增加了对话的难度和成本。在这些观察中，项目组成员都更加明白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提出民主要从学会开会开始的缘故了，孙先生为了使民众更好地参与社会活动，把美国一本教导人们如何开会的书亲自翻译给国民，并将此书中文名字定为《民权初步》，可见其用心独到而良苦。从一定意义上讲，转变观念提升技能也属于特定的公民教育。其实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公民意识教育贯彻在项目始终。

协商体现智慧，妥协折射文明
王家营达成了和谐维权效应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抓住机遇将社会问题的解决引导到协商对话内置式方面来。

    任何社会都存在危机和风险，问题是在传统社会里往往以对抗式方式来解决。在那样的社会结构中，虽然也有部分开明的政治家认识到了社会需要通过协商、通过对话、通过互相让步来解决社会冲突，但往往这种方式不是一种主流的社会认识，更不是一种制度安排。在传统社会里，谈判协商其实只是一种基于现实的需要所采取的权宜之计，所谓刚柔相济、宽严相济、绥靖政策而已。现代社会是以公民为本位的社会。公民和臣民的重要区别就是公民的独立性，公民的个人权利可以依法得到伸张和实现。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公民与企业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可以通过谈判改变契约内容。政府的治理不再具有绝对性和无限性，政府治理更多的表现为为公民服务方面来。因此，在现代社会，政府、市场、社会属于不同的系统，他们之间通过社会契约来共同治理。这样，在现代社会治理的范式中需要各个系统承认自身的有限性，要通过对社会共同体相互承担责任，要互相承认对方的利益存在，因此现代社会治理的范式下，需要把社会问题内置于社会共同体之中来解决。这就需要承认现有的社会秩序，在此基础上改革完善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问题需要尊重社会秩序，通过对话协商、民主法治来解决，而不可以采取外部冲突依靠权力或民粹式的极端方式来解决社会危机，这样既可以防止社会危机的扩大，又可以创建文明解决社会危机的案例与机制，为社会危机干预与和谐治理进行制度创新准备。

王家营和谐实验项目，其实就是遵照这一理念而进行的。当王家营维权开始走向外部冲突化的时候，血的教训使村民、政府、开发商都提高了警惕。他们从血的教训中开始清醒，在维权的十字路口面前，开始止步，开始探索新的维权方式，新的危机干预方式。村民倾听了专家的理性的声音，政府作出了防止事态扩大的措施，使危机处于一种可以控制的状态，最终和课题组一道将危机干预模式引向了内置化的程序方面，避免了事件外部化扩张，为对话解决打下了基础。这是王家营事件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此基础上，项目组展开了全方位的深入而系统的调研。

调研的过程也是协商的过程，独特之处是与不同方面的代表进行单独协商的过程。同时调研的过程也是进行公民思想教育的过程。调研的对象包括县国土资源局、晾马台乡政府、王家营村委会、王家营村民代表、华宇公司及其在华宇公司占用土地上进行开发的张友方、薛振海为主的远大商贸城。

整个调研历经45天，于2006年5月16日结束并撰写出了调研报告。报告对王家营村土地问题的产生、演变、现状、焦点，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在调研的基础上落实了土地权属问题，根据调研分析提出了解决王家营村土地问题最终思路和建议：开发商对王家营村进行必要的经济补偿；政府在王家营村所属土地的市场化过程中给予政策支持；王家营村对政府依法行政、开发商依法开发积极支持。

报告完成后递交给了所有的当事方和调研对象，并向县委、县政府进行了呈送。各方对报告的结论和建议都表示基本可以接受，也都表达了要继续委托项目小组进一步开展具体协商工作。

从2006年5月16日到6月22日，项目组组织了多次协商会议进行对话、协商。

6月26日，项目组完成了《关于解决王家营村土地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记载：“鉴于霖达公司、亚中公司使用土地手续补办较早，土地征用价格差异不大，土地补偿基本公平，其重点围绕华宇公司使用土地问题进行了协商，最终达成了解决共识：因华宇公司使用的土地补办手续较晚，华宇公司出资150万元人民币作为土地补偿追加款支付给王家营村委会，王家营村委会应积极支持开发商对其所开发的土地进行开发建设。……”

协商是最困难的阶段，也是各方讨价还价的阶段，同时在协商过程中也受到了多方反复的困扰。不过在项目组成员看来，这也是正常的。毕竟王家营村要将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投入到市场中，交给其他人开发，那对土地的感情是很难割舍的，那种依恋那种无奈，也常使项目组成员感动。而政府也需要从领导一切、统制一切，逐步接受政府、市场、社会共治的趋势和局面，那种转型也是痛苦的，毕竟在现阶段政府改革就意味着分权和制约。对开发商而言，开发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毕竟土地闲置不能开发的时间拖得太长了，那是3年多时间的空耗啊！

不过，通过对话基本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有关各方都在协商中得到了收益，至少是得大于失。

王家营得到了更多的补偿，其村民的权利得到了维护，也为在日后市场开发中有更多的参与创造了条件；

政府可以放下一个包袱，可以用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为当地百姓更好地创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

开发商可以在和和气气中进行开发并获取收益，当然，他们也必须在谋取利益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与当地居民共谋发展，他们知道：和气才能生财。

同时，这个项目也向人们启示并证明：只要改变观念，扩大公民参与，理性对话协商，官民良性互动，各方妥协共赢，就能够和谐维权，就能够解决社会危机，就能够在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推动中国社会安全转型。

3、吉林新村土地问题解决方案（http://www.51xinshidai.com/a/shanzhi/2010/1221/3117.html）

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

关于原九站乡新村土地问题的商谈纪要
       二00七年十 一月六日

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受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九站街道新华社区（原昌邑区九站乡新村一社、二社）委托，就其1994年以来发生的土地问题进行了调研，2007年11月4日——5日研究院周鸿陵、夏鸣远、陈义欢同区领导于振华、张振怀进行了沟通商谈。双方就和谐解决这一问题，达成了共识。

双方认为，该土地问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鉴于传统的社会体制、复杂的社会矛盾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等特殊背景，有其发生、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以，对新村土地问题的认识，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社会背景前提下，做出认真分析。

双方认为，农民（市民）在申诉、上访过程中，与政府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对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都带来了许多消极作用。如果不能尽快消除这种局面，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影响到全局许多方面的健康、协调发展。但是农民（市民）若产生急躁情绪，采取过激行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是不可取的、违法的。应当采取合法的程序来解决问题。研究院和政府引导并支持农民采取合法的程序或合法的形式走合法维权的道路。

双方认为，对问题的实质性解决的基本原则，必须建立在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当前的现实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坚决依靠法律和政策，坚持以和谐为总纲，采取兼顾历史和现实的原则、兼顾多方利益原则、以及得失均衡原则、公平公正原则等实事求是的认真对待，利益各方均应奠定和谐思想，追求多方利益平衡，这才是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

双方认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尽力促进政府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是非常关键和必要的。政府为研究机构的调研活动提供帮助和支持，研究机构协助政府作好稳定群众的工作，实现和谐协商、互通信息、共同努力、促进问题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最终达到圆满解决问题。

促进社会和谐是党的十七大的主题思想内容之一，坚持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过程中，双方愿意就此土地问题做出进一步的努力，促进百姓与政府以及多方的团结、融合、合作、共赢，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张振怀
 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     周鸿陵

4、处理群体事件 干部培训幕后揭秘（法制晚报  2010.1.12 http://www.fawan.com.cn/html/2010-01/12/content_230093.htm ）

中国群体事件10年增5倍　县长将接受集训

中评社北京1月13日电／10年群体事件增5倍，国家应急管理人员培训基地开始建设，对象初步确定为县长一级。

　　法制晚报报道，我国将加强应急管理培训，加快国家应急管理人员培训基地建设。

　　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国家行政学院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上述要求。

　　意见指出，加强应急管理培训，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加快国家应急管理人员培训基地建设。

　　回顾这两年出现的情况，2008年有贵州省瓮安事件、云南孟连冲突事件、陇南事件、石首事件，2009年发生的吉林通钢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无一不刺激着政府管理层的神经。

　　因此，基层政府如何应对这些“突发事件”、“群体事件”，成了百姓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成为政府智慧的展示。

　　支持专家：

著名公共行政学专家、中国行政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

　　著名社会学家、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周鸿陵

　　背景：10年群体事件增5倍

　　近两年的群体事件具体发生次数，虽然没有相关的具体统计，但是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指出，从1993到2003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每年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每年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

　　竹立家指出，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期，由于公共权力的缺失、滥用和变质，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冲突加剧，所以造成群体事件、突发事件比较多。

　　竹立家指出，这些事件大多是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基层政府部门相关联，一些基层政府部门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公权私用，所以引起了群众不满。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云南发生孟连事件后，中共云南省委一位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设问：“为什么人民群众一闹事，人民政府就派人民警察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警察被人民群众围住，人民政府就设法把人民警察从人民群众中解救出来。”

　　支招：培训治标基层改革治本

　　著名社会学家、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周鸿陵表示，为应对群体事件爆发，提高基层官员管制能力，进一步稳定基层社会，建立应急培训基地，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周鸿陵同时指出，仅仅是对官员进行培训，而不和基层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很有可能是治标不治本。他表示，把培训和制度建设相结合，才能保证群众的利益不受侵犯，没有制度，群众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如通过公共权力侵犯利益，就会严重侵害群众利益。

    近两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2008年6月28日

　　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突发事件。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大楼均不同程度被烧。

　　事由：贵州瓮安县公安局对一名女学生死因做出鉴定，但死者家属不肯接受鉴定结论，此后事态扩大。

　　2008年7月19日

　　云南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发生一起暴力冲突事件，执行任务的公安民警被数百名群众围攻、殴打；民警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2人被击中致死。

　　事由：当地群众不满警方抓捕几名“违法犯罪人员”。

　　2008年11月17日

　　甘肃陇南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陇南市委上访，随后一批闹事者冲击了陇南市委大院，69名武警、2名民警和3名记者被打伤。

　　事由：部分拆迁户担心行政中心搬迁后，其利益受损。

2009年6月17日

　　湖北省荆州市石首市发生数万群众围观起哄，围堵道路事件。

　　事由：当地一酒店厨师非正常死亡。

　　2009年7月24日

　　吉林通钢集团通化钢铁股份公司发生群体性事件，一人被打身亡。

　　事由：部分职工不满企业重组。

    分析：官员介入市场易起纠纷

　　竹立家表示，为了提高各级官员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和灾害事故的能力，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并对突发事件和应急管理进行课题研究，国家行政学院正在筹建首个国家级的应急管理培训基地。

　　竹立家指出，每个偶然事件的背后实际上都有权商勾结，且没有揭发出来的事件也可能有权商勾结这一现象，如上海大楼倒塌一事。上海倒楼事件发生后，有媒体报道称，开发商梅都公司的多名股东系政府工作人员。

　　上海市有关部门表示，正在进行相关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媒体公布，但已确认梅都公司第二大股东阙敬德是梅陇镇镇长助理。

　　竹立家指出，土地过分集中，官商勾结、权商勾结这一现象比较严重。而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就是因为有官员介入市场，介入利益纷争。而建立培训基地有助于基层干部处理突发性、危急性事件，防止基层权力松散恶化。

　　全国已启动四次大规模培训

　　据介绍，近两年，国家行政学院先后举办了首期厅局级公务员应急管理专题研讨班、省部级干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题研讨班等。主要学习应急管理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相关理论知识，研讨目前应急管理工作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提高应急管理和指挥能力。

　　另外，从2008年11月以来，从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纪委书记培训开始，已经进行了四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培训。

　　方案：培训对象先确定为县长一级

　　竹立家表示，培训对象可能包括县委书记一级，培训县长，县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等。竹立家指出，某些地方官商勾结，导致利益冲突加剧，使得群体性事件多发，而这些群体事件多发生在地方，甚至出现在县一级政府，因此，首先把培训对象确定在县一级。

　　记者注意到，近两年所发生的群体事件几乎都发生在县级政府或县级市政府，如湖北石首为县级市，为荆州市所管辖；贵州瓮安为县级政府，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所管辖。

　　案例教学培训“实战”技巧

　　对于具体的培训内容，竹立家告诉记者，将以案例教学为主，尤其是一些群体性事件，将把这些案例进行具体的解析，也进行深入的分析、总结技能和技巧方法，注重实战性。

　　竹立家说，分析10个左右的典型案例可使官员对如何面对和处理突发事件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这些典型的事件带入教学中，不仅仅是单纯的授课，还将采用现场模拟还原等多种手段教学。

　　周鸿陵建议说，授课教师不应仅仅是国家行政学院的老师，而应进一步开放，这样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如邀请政府有关部门人员，邀请新闻媒体人员、律师等一线上的人士。这样可从不同职业人群中学到不同的内容，如沟通技巧、法律知识等。

　　对于周鸿陵的建议，竹立家指出，培训时不仅仅是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还将邀请国家部委的有关人士。

　　对于每期的培训时间，竹立家建议，以5至7天的短期培训为宜。

　　背景链接：突发公共事件分四类

　　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成4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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