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11-01 15:44:50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
中华大道
中华文明起源不是五千年而是八千年!
文字的出现并非文明起源的标志!
中华本源文化是太极阴阳和合文化即太和文化!
凡承续太和文化内涵者便是中华文明之精华!
凡悖逆太和文化本质者便成中华文化之糟粕!
弘扬太和文明东西文明互鉴共促人类文明升级……
中华文明之源与中华本源文化
察 今
文明起源的标尺
人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巴比伦文明六千年”云云。由此得出结论:中华文明起源比两河文明(包括巴比伦文明和苏美尔文明)起源要晚一千年。且有人类文字考古成果为证,似乎无可辩驳。
这是因为:人们把文字的产生当作文明起源的标尺。据考古发现:中国文字自轩辕黄帝时期的仓颉造字迄今已五千年左右;而巴比伦和苏美尔楔形文字迄今有六千年左右。
然而笔者认为:文字只是人类用来交流并记载事实和知识的工具、载体之一,并不能作为替代文明本身的唯一标尺。文明的实质内涵,是人类认知世界万物、协调人际关系、促进人类进化、推动社会进步的知识体系、科学文化体系、规则体系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文”者,纹也,不仅仅是文字,也包含纹路、符号和图像,即表述、记载文明之工具。“明”者,阐明、昌明也,阐释、明了促进人类进步、昌盛之知识与规范体系,即文明之实质内涵。
故此笔者认为:文明起源的标尺或标志不是文字本身,而应是:人类开始用符号、图像或文字较系统地记载和表述认知世界万物、昌明科技文化、协调人际关系、促进人类进化与社会进步的知识体系和规范体系。
中华文明的肇始
确立了文明起源的标尺,便可用以衡量和研判一种文明起源的肇始。
古巴比伦人六千年前用拼音文字记载了他们的知识体系和生活规范等等,证明巴比伦文明起源于六千年前;
古埃及人七千年前用符号和图画记载了他们认知世界的知识体系和对人神与祭祀的理解等等,证明古埃及文明起源于七千年前;
中华圣祖伏羲、女娲八千年前用图像和符号(太极阴阳互动八卦运行图及《河图》、《洛书》等)阐述与记载了他们认知天地万物、协和人际关系、促进人类进化与社会进步的知识体系和规则规律种种,证明中华文明起源于八千年前。
在尚无中华系统文字的时代,伏羲在家乡甘肃天水的卦台山观天察地,悟出了天地和人类、万物的运行规律(即太极阴阳互动和合规律),并运用太极阴阳八卦运行图像和符号,简约而系统地阐明和记载了这套系列规律与知识体系。
华胥圣母衍生的龙祖伏羲与凤祖女娲结为伉俪后,以身作则带领族人,开创并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度,从人类原始的群婚杂生状态的母系社会,率先步入了单婚优生的父系社会,促进了人类的优生进化,协和了人际伦理关系。
在西北自然资源局限和生态灾变(风暴沙尘等)种种原因的驱使下,伏羲、女娲率领族群逐步东进河北平原、南迁河南中原的征途中,又先后在黄河与洛河一带发现记载了天文、天象知识的《河图》和表述人类万事万物运行数理关系的《洛书》,受此启发,在济源王屋灵山悟出八卦延伸、演绎成八八六十四卦的系统完整的太极八卦图谱及其揭示的天文地理人伦的运行与消长规律,还与族人在生产、劳动中发明了“结网而渔”、养蚕而织等技术,从此,世界上有了渔网等生产工具和丝绸华服,成为人类初始的科技创新成果之一,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进步与生活品级的提升。
其实,后来有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发现,中华大地上出土了上万年前的骨刻文和石刻文。如果以文字的出现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尺,那中华文明就有上万年了。不过笔者还是认为:上万年前的文字是零星的,尚未证明已成系统,更未证明其表述知识体系。因此,中华文明起源还是始于伏羲时代的八千年前。
什么是中华本源文化?
本源文化,是指某种文明起源初始时期认同并弘扬、传承的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和知识内核。
中华本源文化,即伏羲、女娲创立并弘扬的太极阴阳和合文化(笔者简称之为“太和文化”)。其基本理念是:宇宙天地、人类社会、世界万物都有阴阳对应,都应互动平衡,都应和合共生,不应互斗相克。其价值取向是太极和合、平衡和谐,核心价值便是“和”。其知识体系的内核便是:太极阴阳互动平衡共生和合,是天地宇宙、人类社会和万事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即后来所说的“道”。
在伏羲、女娲及其部落、族群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也不断践行和弘扬“太和文化”。譬如:一阴一阳互动平衡和合之道,在男女婚姻关系上的实践,便创始并确立了含有阴阳平衡、男女平等性质的“一夫一妻”制;在人与人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关系上的实践,便形成了和谐友好、多元和合的良性社会,哪怕在一时难以避免的局部争斗或战争之后,无论胜负,都能最后达成和平共生、和合共荣,而不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或者胜者为王为霸、败者为奴为寇。在生产、生活乃至工具、技术发展中,诸如结网而渔的渔网发明,也不能说与阴阳对应互动、八卦循环互联的文化启迪无关。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不是一厢情愿地“战天斗地”,而是顺势而为,趋利避害,东进南迁,顺应自然,择地而居,与自然和谐相处。
以上种种,皆是我们中华圣祖伏羲女娲施行太和文化、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创始典范之举,也就是中华本源文化的最初示范。在此后的各代圣贤与中华子孙的传承、实践与弘扬、发展中,逐渐形成并亟待完善以太极阴阳和合文化为内核、以万事万物阴阳互动平衡和谐为主导、以多元共生共和共荣为终极目标的“太和文明”。
太和文明:中华本源文化的一脉传承
尤为可喜的是,此后的中华圣贤,无一不继承、弘扬和发展了肇始于伏羲、女娲的中华本源文化即太和文化的内涵,形成了太极和合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精华。其主要哲学文化、政治文化、社会文化、伦理文化、健康文化、生态文化的精华内涵有:
1、多民族、多图腾嫁接兼容互补、多元和谐一体的“龙文化”
五千年前,作为华胥、伏羲族群后人的炎、黄二帝,在历史条件的局限下经过一段相互征战后,不以胜败论英雄,最终在太和文化的导引下,实现了和合一体:政治上二帝并称、和合共治;族群上通婚嫁接、融合一家;资源上优势互补、农猎并举;图腾上组合一象,初始成龙;文化上兼容并包,多元和融。其后,炎黄二帝联手,决战南方蚩尤,逐鹿中原,打败蚩尤之后,也并未把蚩尤部落吞没,使之沦为战争奴隶,而是在太和文化理念指引下,相互尊重,平等共荣,最终形成南北和融,三位一体,合称“中华”,从此,炎、黄、蚩尤三帝并称为“中华三圣祖”,历代尊享中华子孙的敬祭。至今北京城郊,犹有“中华三圣祖”纪念园。
南北三大族群、众多部落的联盟融合,其图腾文化也融合一体,逐步构建了由中华多民族图腾动物元素组合的的生灵形象——马首、鹿角、兔眼、鲟嘴、蟒身、鱼鳞、鲵须、鹰爪、虎掌等九位合和一体的外观与内涵与时俱进、不断丰富的“中华龙”的图腾。这,就是象征中华民族由多民族、多图腾、多文化多元和谐组合一体的“中华龙文化”。在此强调一点:“中华龙”与西方由蜥蜴之身和蝙蝠之翼二位一体的怪兽“dragon”风马牛不相及。将“龙”英译成“dragon”,是一大错译,贻害无穷,导致东西方文化交流设置了一道百年屏障。再此向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郑重建议:立即纠正错译百年、贻误东西方文化互动交融的“龙”字翻译,把中文“龙”字的英文翻译从错误的“dragon”改为音译“Long”,把英文“dragon”的中文翻译从错误的“龙”改为音译“绝根”,意指“dragon”乃断绝人类生命之根的恶兽。从中英文教科书、外交公文、主流媒体和导游、翻译做起,普及全国全世界,推倒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这道百年错译、错位的屏障!
2、“天下为公”、公推禅让的“公天下”政治文化
轩辕黄帝数代之后,接班统领多民族华人族群联盟的尧,在太和文化的传承与实践中,创始了一套“公推禅让”推选接班人的原始民主政治制度和“天下为公”的政治文化。
尧一生廉洁节俭,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指导大家种五谷,养牲畜,而他自己却住茅屋,吃粗饭,穿麻布,喝野菜汤,深得族群百姓敬重爱戴。当尧老了,族人劝他让儿子接班。尧不同意,根据太和文化的原理,认为天下和合运行,当由德能最优者居之,即应当由德、能最为卓越者来领导,领导人岗位应当根据客观的条件、通过民众的推举、公正的程序和平地转移给天下之德、能最卓越者,而不可根据血缘或其他强制因素,在封闭的群体内传承。这也就是后来孟子说的“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据此,尧创设了一整套“公推禅让”推选领袖接班人的制度和机制:
(1)继嗣者条件:天下之德、能最卓越者,必须具有卓越的治理之德、能、行:既有道德,又有能力,还有实践成果。
(2)公推主体:公众推荐提名,族群各部落代表汇总,族群联盟会议讨论遴选决定。
(3)现任领袖权限:有审议权、认可权和否决权(否决必须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但无提名权。
(4)禅让程序:经公众推举、族群联盟会议讨论通过、现任领袖认可,由族群联盟长老主持敬天祭祀的禅让仪式,由现任领袖把领袖岗位及其权力禅让、移交给新任领袖。
根据这套“公推禅让”推选接班人的制度和程序,秉承太极和合、天下为公的文化理念,尧组织族群公众推选德才兼备的领袖接班人,召集族群联盟会议认真讨论,比较鉴别,最后确定推举协助尧服务族群多年、德才双优、又有实践经验的舜,作为接班领袖。从此,公推禅让确定为选定接班领袖的法定制度。
帝尧创建的这一伟大的原始民主宪政制度(公众推举领袖并限制最高公权力的政治制度)——公推禅让制,其政治哲学原理正如后来的《礼记·礼运篇》所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就是共,王位(最高公权力)共有,而非世袭。大道之行的根本标志是“天下为公”,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家一姓一族一人之天下。天下不能没有领袖,但领袖乃为天下之共同福利而设立。为此,天下当由德能最为卓越者治理,领袖之位应当通过公众的推举、公平的程序和平地转移给天下之德能最卓越者,而不可根据血缘或强权等因素,在封闭群体内传承。从而把“天下为公”树立为中华治道之根本原则。
对于公推禅让制度,再后来的中国伟大的政治学家孟子曾这样点评概括:“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一个人成为继嗣者由多个因素决定:公众的推举、诸侯的审议、前任君王的同意、天意的认可、庶民的认同,但唯独前任君主无权提名。其实质内涵是:最高公权力的执政者,既要符合天意,也要合乎民意,而公众推举、民意认可,就是合乎天意,天意就在民意中!这样,君权(最高公权力)经过民众授予的法定程序,既是民授,也是天授,民授君权即天授!这与当今中国所主张的“老百姓就是最大的天”、“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授”,可谓一脉相承。总之,公推禅让制是公众推举并经相关各方通过且限制最高权力而最终完成的政治权力转移程序。具有鲜明的民主宪政因素,故可称之“原始民主宪政”。
舜被公推禅让为族群领袖后,不负众望,在此相对公平正义的制度文化激励下,带领华人族群开拓创新,开辟了新生活新时代。当舜老了,也遵循“公推禅让”的原始民主制度和太极和合、天下为公的中华本源文化传承,推选了改堵为疏、治水有功、德才兼备的禹作了领袖。
当禹老了,禹也按照“公推禅让”制度与流程让公众推选了德才双优、富有治理经验且发明凿井新法、造福民众的伯益,作为接班的领袖。然而与此同时,一着失成千古恨、让中华民族遗憾数千年的是:禹把兵权移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夏启,把主要精壮兵马大都交给了儿子统领。待禹去世之后,夏启不久便率领军队发动政变,把公推禅让、合法继任的伯益推翻了,自立夏朝,自命为夏朝国君。由此,创下了一个延续毒害中华国本的几千年的恶例:真正的统治者“一把手”不是治国理政的国君和元首,而是掌管军权的头目(夏自夏启,汉有曹操,民国有老蒋......)。更为大逆不道、违背中华太和本源文化的是:夏启从此废除公推禅让制,篡改为国君世袭制,把“公天下”篡改为“家天下”,把战胜的对手和自己的族群同胞贬为奴隶和子民。从此,中华历史进入了万恶的帝王奴隶社会,中华民族陷入了四千多年的帝王专制与皇权褫夺恶性循环的苦难深渊!中华太和本源文化在统治者的主流文化体系中,渐趋式微,甚至断层,同时还派生出一系列悖逆太和本源文化的中华文化糟粕(详见下章)......
值得庆幸的是,在少数历经苦难的明君和贤臣、尤其是一些人格独立、探求天道、悲悯苍生的创新型文人学者,在皇权专制的主流文化夹缝中,传承并弘扬、创新了中华本源文化即太和文化的种种支脉(下文将列举若干)。不过,这中华本源文化的一脉相承,几乎成为支流,成为“民间文化”、“边缘文化”。然而其生命力却曲折延续、经久不衰。
3、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的“易道文化”
相传在上古时,伏羲氏创造了先天易(也叫先天八卦),神农氏创造了连山易(也叫连山八卦),轩辕氏创造了归藏易(也叫归藏八卦)。以上从伏羲到神农到轩辕,就是一种“易道文化”的传承。虽然大多是用图像演绎和表述,但其内涵都是延续了太极阴阳互动平衡、易变运行达成和谐的精要,显然是中华太和本源文化的古老传承的主流一脉。现在道教、佛教乃至某些符咒文化的教义中,还遗存有先天易、连山易、归藏易中的一些很神奇的秘传内涵。
到了三千多年前的商朝末年,被商纣王囚禁的周地诸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囚而演《周易》,在牢房里把伏羲以来各代圣祖以图像为主表述、传承的太极阴阳八卦和合运行图、《河图》、《洛书》、《连山易》、《归藏易》以及种种《古易》等,用文字系统翻译、解读并创新为《周易》,即传承今日的《易经》(后来还附含了孔子编撰的《易传》),从文字、译解上系统传承、弘扬并发展了太极阴阳协和、五行相生相克的太和文化思想体系。
由此,《周易》成为了中国的圣经,成为诸子百家之源,成为中华“六经之首”,成为指导中华民族三千多年来认知宇宙万物和社会、人生和谐运行规律的宝典。
4、“共和礼治”、“和而不同”的“和文化”
太和文化的核心,就是一个“和”字。在传承和发扬太和文化的进程中,有三位圣贤特别值得一提。
一是西周初期的周公,在周厉王乱政逃亡之际,拒绝夺权称王,而与召公联手暂代执政,实施礼治天下,协和官民关系,开创“共和元年”,形成“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和谐局面。虽然周公自己也是文王武王的嫡亲后代,但他依然执政不篡政,居功不自傲,等周厉王儿子长大成人,悉数还政归位(不过笔者认为:此时周公错失了一个恢复施行尧舜公天下的公推禅让制的历史良机!)。这便是周公践行太和文化、维护社会和合开创的“共和礼治”。后人为之编撰了六经之一的《周礼》。
二是西周末年的大臣史伯,也从理论与实践上传承、发展了太和文化,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认为:只有多元和谐,才能万物共生,一味追求同步同调、统一声音统一色彩统一舆论,则琴瑟奏不出优美的乐曲,画家画不出美艳的图画,社会没有多样化活力,也就没有继承发展的可持续繁荣。
三是春秋时期的孔子,除了系统地继承、发展了周公的“礼治文化”,对史伯的“和文化”也有深化的表述。诸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明确提出了只有多元、多样化的不同,才能达成真正的和谐,一味强求同一、统一、一元化,都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和谐和融。
5、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的民本文化
战国时期的孟子,坚守“天下为公”的中华本源政治文化理念,直言不讳地向君王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旷世真理,明确摆正了民权、国家主权和君权三者的关系,创立了以民为本的中华民本文化。
孟子认为:人民是社会和国家的根基,人民创造的财富是社会存在与发展以及统治者维持统治的基础,民心的向背决定天下的得失。统治者只有得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治理好国家。要得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做到经济上富民、惠民;政治上宽民、爱民;思想上教民、化民。君权必须服从于国家社稷的主权;国家社稷的主权必须服从于百姓的民权。
今人常说:“人权高于主权”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是“西方反华势力的阴谋”云云,殊不知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孟子,早就主张民权(人权)高于主权(国家社稷之主权)了!
6、仁者爱人、兼爱非攻的“仁文化”
“爱”字当头,博爱天下,也不是西方圣贤的专利。25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明确主张仁慈、仁政,“仁者爱人”。稍后战国时代的墨子率先提出“兼爱”思想,即爱一切人类,不仅要爱自己的亲友师长,也要爱陌生的世人甚至对手、敌人。这与西方圣贤提出的“博爱”,不是异曲同工之妙么?墨子同时还提出“非攻”,主张尽量避免战争,协和各方,使各方各得其所,让百姓太平安乐。这与西方的“和平文化”有何实质性区别呢?
此外,与太和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精华还有: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天道文化;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道文化;
“厚德载物”、“格物致知”的物道文化;
“众生平等”、“齐同万物”的生态文化;
“世界大同”、“协和万邦”的邦交文化;
不论资历、公平考任的科举文化;
以信为本、无信不立的“信文化”;
义为利先、舍身取义的“义文化”;
尊老爱幼、长幼有序的“孝悌文化”;
勘天测地、造福人居的勘舆文化;
阴阳辩证、五行生克的医道文化即中医文化等等。
上述种种文化精华,无不贯穿着一种平衡、和谐的太和文化的内核。至今蜿蜒传承、生生不息……
文化糟粕:中华本源文化的千古悖逆
自中华天下为公的“公天下”四千多年前被华夏不肖子孙夏启褫夺为皇家世袭的“家天下”以来,在皇权专制、君权至上的“主流文化”主导下,不断派生出形形色色悖逆中华太和本源文化的一系列文化糟粕,给中华民族带来恶斗循环、精神扭曲、游离世界文明潮流的数千年灾难性恶果!譬如:
1、皇道:皇权天授、帝即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道文化;
2、霸道:朕即国家、朕意即法、“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的霸道文化;
3、匪道:公器私夺、以武力篡权、“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匪道文化;
4、魔道:你死我活、争权夺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文化;
5、诡道:“民可使之不可知之”的愚民文化;
6、权道:权力至上、权力崇拜、有权就有真理的权本位文化;
7、官道:官分九品、人分九等的官本位文化和等级文化;
8、财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官商互利、唯利是图的逐利文化;
9、妇道: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妇道文化;
10、奴道:奴颜婢膝、媚上欺下、狐假虎威为虎作伥的奴才文化;
11、谄道:迎逢拍马、惟上是从的谄媚文化(俗称“马屁文化”);
12、黑道:玩弄权术、坑蒙拐骗的“厚黑文化”等等。
上述中华文化中的种种糟粕,无一不背逆了和谐、共生的中华太和本源文化的根本。故此,我们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精华的同时,一定要鉴别、剔除中华文化中的文化糟粕。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复古;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创新,与时俱进,融入世界文明,与之优势互补,共促多元共荣。而辨别、判断文化精华还是糟粕的最佳标尺,便是看其是否符合或背逆中华文化本源的太和文化!
这,正是探寻中华文化之源、认知中华本源文化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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