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长文：疫情之后政府应当采取的“十大政策”

笔者在《疫情之后社会经济即将出现的“六大效应”》一文中，分析和预测了社会经济即将出现的六大效应：弹簧效应、过度补偿效应、涨潮效应、转型效应、地球村效应和一体化效应。新的灾难，一定会积蓄起新的能量。这就是不破不立、不激不发的道理。这些效应不会自动出现，只是当前国际国内社会经济的状况所蕴涵着的潜力。政府还应该主动作为，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政策，促使有些效应真正出现，以弥补由于疫情导致中国社会经济停滞所产生的损失；同时遏制一些效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社会经济能够有一个健康持续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

一、以更加科学合理的综合指数补充甚至取代GDP

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核算框架源自20世纪大萧条和世界战争期间的需要，当时，各国政府第一次有了掌握总体经济生产能力的需求。一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被公认为是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中国于1985年开始建立GDP核算制度，并于1993年将GDP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GDP这个指标对于中国与国际接轨、激发各种社会力量投身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局限性，也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逻辑过程。从世界范围的实践来看，这个指标的局限性是相当明显的，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GDP用市场价格来评价物品与劳务，没有把几乎所有在市场之外进行的活动的价值包括进来，特别是漏掉了在家庭中生产的物品与劳务的价值。简单地说，许多家务劳动本质上很有价值，是一家人幸福与否的直接体现，但并没有列入GDP，主要是不好衡量和统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假如家务劳动的价值得到承认，可以免掉多少夫妻间的口角，彼此再也不用因谁为家庭做贡献的多少而产生矛盾了，进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比社会增加了多少GDP更有价值。

二是GDP不能体现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没有包括环境质量。设想政府废除了所有环境管制，那么企业就可以不考虑他们所引起的污染而生产物品与劳务。在这种情况下，GDP会增加，但福利很可能会下降。空气和水质量的恶化要大于更多生产所带来的福利利益。

三是GDP也没有涉及收入与分配。人均GDP告诉我们平均每个人的情况，但平均量的背后是个人收入的巨大差异。许多平均数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假如经济建设的绝大多数成果被少数形形色色的寡头和利益集团所垄断，也许平均数越大，这种不公平越严重，人民的获得感就越低，不满程度也就会越强烈。

四是GDP概念源于交换产生财富的原理，其基本条件是：一是交换必须自愿，二是交换必须不妨碍第三人，三是交换必须在两个清晰的产权主体之间真正发生。假定不符合这三个条件，那么所得出的GDP的数据就会有瑕疵。如强制交易的GDP、妨碍他人的GDP、出口创造的GDP、投资产生的GDP 、消费带来的GDP等等都会影响GDP的总有效积累。

说起强制交换，比如房子是用来住的，属于居民的刚性需求，不得不购买或租用。如果社会上炒房盛行，那么普通人不论是买还是租，就属于强迫交换，其所产生的GDP就是虚假的。再比如，到处可见的“拉链式”马路，只要有施工，就会产生GDP，但它对于人民生活的便利性没有好处，只是少数人采取不正当的手法得利。这类的GDP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2010年2月14日，日本政府发布的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1月公布的58786亿美元少4044亿美元，中国超越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经济财政相与谢野馨在同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表示：“邻国经济的大发展是很值得欢迎的事。重要的是，我们要借助于近邻的经济发展，让我们的下一代也过上现在这样富裕的生活。”

从上述几位日本政界要人的话语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GDP的数字不重要，人民生活是否幸福才重要。我们应该坚决摒弃单纯以经济指数增长的高速度，而是要以经济全面发展的高质量理念来取代，更加关注人民的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现在的经济学仍然没有诞生以“有限”为前提的经济活动的理论和方法，无论哪个企业经营者都在追求“增收增利”，无论哪个国家都在追求“GDP增长”。实际上，“国民幸福指数（GNH）”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从GDP到GNH”才是方向。

能够比较准确反映国民幸福程度的指数，应该具备三个起码特征：一是数据真实可靠，作假的难度太大，甚至几乎不可能。比如，用食盐量来衡量人口数据，就比人口统计更为真实可靠。二是能够反映家庭和个人生活水平的真实状况，比如，反映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比重的恩格尔系数，就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家庭、地区和整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三是能够反映生态环境变化的真实状况。四是能够反映技术创新和教育水平的状况。

关于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指标，笔者所参加的一个研究团队，正在研究一套能源综合指数，它是由能源消费指数（居民消费，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其它）、能源效率指数（单位能耗，技术水平）、人均能源消费指数（总人口，人力资本）、能源结构指数（传统能源，清洁能源，排放水平）和生态环境指数（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其它）所构成，可以真实综合地反映出一个城市或地区以能源为显示器的综合社会发展状况。

    这里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通过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设置，来最大限度地避免经济“注水”。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是南强北弱，自唐朝以来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1000多年。但是，实际生活中总有人要弄虚作假，前几年北方几个省区的GDP数据大幅下调，有人调侃说这是因为纸里实在包不住火了。2019年，各省陆续公布了第四次经济普查的结果，共有14个省份下调了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一些省份的下调幅度之大，显然已经不能用“疏漏”来解释了。山东省下调近万亿元（相当于差出一个郑州市），作为经济第三大省，一下子与广东和江苏拉开了距离。天津市下调近30%（相当于差出一个南昌市），映证了两年前滨海新区曝出的数据注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集体脱下穿了多年的众人看不见、自己也不信的“皇帝的新衣”，终于完成了卸装仪式。西北五省区里，只有新疆幸免；华北五省市里，只有北京幸免；东北三省加上河南，只有河南幸免。而在南方，只有广西小幅小调，湖南微调。再看世界500强企业，北方的17个城市所属的19个企业，如果不从事能源行业，一半的选择没了；如果不从事传统行业，几乎没有选择了。这样的状况，就看不到有任何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局面。过去说，吹牛可以不上税；现在看来，吹牛不仅要上税，吹得太过分会死人的。

    不论采取什么指标体系，人民的真实生活感受是最核心的衡量标准，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数就是物价指数。通货膨胀猛于虎，只要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钱不值钱，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就打了水漂，其生活水平和质量必然下降。因此，将遏止通货膨胀、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政府施政的先决条件，是一切文明社会的本质要求。

二、研究并实施更加充分有效地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四分”管理体制

这次疫情，实实在在考验了中国的强大国力和有效体制。国力和体制这些元素，平时似乎离我们很远，许多人似乎仅仅生活在自己的小确幸里。强大的国力给了我们回旋余地、力量和潜力；有效的体制确保了我们的极限抗压能力，也显示出其强大的组织力和动员力。

不论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自治，责任之大，事功之难，而安危转换，祸福无定，加之学有专攻，能力有限，切不可任由一方包办替代所有的事情。劳动分工理论，其实也适用于政治领域，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办理。以此次疫情而论，中央不可能比地方更早地了解和感知到究竟疫情来源何处，有多么严重；而地方更无力像中央那样可以统筹全局，调配各方力量全力支援疫区防治。湖北省从面积、人口和经济发展状况来说，与欧洲的一些国家相当。从应对这次疫情所能够调动的物资和组织力量，仅凭一个湖北省（在国际上就是一个国家）的力量，根本无法应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同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一些国家面对疫情时的束手无策。

任何时候都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而且这种积极性的发挥必须与所承担的责任相匹配，既不能主观上想建功就积极，客观上有困难就推诿，而要将其视为国家治理能力的一部分。此次疫情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未能阻止疫情的发生，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后悔药。第二个阶段，正在进行之中，而且卓有成效，接近尾声。第三个阶段，进行深刻、全面的经验反馈，究竟实施什么样的中央与地方“分级、分层、分责、分权”的“四分”管理体制，才能有效保证今后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这是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不能再有什么“鸵鸟”意识。

三、中央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若干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行业和企业的掌控力

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最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能力，是我们抗击疫情的最大底气！此次应对疫情，许多大型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就以抗疫急需物资生产和供应为例，战疫需要什么，中国企业就造什么，许多企业发挥资源和技术优势，迅速转产。

2月6日，中石化宣布要发挥生产原材料的优势，从无到有建起生产线，分秒必争提升日产。到3月份，中石化日产口罩达100万只。截止3月5日，“三桶油”全员跨界，为了祖国拼了！2月29日，包括普通口罩、医用口罩、医用N95口罩在内，全国口罩日产能达到1.1亿只，日产量达到1.16亿只，日产能和产量双双突破1亿只，分别是2月1日的5.2倍和12倍，极大地缓解了口罩供需矛盾。3月11日，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应用制造歼-10、歼-20飞机的数字化技术，研制出全自动口罩生产机，目前已下线投产，每台机器可连续工作24小时，1分钟就能产100只口罩；24台机器的口罩日产能超300万只！

除此之外，各地企业提前复工甚至紧急转型应对，保障前方一线的战疫物资，表现出了民族企业的魄力、担当和应变能力。2月6号，五菱宣布联合供应商生产口罩，仅用7天的时间，完成了从零到100万只口罩的交付。为解决熔喷布原材料，中石化12天建起一座用以制造口罩原料熔喷布的生产厂。

最令国人激动和骄傲的就是，几十家国企和民企联手在短短的十天之内建起两座专科医院，再次让世界领略了“基建狂魔”的实力！其实，我们从一天24小时连续不断的现场施工实况转播中看到，哪有什么“基建狂魔”, 只有建设者们争分夺秒的“生死时速”。

除了中央企业，许多知名的民营企业的表现也都可圈可点。疫情之初，情况不太明朗，大家一时间都不知道一线需要啥，自己能干啥，许多企业的第一反应就是：先拿钱！互联网巨头们基本上起步价就是一个亿，包括网易、拼多多、快手、美团、百度、字节跳动，等等。腾讯先捐款3亿，后追加2亿，2月8日继续追加10亿，一共15亿。阿里巴巴第一时间设立了10亿元医疗物资基金，之后又设立10亿元的爱心助农基金，帮助推销农产品到疫区。截止1月30日，全国800家企业的捐款就已经达到130亿元。

医务人员和医院施工现场人员的吃喝用度，都有企业供应，所有的物资一应俱全。

京东和阿里巴巴都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声明：平台所有口罩绝对不允许涨价，对于借机搞事的店家永久封店！

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2月10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一位陈司长说：“哪个企业能开发一个服务社区抗疫的软件？这比捐十个亿还管用。”话音刚落，腾讯和阿里的新产品就出来了，阿里云公众号当天就推送了一篇文章《听说国家有需要？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宣告阿里云联合支付宝、钉钉推出免费的智能社区疫情防控小程序，可以帮助社区一线工作人员完成出入登记、健康打卡、疫情通知等工作。另一边，腾讯几乎也是同时发文：“报告陈司长，这样的工具，腾讯云已经准备好了！”

受到对美贸易战影响的“国之瑰宝”华为公司，更是没有闲着。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5G网络基站，就是华为紧急建设的。疫情期间，湖北官方使用的会议系统、远程会诊系统，从技术到设备，基本都是华为提供的。早在大年初一，华为就已经在往武汉发救援物资了，给火神山医院捐手机，最后一公里的路无法通车，华为4位员工手提肩扛，用了整整3个小时把1000台手机一箱箱扛到交付地点。华为还做了很多事情，华为的官网上都看不到。这就是华为的风格，做事低调，很少宣传，但是出手果断，从不含糊。我想这种作风应该成为中国模式、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大企业是这样，无数小企业也在默默地奉献着，也许他们的价值不是很多，但滴滴细流可以汇聚成大江大河。国家是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回过头来，再从国家的产业布局和资本运作平台来审视未来国家应对类似的、或者比此次疫情更为严重的紧急公共事件的体制安排，可能更为重要、更带有根本性的意义。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应对公共突发事件，除了自发的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还必须要有强大的物质力量。对于国家而言，这种物质力量的来源就是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行业和企业的掌控权，而强大的央企是这种掌控力量的重要载体。

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大行业包括医药、电力、交通运输、粮食生产、育种、水资源管理和核能，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个领域出现重大问题，都会带来全局性的重大灾难。以核能为例，迄今为止的三次重大核电站事故，所产生的灾难影响仍未消除。尤其是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更是成为压死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最后一根“稻草”。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把他的人生分为两大时期，即“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前和之后”。前苏联没有管理好核电站，我们应当永远引以为鉴，中央必须从技术、组织、管理和干部配备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对核电行业和企业的管理，使之真正成为国家战略能力的支撑力量。

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医药、电力和交通运输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就以交通运输为例，1月27日至3月14日，全国其它地区通过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邮政快递等运输方式累计向湖北地区运送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83.71万吨（其中包括医疗酒精、消毒液、医疗器械、口罩、测温仪、应急帐篷、防护服等疫情防控物资及相关生活物资34.57万吨），运送电煤、燃油等生产物资143.7万吨，共计227.41万吨。假如没有中央可以直接指挥的交通运输能力，这些物资不可能及时地运到疫区。

粮食生产、育种和水资源管理三大领域，直接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更是不能出现半点差错，否则，就会引起极大的社会动荡。以育种为例，涉及遗传基因和生物工程的重大核心科技创新能力，它事关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种族安全的重大战略议题，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央只能、也必须加强对这些行业和所涉企业的影响、管理和控制。

在上述行业里，必须以资本为纽带，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培育可以由中央直接管理、调动和指挥的大型企业集团，通过这些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开发各自领域的核心技术，并且建立和拥有一支作风扎实、纪律严明、技能高超、值得信赖的产业工人队伍。有了技术和队伍这两个核心要素，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应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黑天鹅”事件，同时也可以满足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必须强调指出，所谓市场，主要指市场运行的方法和手段，而不是单纯的所有制结构的改变，市场化不是私有化，也不是民营化，而是全社会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民主化、公正化，让消耗自然资源所产生的财富让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得到充分的拥有和享受。

    四、加大力度取得疫苗研制和其它领域科技创新的突破

现在中国的疫情基本得到了控制，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输入性疫情成为重大威胁。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尽快研制成功新冠病毒疫苗，进而会出现“疫苗英雄”。这个工作目前全世界都在拼命干，但最有希望、最快研制成功的还是中国。在疫情爆发之后，国家就部署了疫苗开发的紧急科研攻关任务。这次是我们利用举国体制做的项目，不计成本的资金投入，大量科研人员一天24小时玩命工作，目前进展很快。3月6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忠伟介绍了我国新冠病毒疫苗开发的进展情况。从一开始就部署了5条技术线路同时推进，包括灭活疫苗、基因工程重组的亚单位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几科是所有可能成功的技术路线，国家都在砸下重金。预计到4月份部分疫苗有希望进入临床或者应急使用。在此之前的3月3日晚，央视《新闻联播》报道，由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闻令即动、争分夺秒，集中力量展开应急科研攻关，在新冠肺炎疫苗研制方面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3月16日，陈院士团队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获批启动展开临床试验，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是这个春天带给中国人民的第一声春雷。在网上流传着一张这位女院士、女将军自己接受注射疫苗的照片，令人动容。我们对这位巾帼英豪的壮举除了敬佩，还是敬佩，并祝她保重自己，取得更大的成果！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没有闲着，有条件的实验室都在争分夺秒地研制疫苗。3月17日，《美国之音》报道，美国西雅图市凯撒华州卫生健康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于3月16日对参与试验性冠状病毒疫苗测试的第一位志愿者进行了注射，“开始驯服冠状病毒”。报道说，美联社记者观察了首位志愿者接受疫苗注射的过程。这位志愿者是一家小型技术公司的雇员。这项试验性研究将为共计45位健康的年轻志愿者注射两剂疫苗，注射间隔为一个月。美国公共卫生官员表示，疫苗获批需要12—18个月的时间。凭着美国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世界第一的综合国力，在研制疫苗这件事情上并不会落后于中国。美国的成功，也是世界的成功。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我们乐观其成，也祝愿其成。

我们的国力基础，不是朝鲜战争奠定的，而是六十年代相继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七十年代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的高科技成果作为战略支撑力量。这次要想彻底战胜病毒，需要科技的突破。今后，为了使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更需要其它领域更多的科技成果。这正是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个以举国体制为荣的新型大国的急切要求。

五、更加确保信息发布与传播的透明、准确和及时性

此次疫情过后，要将可以公开的一切信息公开，接受公众的质疑。权威部门对一些与大众健康直接相关的问题解释清楚。比如，网上有一个视频，讲一位老中医去年就预测了江南会发生瘟疫，这到底是迷信、碰巧还是有什么科学道理？现在中医的一些方子能治病，这是几千年中国传统实践的结果，但有无做生物化学分析？到底一副汤剂里的哪些成分会治病？这些都需要医学界有专人做细致的工作，而不只是引用别人的一些所谓结论，或者只是对于中医相信还是不相信，相不相信的依据是实践结果，看其能否治病。3月1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李昱说，在这次抗击疫情中，中医药参与面之大、参与度之深、受关注程度之高，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全国支援武汉的医疗队里有近5000人来自中医药系统，全国有97个中医医疗机构作为定点医院参与了救治工作。李司长提供了《光明日报》3月13日刊登的一组数据，说明了中医药早期干预的效果。没有1例轻型患者转为重型，没有1例普通型患者转为重型。在国家发布的诊疗方案中，所有的中药方剂都显示出了非常好的临床疗效。我认为，对于中医，既不能神化，更不能漠视，而是通过这类具有科学价值的官方权威信息，逐步揭开中医能够治病的药理基础，才能使公众逐步增强对中医的了解和信心，中华传统医学文化的精髓才能得以发扬光大。

    解决一些阴暗问题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信息公开化，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公开站出来表达真实的信息。17年前的非典和这次的新冠病毒疫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国人宁愿相信钟南山的话，也不愿意相信个别官员说的话。钟南山最近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他的学生不让他进病房，这当然是晚辈们对他的爱护，他也深知这一点，自嘲说“也许他们认为我太老了吧”。表面上是自嘲，实则反映出在一线治病救人的并不是他，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妙手回春”之术，还是要靠科技、靠集体的力量。

说到钟南山，笔者在疫情期间，写了一些赞颂医务工作者而使某些人觉得“残忍”的诗词作品，其中一首《七律钟南山院士咏》发到《今日头条》，不到两天的时间，阅读量突破10万。区区56个字的一首诗，超过我本人所发表的几百万文字的阅读量总和可能都不止。这说明了什么？正如一位诗友所说：“诗一般，钟南山不一般。”如同17年前一样，“钟南山”三个字就意味着顶级流量。这就是民心民意啊！钟南山的最大价值，不在于他的医术高超，而在于他说出真相的胆量超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就是问题，这就是危机，这就是可以改进的空间。既然真话的力量如此巨大，我们就要充分地利用这种力量，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六、进一步加大提高法治与人权意识的力度

疫情期间，人们呆在家里闲得无聊，只能通过手机关注一些社会上的“八卦”，也有一些网友发布一些视频，以供大家了解在官方渠道之外的一些信息。其中有一个视频引起网友的极大关注，一家人在家里打麻将，被社区值班人员冲进家里掀翻了桌子，一个小伙子质问：“难道一家人吃饭也要隔离吗？”

在家里打麻将算不算违法？疫情监督人员是否有权随便到别人家里，更不要说不由分说地掀翻人家的麻将桌？即使在家里违犯什么法律和规定了，什么人可以进入家里执法？根据视频的内容推断，这属于私闯民宅，直接违反了《刑法》第四章的相关规定。

要想使普通公民守法，首先公职人员要守法。疫情过后，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将一些引起广泛影响的事例彻底查清，并且公诸于众，从而以鲜活的案例给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法治与人权的现场课。共产党最讲“认真”二字，如果在这类事情上不认真、不较真，许多事情最后还是不了了之，那就永远不会有正常的法治社会，更不会尊重人权，我们的社会就不会进步，人民就没有安全感。

七、更加科学地辨识“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预案

灾难的唯一积极意义就是，反思并吸取教训，主动躲开那些想要杀死我们的东西，而不是任由它们一次次找上门。但是，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这只能说明，人类真是一种不争气的动物，在灾难面前永远不长记性！我们必须明白，炮弹往往会落在同一个弹坑里。这就需要我们对灾难时刻保持警惕，千方百计不使那些能够伤害我们的“灰犀牛”和“黑天鹅”不时地来到我们的生活中。

    “灰犀牛” 事件是太过于常见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风险，“黑天鹅” 事件则是极其罕见的、出乎人们意料的风险。这两类事件乍一看，似乎是完全相反，其实本质上是一致的，是相互补足的一对概念，无非是必然性的事件以一种偶然性的方式发生而已。

这次疫情到底是“灰犀牛” 事件还是“黑天鹅” 事件？依我之见，两种性质都具备。疫情年年都有，只是程度不同，但人们并不觉得与自己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性，因而风险就成为悄悄走到他们身边的“灰犀牛”了。

除了疫情，许多天灾人祸其实都是可以识别出来的。比如，地震多的地方要防震，洪水多的地方要防洪灾，靠近海的地方要防海啸、防台风，北方的草原地区要防冰雪灾害，因此冬天来临之前要储备动物过冬的足够饲料。

这些都有商机，也需要生产一些可靠的防灾逃生设备，比如，一旦发生地震后，什么简单的设备可以保证一家人从20层高的楼房上安全落到地面？家里哪里地方要挂这种逃生的救命装置？诸如此类的风险，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并且根据风险的特征制定出应对预案。这类事情是政府、企业和家庭都必须要做的，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和马虎。

八、经常性地进行分区、分层、分级的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演习

辨识出“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并制定预案，只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要经常性地针对这些事件的关键节点进行演习，从而达到一旦“狼”真的来了，可以有效地避免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

笔者曾经在两个核电站做过管理工作，根据企业性质和所面临的风险，加上个人在工作中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一个命题：“任何预案的有效性，都要经过小概率事件的检验。”核电站专门有一个应急值班的队伍，相关技术和管理人员都要定期排班。为了使万一出现情况时能及时召集值班人员及时到现场，单位配备了寻呼机（BP机）。现在这种寻呼机在社会上大概绝迹了，可能只有核电站还有。有时候做一项简单的演习，就是随机呼叫一下某人，看看他能否及时响应。我在实际工作中观察到，这类演习只在正常上班的时段内进行。我以为，这还不是真正的演习。因为正常上班时间，叫谁谁都在。如果是在下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后半夜睡觉的时候呢？为了使这种演习真正取得实效，我提出了前述的那个命题。

说到演习的有效性，有一个真实的案例。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时，四川安县桑枣中学紧邻北川，在大地震中也遭遇重创，但由于平时的多次演习，地震发生后，全校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冲到操场，以班级为单位站好，用时1分36秒，无一伤亡，创造了一大奇迹。从2005年开始，校长每学期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演习。假如本周有演习，会事先告知学生，但娃娃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等到特定的一天，课间操或者学生休息时，学校会突然用高音喇叭喊：全校紧急疏散！校长叫叶志平，已经去世了，地震那年他55岁。这是一位值得人们铭记的好校长！

钟南山院士于3月15日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建议：加强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建设并提升其地位。最近这几十年来出现的新发传染病，80%都是经由动物传播给人类的，包括艾滋病、高致病性禽流感、三次冠状病毒的传播。在这个大背景下，其实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体系。急性传染性是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既然是突发，就会来得很快，发展得更快。CDC应该被赋予更大的权力，在紧急情况下甚至有权力能够向公众公布作为预警。假如CDC真有这样的权力，就可以定期组织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演习活动。

    这次疫情之所以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原因之一就是平时没有任何预案，更没有演习。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现在回头来看，导致上述情形的主要原因，一无预案，二无演习，结果事到临头必然是一头雾水，无所适从。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需要借鉴四川桑枣中学的经验，进行必要的演习。

九、更加善待三类人员

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对湖北省医务工作者和援鄂医疗队不吝盛赞之词，“你们是光明的使者、希望的使者，是最美的天使，是真正的英雄”“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是最大的功臣”“党和人民要给你们记头功”。3月16日，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作出部署，“有序组织援鄂医务人员分批撤离”。4.2万名白衣勇士即将踏上归程。17日，即有41支国家医疗队、3675人撤离武汉。

医务人员的地位重要，表现在何处？就是这个职业的公益性质，使其成为社会公众须臾不可缺少。所谓“仁心仁术”，讲的就是医生要有好心肠，充满着救死扶伤的情怀。这就要求医生不能赚钱，更不会发财。

简单的道德说教和职业操守，不能解决医疗事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商业化的弊端，只有通过深刻的利益关系调整的改革，将医疗卫生事业回归到公益事业的本质属性上。比如，通过建设社区医院，实施专家轮流到这类医院坐诊的制度，从而分流没必要都挤到大医院就诊的患者群，这样既方便了公众的就医，又节约了社会整体的医疗资源。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艰巨的长期任务，需要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思考、策划和实施。

钟南山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国绝大多数的医务人员，从来都是白衣天使，他们从未离开过这个名称，也无从说起让白衣天使精神回归。我们中国的医生绝大多数都很尽责任、很有责任感。”武汉刚刚封城时，网上报道了许多白衣天使们在休假的路上毅然返回工作岗位，许多外省区的医务人员向单位请战，明确“不计报酬，无论生死”。这次疫情之后，那些逆行的年轻医务工作者，当他们平安归来时，可以设想他们未来的职业前程将会超倍的远大，他们如果不能脱颖而出，连老天都不会答应。他们的身上展现的是一种崇高的职业精神，是一种大爱担当的情怀，是一种至善至美的至高信仰。

除了医务工作人员，我们还不应忘记像前文提到的叶志平校长那样的具有崇高职业操守和献身精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他们负有培养我们民族后代的神圣使命。他们是什么，我们的后代就会变成什么；他们坚强，我们的后代不会软弱；他们高尚，我们的后代也不会卑微。

我们也不要忘记每逢灾难便冲到生死第一线的解放军战士，这次抗击疫情中，解放军所属的医务工作者也是冲到第一线，因为他们深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有难，就是他们拼搏奉献的时刻，需要义无反顾。

北宋名臣范仲淹除了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之外，还说过另外一句名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范仲淹对教育的重视也有异于常人：“善国者莫先于育人，育才之方莫先于劝学！”范仲淹是宋代最具职业精神的言官，是宋代官场啄木鸟，是不平则鸣的斗士！他把医疗和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这两件事情简直就是治国理政的核心要务。后人应谨遵范公教诲，国家和社会千万不能让那些“白衣天使”、“灵魂工程师”和“兵兄弟、兵姐妹”们受委屈，在物质待遇上、政治地位上和精神品位上，都要使他们成为最受人尊重和羡慕的人群！

十、进一步宣传和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没有定论，而且与每个人的个体特质有着很大的关系。英国历史上著名的首相丘吉尔活了91岁，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也算是长寿了。有一次在他的生日宴会上，有人问：“丘吉尔先生，您的一生经历了很多重大事件，再加上责任重，公务繁忙，可是您依然这么健康，能告诉我们您的长寿秘诀吗？”丘吉尔笑了笑说：“这是因为我和上帝合作得好，他老人家很照顾我。另外我有个习惯，如果有地方坐着，我绝不站着；如果能躺着，我绝不坐着。”丘吉尔这话不知是否有调侃的味道，但他留给世人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雪茄烟不离手。我国著名科学家朱光亚先生也很长寿，享年86岁。我听一位与朱老有过长期接触的人讲过，朱老说自己长寿的原因是“抽烟、喝酒、不锻炼”。不论是丘吉尔，还是朱光亚，他们所讲的自身的长寿之道，一定是与个人特质有关的习惯，而不是科学方法。假如他们除去那些在一般人看来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可能是会更健康、更长寿。

    我所在单位的郑健超院士，经常倡导这样的生活习惯：“少荤多素、少盐多醋、少车多步。”我本人一直按照郑院士的方法去做，除了长年熬夜的不良习惯之外，自认为其它方面的生活方式还算健康。有同事看我的身材保持不错，而且比他们印象中最胖的时候瘦了很多，就问我有什么秘诀。我总结了九个字：“管住嘴，迈开腿，能减肥。”其实质就是控制饮食与适当锻炼相结合。

“迈开腿”，说的是“动”，以锻炼体魄；人还需要“静”，以调节内心。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帕斯卡说：“人类的全部不幸，就是他们不能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人是一种群居动物，忍受不了独处的孤独，总要聚集，而且有时候认为人越多越好。各类“吉尼斯记录”，其实就是某种活动参加人员多的记录，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但人们热衷于创造这类记录，表达的是一种人的社会属性。武汉百步亭街道的万家宴，就是由于人太多，而使许多人受到传染。其实，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包括独处和安静。待在房间里，不是冥想，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读书、思考、写作、艺术创作，与家人聊天。有孩子的家长，可以把“陪伴孩子长大，就是最好的教育”作为自己的教育理念，孩子或许不那么急躁，也不那么名利思想严重。个人与家庭安静了，整个社会也就安静了；每个人健康了，整个国家也就健康了！

殷雄博士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银湖新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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