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第二届“中国社会创新奖”在深圳启动。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新华网发
新华网北京7月13日电 (记者杨理光)“建设一个创新型的国家，不仅需要创新型的政府和创新型的企业，同样需要创新型的社会。”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12日在第二届“中国社会创新奖”启动仪式上表示。
俞可平说，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结构的分化已经开始定型，新的社会格局正在形成。随着新的社会格局的形成和社会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到来，改革的重心正在日益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受到了党和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与这种宏观环境相适应，社会创新也变得日益重要。
“社会创新是社会公共领域的创新。”俞可平表示，从激发社会活力、满足社会的多样性需要、提高社会服务的质量，扩大公民的社会参与、推进社会的自治、培育公民的参与能力等意义上说，社会创新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
“社会各界，特别是党政领导部门，要转变对社会领域和社会创新的态度，更加重视社会创新。”在当日举行的“中国社会创新：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俞可平指出，要充分认识到，公共社会领域的产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要像重视政府创新和企业创新那样，更加重视社会创新，支持和鼓励社会公共领域的各种创新活动。
中国社会创新奖组委会主任周红云研究员介绍，“中国社会创新奖”旨在发现和激励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在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创造社会价值、促进社会进步中的创新行为，总结并宣传推动社会创新的先进经验，促进和推动社会公平与社会善治。
社会创新 更需要解放思想
《21世纪》：您怎么看待中国社会创新的现状？
俞可平：首先，这次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我更愿意称之为“慈博会”，它标志了政府、企业、民间、媒体和社会各界都已经开始日益重视并密切关注社会领域的改革创新。其次，各个地方在社会创新方面都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就。这次展示会也是我国在社会创新方面的一次成果展，对于从事社会创新的人士来说，非常令人振奋。本次会展的主题虽然是公益慈善，但展出的内容远不止慈善公益方面，还包括各种其他的社会服务和公益服务。第三，政府对社会创新的制度环境越来越宽松，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态度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变，从以前的防范与管制为主逐步转向了鼓励、服务和培育。最后，也必须看到，我国目前的社会创新离民众的公共服务需求和社会建设的实际需要还远远不够，党和政府对社会创新的重视程度和政策性支持力度也急需提高，我们现在还没有像重视企业创新和科技创新那么重视社会创新。党和政府在今后应当进一步加大对社会创新扶持的力度，包括改善相关的制度环境、增大财政扶持和培育优秀的社会创新人才。
《21世纪》：如何加大地方政府的社会创新的动力？我们都知道，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动力并不足，因为社会创新可能意味着政府更多的财力支持，而社会创新工作在现有的GDP考核中却得不到体现。
俞可平：你的观察非常对，地方政府在社会创新方面的确存在明显的动力不足。要解决这个问题，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各个地方政府首先要转变思想，要有战略眼光。其实，社会创新也是一种生产力，如果做得好，可帮助地方发展经济，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有助于社会和谐。第二，目前官方的GDP绩效考核体系需要改革，需加入社会创新的内容，这样才能在体制方面鼓励地方政府有足够的社会创新动力。比如，最近我们刚研制发布的“中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就包含了不少社会创新的因素。我们不仅需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一个创新型政府，也需建设一个创新型社会。第三，政府、公众、学界和媒体应给地方的社会创新以足够的包容心理，要善于鼓励各地的社会创新，而不要一味地挑毛病。任何创新都会有风险，也都会有代价，社会创新也不例外。当然，社会创新的风险相对会小一些，这也是我们特别鼓励社会创新的原因之一。
其实，地方进行社会创新的动力不足，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广东，特别是深圳等地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有许多先进的案例。
社会创新需要解放思想
《21世纪》：说到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待社会创新（比如慈善公益事业等）的“南强北弱”问题？
俞可平：从我们举办的“中国社会创新奖”和“中国政府创新奖”获奖案例来看，确实存在这个问题。这些年来，广东进行了很有益的探索，并且形成了一种正相效应，就是创新的举措越多，社会效果越好，人民群众越欢迎，社会创新也就越活跃。我觉得除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发展水平、当地的宏观政策环境、民众对社会创新的需要等基本因素之外，造成这种所谓“南强北弱”状况的另外两个原因也相当重要。其一是思想解放的程度和观念的更新，其二是官员的素质。从我接触到的一些南方社会创新成就突出的相关官员来看，他们大多思想开明、观念先进，有理想，有责任，闯劲大。例如，直接参与本次展示会的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刘润华同志和深圳市民管局马宏局长，他们都是带着激情和理想去支持和鼓励社会创新的。
北方的一些地方如果需要在这方面破题，就需要解放思想，转变自己的认识。其实，社会创新并不必然与当地的经济水平正相关，当地官员的思想认识与战略眼光最重要。现在我们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扶贫计划，与以前也有所不同，现在不仅是给财政支持，也非常重视促进干部交流，要促使经济落后地区的干部解放思想，提高素质。
《21世纪》：您认为那些具有行政地位的社会组织应该如何进行社会创新？
俞可平：这类组织的存在，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与此相适应，中国社会创新的重要特点，就是政府主导，这是客观事实。创新对于这些组织来说，更加紧要，也更不容易。去行政化是这类组织进行有效的社会创新的重要任务。这些组织的传统运作方式往往是行政化的，但完全以行政化的方式推动社会创新肯定是不行的。官办的社会组织在做一些事情时明显成本高、效益低，这一点不同于草根的社会组织。他们必须创新，主要的途径就是更多地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其次，在组织机制、项目动作、科技手段等方面，也向民间组织一样进行大胆的改革创新，要通过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和公益产品，而不是依靠其行政资源，来取信于民。
《21世纪》：社会创新必然要求在社会领域内打破垄断。如何克服这些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
俞可平：在任何领域，垄断都不是好事情。刘润华主任在此次论坛中说“垄断是个坏东西”，反过来就是说，“竞争是个好东西”。在社会公共领域，尤其要打破垄断。因为垄断在经济与社会领域内都不是个好事情，垄断的背后通常就是利益。所以打破社会领域内的垄断，就需要打破现有利益格局，这最终还需要解放思想与深化改革。
《21世纪》：能否谈谈您所负责的“中国社会创新奖”？
俞可平：广义地说，社会创新就是社会领域的创新活动。目前在各级民政部门正式批准和备案登记的两类社会组织加起来已接近70万，实际存在的社会组织可能超过300万。这些社会组织正在对经济发展、民主政治、生态保护、文化建设及社会和谐等产生巨大影响。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的创新行为，对于促进社会建设，培育公民社会和完善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这个奖两年评选一次，由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自行申报，专家根据一系列具体的指标和严格的程序进行评选。从第一届评选的情况看，许多优秀的社会组织申报了我们的奖项，收到的申报数量和质量都远超预期。
《21世纪》：您对我们国家的社会创新有怎样的期待？
俞可平：虽然从目前的现实看，政府主导依然是我国社会创新的重要特色。但我还是希望，随着我国现代化的推进和社会的不断成熟，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能够成为社会创新的主要力量，最终应该形成一个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二足鼎力”的局面，即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在社会创新中起主体作用，政府主要负责提供资源、政策并设定边界，而不是站在前台。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目前也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提升自身的诚信度，吸纳优秀人才，规范自己的内部管理。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些较为成功的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它们的内部管理都是比较规范的。另外，社会企业家们应该是重要的社会创新主体，现在他们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