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才之殇

农村人才之殇 
 

刘奇   

    传统农业时代，农村经济增长取决于土地数量以及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投入。随着科技进步和知识经济的崛起，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经不仅仅依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增加，更重要的取决于劳动力素质的水平；生产的决定因素已经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劳动力质量的改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期之后，发展速度逐步减缓并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人才资源的严重匮乏。
    

    农村人才匮乏带来六难
    

    目前，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散落的300多万个自然村落里，栖居的主体人群是一个被称为“386199”部队的老弱病残妇幼。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时期，一位名人到农村调查后写出“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的著名诗句。而今天的农村则是“青壮打工去，收禾童与叟”，连“姑”也难以找到了。不少家庭的景象是“门口拴着一条狗，屋里剩下老俩口”。劳动力大量流失，留在农村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中央提出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的战略部署，但农村人才奇缺，建设新农村谁来担纲？培育新农民谁是主角？农业现代化从何“化”起？

    一是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推广难。农技推广人才短缺和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使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举步维艰，先进科技难以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一方面，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不健全、服务能力不足。农技推广工作待遇低、条件差，高学历、高职称的专业人员大量流失，农技人员队伍日益萎缩，整体素质逐渐下降。目前，我国每１万农村人口只有科技人员15人，日本是100人，荷兰则高达200人。另一方面，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村劳动力，是农业技术推广的受体和基础，由于优质劳动力大量外出，留下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文化素质不高，接受和吸收新技术的能力较差，一般习惯于精耕细作的传统方式，很难把握和应用测土配方、育种栽培、土壤改良、科学施肥、植保畜保等先进的种养技术。

    二是现代农业植入难。现代农业以科学技术为支撑，以工业装备为条件，以现代管理为基础，突破了传统农业从事初级农产品原料生产的局限性，实现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生产，拓宽和延伸了农业内涵，使农工商的结合更加紧密。它不仅要求以现代工业理念发展种养业，还需要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同时大力发展以服务农业为主的服务业，形成“一产二产三产”协调配套的完整产业链。当前，由于人才缺乏等因素，我国农业仍未完全打破传统农业的格局，先进科学技术还不能广泛推广应用，优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现代管理手段还有待发育，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滞后，流通手段和方式落后，信息网络不健全，农村市场只是发展了一些低端服务，金融、人才、技术等高端服务尚未形成市场。绝大多数地区的农业还只在传统的一产里徘徊，二、三产业发育严重滞后，与现代农业的要求相去甚远。

    三是基础设施建设难。农村留下来的多是老妇幼残等体弱劳力，无法承担高强度的体力活，劳动力调集难，使用成本高，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工程很难有效组织和实施。全国各地虽然先后出台了以“量力而行、群众受益、民主决策、事前预算、上限控制”为基本原则和特征的“一事一议”制度，但由于农村筹资筹劳难度大，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形成“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现象。同时，农村现有劳动力中缺乏管理和技术人才，管理和维护措施难以落实，造成现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更谈不上发挥效益。许多地方的灌溉水渠、乡村道路等设施，老的修好没人管，需要新修的没人修，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

    四是社会组织发育难。农村精英和一些行业协会、专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各类社会组织，是农村社会建设的两股主导力量。农村精英塑造着乡村的主流话语，导引着乡村的道德动向，提振着乡村的人文精神，维系着乡村文明的薪火相传。在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和市场经济利益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农村人才单向流入城市，使农村精英缺失，人才“空心化”已成为中国农村最严峻的问题。农村各类社会组织虽然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缺乏会组织、能协调、善管理、懂经营的带头人，总体上仍处于生而不长、存而不活、发展不足、作用有限的尴尬状态，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无组织化。许多乡村因缺少领头人没有成立组织，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法国有各类社会组织万分之二百多，我国只有万分之二点多（即每万人中建立的组织数）。日本现有6015个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全国100%的农民及部分地区非农民参加了农协，有的农民同时加入几个农协；二是弱组织化。大多数农村社会组织合作基础薄弱，利益联系不紧密，内部组织结构不明晰，管理运作不规范，自我服务能力不强；三是被组织化。许多农村社会组织被基层行政组织、企业、能人大户或其他各种外部力量控制，由乡村干部、企业负责人、离任干部等主事，没有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组织”。

    五是城乡差距缩小难。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各类优质资源向城市高度集中，公共服务产品向城市倾斜，使城市得以快速发展和膨胀，而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落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加上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绝对差距持续扩大，收入增长速度差距也在扩大。城乡收入比率正常应为1.5倍，世界上超过2的国家只有十几个，绝大多数国家农村收入为城市收入的2／3或更多一些，而我国城乡收入比率则达到了3.33，为世界第一。有专家认为，如果将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教育资源、政治权利和积累性落后等因素综合考虑，城乡差距可能在6倍以上。在农村人才奇缺的现实背景下，虽然中央统筹城乡的力度不断加大，但缩小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将是未来一个时期解决中国问题的“难中之难”。

    六是农民收入增加难。当前农民增收的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民从事种养加等农业收入，二是进城务工收入。在家务农的农民，受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所限，大多延续着传统农业种植模式，使得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只适应在较低层次上结合，发展现代农业力不从心，大幅增加收入更无从谈起。外出务工的农民，受到素质偏低、能力较弱等因素的影响，只能干着苦累脏险等最低端的工作，拿着仅能维持生计的低标准薪酬，加上身份歧视，农民工从事相同工种的收入比城镇职工低得多，而且工资还常常遭到拖欠。2009年5月份央行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受访农民工中一半人的月平均工资在1000-1500元之间，在1000元以下的占21％。农民工的低素质、低收入，不仅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内需扩大、产业升级的步伐，而且增加了农民增收的难度。经济学家周其仁说，农民增收是一连串的事情。一语中的。收入低，消费就低，受教育程度就低，综合素质就低，就业能力就低，从而又进入收入低的恶性循环怪圈。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困境
    

    由于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政府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方面职能没有完全到位，市场机制下的企业只利用不开发等因素，制约了农村人才的培养和积累，造成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迟缓，农村劳动力素质难以提升；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阻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化配置，使人才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推拉力失衡、机制失效，呈现出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特征；在教育产业化的大背景下，大学选人偏向城市，大量高智商的农村学生无缘进入大学，农村大学生的比例一降再降，上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占30%以上，目前只有17%左右。拥有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城市人口比例分别是农村的55.5倍、281.55倍、323倍。各种因素叠加，导致农村人才凋敝。

    1.资源开发不足

    首先是基础教育断裂化。长期以来，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城乡教师待遇呈现“冰火两重天”，优质教育资源高度向城市集中。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只到初中阶段，大多数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后不能升入高中继续求学，全国5亿多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七年多一点，1亿多农村孩子不能上高中而直接走向社会。人力资本有“过期作废”的特征，过了开发期，花再大的力气进行教育培训，成效都会大大降低，而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农民远远不能适应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需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扶摇直上，已经具备了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条件。中国经济已经位列全球第二。然而我们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却始终在低位徘徊，2008年这一比重是3.48%。2010年5月份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到2012年达到4%。实际上，“4%”这个数字早在1993年就被写进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并希望在上世纪末完成，直到今天这一指标仍未实现。据统计，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4.8%，而哥伦比亚、约旦、秘鲁等中低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5.6%，我们的邻国印度2003年的教育投入就达到了GDP的5%。

 
    未来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我们为子孙留下一个怎样的未来，将决定于我们为未来留下一个怎样的子孙。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70多个已经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欧美发达国家基本普及了12年免费义务教育，并向15年免费义务教育迈进，即使在古巴这样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家，也实行了12年免费义务教育，学校不仅不收学杂费，还免费提供食宿和校服，许多非洲穷国也照样实行12年免费义务教育。陕西省吴起县自2006年秋季起，将免费教育的范围由城乡九年义务教育扩大到城乡12年教育，高中教育纳入免费范围。县委书记冯振东算过一笔账，“全民免费教育”并非外界想像的那么耗钱，在吴起县（总人口12.5万人，农业人口10.6万人）每年需要5000万元，仅相当于建设1公里高速公路的钱。而按各省计划，到2030年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将达到惊人的18万公里，仅此一项，就能满足18万个吴起县实现“全民免费教育”。如此看来，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其次是职业教育市场化。职业教育是整个社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公共性特征和公共产品性质，特别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特殊历史时期，职业教育尤其承担着庞大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人力资源的重任。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逐步深入，职业教育被逐步推向市场。不可否认，市场机制的引入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从目前情况看，政府还不完全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教育管理的要求，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进程中过度市场化的政策，使一些地方出现了用市场调节替代政府责任的现象，职业教育的发展缺少公共支持。一些民办职业学校为了获得最大利益，盲目扩大招生规模，只重视招生，不重视软硬件配置，只盯着投资少、见效快的专业，不问津那些投资多、周期长、见效慢的专业。职业教育成了速成教育、口头教育，学生在里面待几年，除了练练嘴皮子，根本学不到什么真本领，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印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将职业教育提到了重要的发展地位，根据国情制定了灵活多样的职业技术教育体制。印度在世界首屈一指的IT人才，百分之七八十都是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模式培养的。在德国，无论从事哪种工作，都需要“工作资格”，这种“资格”绝大多数是靠职业教育来实现的，而且职业学校一切都是免费的，学生还有保险等福利。我国4200万建筑工人中，3200万是农民工，其中90%没有经过任何培训。法国的职业教育不仅免学费，就连住宿费政府也会报销一部分。中国要想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把“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政府必须承担起职业教育应有的责任。

    再次是高等教育综合化。近年来，国内打造综合性大学的呼声此起彼伏，从单学科向多学科的跨越似乎成了一种“潮流”。原来的矿业大学、地质大学、纺织大学等，纷纷更名，希望可以甩掉“专业”，跻身综合大学之列。曾几何时，全国40多所带“农”字的院校联合要求改名，去掉“农”字。合并后的浙江大学，涵盖了除军事之外的所有11个学科门类。中国纺织大学是上世纪80年代响当当的重点大学，1999年更名为东华大学，其专业设置随即由纺织服装类扩大至中文、计算机、信息技术等多个门类。相比内地高校，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科门类几乎可以用“少得可怜”来形容，只有理、工、管理和社会4个学院，但4个学院都有世界上最顶尖的研究成果或水平。许多世界一流名校，通常也只是因为几个专业或领域出类拔萃，而享誉全球。

    特别是在今天，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综合性大学固然能够融通文理、学贯东西，但一味贪大求全，盲目追求学科专业多样性，使得我们的学生什么都知道一点儿，知道的又都是些皮毛，走出校门即陷入就业难的困境。有人讽刺说，大学抢走了大量人才，却把人才培养成了“无用之才”，不少学生也戏谑自己的学校“所谓大学，就是大概学学”。这些说法虽带偏激，却很值得我们的高等教育认真反思。

    2.人才全面流失

    农村发展需要人才，人才却单向流入城市，根本问题就在于农村留不住人才，农村吸引不了人才。中国有8亿农民，其中不乏各式各样的人才。但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那些年富力强、文化素质稍高的农民都会选择进城谋求发展，数量庞大的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农村劳动力日益呈现出老年化和女性化倾向。农村大学生毕业后，宁可留在城里做些与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也不愿回到农村。正在全国开展的大学生村官工程，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绝大多数大学生村官只是以此为跳板，到农村仅仅是一次锻炼、一个过渡，不愿意扎根农村。正所谓“农村是人才的播种机，城市是人才的收割机”。

    三四十年前，一句“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鼓动了千百万年轻人投身农村，这其实是一次理想主义的集体动员的结果。今天，人才往城市流动，更多的是出于市场经济下的一种现实的、理性的选择。农村待遇留不住人才。农村的低收入、低福利与城市的高收入、高福利形成强烈反差，每个人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才都愿意到城市获得一份收入相对较高的工作。农村事业留不住人才。农业的投资回报率长期低于社会平均利润，农村市场发育不成熟，服务体系不健全，发展事业的空间小、机会少，“英雄无用武之地”，人才的自身价值难以体现，成就感得不到满足。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农村需要人才只是一种宏观需求，并非现实的创业或就业机会。农村环境留不住人才。与灯红酒绿、高楼大厦的城市相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基础设施、物质生活、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各方面条件远远比不上城市，生产生活的环境和质量相对较差。

    纵览中华历史，无论是做官的，还是经商的，都讲究“叶落归根”、“衣锦还乡”。反观今日，从农村走出来的社会精英但凡进了城，都不愿再回去，即使在城里过得不好，也会坚持留在城市。一方面是新农村建设亟需人才，另一方面又是农村人才单向流入城市。当官的不回乡养老，经商的不返乡创业，学业有成的不回乡报效。在不久的将来，即使中国城市化率达到70%，仍有四、五亿农村人口，这个数字相当于我们建国时的总人口。我们搞了几十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农村人口却不见减少，反而增多。如何以“人”的发展，解决“口”的问题，是中国人口战略面临的严峻课题。

    3.结构布局失衡

    总体上讲，农村人力资源分布存在“三多三少”现象：各类生产能手和能工巧匠较多，懂经营和管理的人才少；县城人力资源相对聚集，而山区乡镇尤其是偏远贫困地区人力资源稀缺；层次较高的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多，在农村从业的少。

    今天，我国农村经济依然保留着以家庭为生产和经营单位的农业模式；农业的社会分工也一直处于萌芽状态，一家农户，农林牧副渔兼而顾之，产前产中产后的全部工作一揽子包干；在农业生产管理和经营方面，更是原始性的，绝大多数农民只是按照代代相传的传统方法和技能，人云亦云地学着干，经营管理理念尚处于启蒙阶段。与此相对应，政府对农村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重物不重人、抓物不抓人、见物不见人”的以物为中心政策，对农民只重视生产技能的培训，缺乏经营、营销和管理知识的教育。无论是送科技下乡，还是办农民训练班，甚至培养农业人才，都忽视了农民最需要和最基本的知识即经营管理知识的普及。美国、日本、韩国都把优秀农业经营人才的培养当成加强或振兴农业的最重要战略措施。农民经营意识淡薄，市场营销知识缺乏，虽然有着延续五千文明、世界独有的优秀农业生产传统和技能，但勤劳而不富有，无法摆脱贫困的困扰。从种粮到种菜，从种果到种花，农民以辛勤的汗水和优秀的技能，使每一种市场需要的农产品迅速饱和，但却依然增产不增收，脱贫致富的路越走越艰难，无论是“豆你玩”、“蒜你狠”，还是“姜你军”，无论是“辣翻天”、“苹什么”，还是“糖高宗”，都是商人炒作的结果，农民并没有从中得到实惠，究其原因正是农民缺乏经营和管理知识所致。

    从上世纪80代末开始，农民开始进城务工，促进了城市化率的快速增长；随后各级政府极力主导和盲目推动，进而形成蔚为壮观的“民工潮”。长期处于生活最底层的农民，受强大舆论的裹挟和行政力量的推动，便失去生活的理性判断，不论能力高下、条件如何，纷纷跳出“农门”，以逃离农村进入城镇为荣，即使在城镇干着最苦最脏最累收入最低的活，也不愿意在家从事农业生产，认为“丢不起这个脸”，有一技之长、素质较高的农民更是在城镇“乐不思蜀”。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依据中国的国情，如何运用政策的调控手段和媒体的导向，引导农民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按照均衡分布、人尽其才的原则，“让农民不当农民”，“让农民兼当农民”，“让农民当好农民”，帮助他们在职业分化中做出当农民还是当工人的理性选择，引导他们在城乡定位中把准当“市民”还是当“村民”的正确判断，着力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化农民，是农村基层工作必须面对的一个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

    
    化“殇”之策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三化同步”，是解决农村人才奇缺、加快农村发展的最根本途径。现阶段，必须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大力实施农村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以及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培养、积累和有效配置各类农村人才，为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

    1.强化基础教育，延长义务教育。基础教育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渠道。当前，农村基础教育十分薄弱，一些农村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尚未完全普及，青少年失学现象还很严重。在一些贫困地区和偏远山区，“上完初中再去打工”竟成为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各级政府应切实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改善农村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并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多渠道筹集教育基金，大力开展“支教”等活动，逐步促使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转移。同时，加大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力度，逐步延长义务教育期限，将农村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在农村率先实现十二年义务教育。

    2.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强化政府主导。政府应主动承担发展职业教育的重任，通过公共财政资金的投入解决职业教育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通过立法和公共政策的方式规定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向。首先，政府应成为职业教育办学主体，进一步加大对中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逐步建立和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其次，政府应坚持鼓励和引导的方针，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按照“面向农村、面向农民、面向农业”的原则，多形式、多途径、多机制地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让一批有资质、有经验、有实力的机构和民间资本兴办职业教育，并通过政策调节和媒体舆论，引导社会克服“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偏见。再次，政府应建立健全职业教育的市场监管机制，完善职业教育办学准入制度，强化对职业学校的日常监督和管理，配套相应的退出机制并严格执行。

    3.恢复专业性大学，培养专业人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需要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更需要又精又专的专业性人才。当前，我国创建综合性大学存在种种误区，偏离了办学的根本宗旨，“为综合化而综合化”，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完全符合市场化与现代化的需求。应避免和阻止出现综合性大学“多”且“滥”的现象，严把“入关口”，鼓励各类专业性大学保持和发扬原有办学优势和特色，不盲目贪大求全，不一味向综合性方向发展，而是以合理利用资源、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为目标，在充分发展专业学科的前提下，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形成协调发展的学科结构，培养出一批符合社会需要、素质高、专业精的人才，既提高学生的就业率，又为社会输送有用之才。同时，大学应改变生源的“城市偏好”，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高智商人才大开方便之门。

    4.开通城乡人才双向流通渠道。通过制度建设和政策引导，统筹人才资源配置，实现城乡人才双向流动。以优惠政策聚集人才。建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新体制，赋予农村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以优惠政策、优厚待遇和平等权利，引导从政的、经商的、搞技术的等各类人才到农村去施展才能，鼓励退休干部到农村去发挥余热。消除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使农业回报率达到社会平均利润，并着力打造和谐宽松的发展环境，吸引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以机制创新开发人才。各级政府应探索建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长效激励机制，按照既管好又放开、既整合资源又多元开发的方针，加大投入和扶持。坚持“民办民管民享”的原则，积极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大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将分散的农村人才整合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人才集团”和“经济实体”，通过多种形式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以优质环境吸引人才。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大幅提高国家财政用于“三农”支出的比重，增加对农业基本建设、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加大在金融、税收、保险、投资等方面的支持，大力开发农村资源，着力整治农村环境，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真正使农村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绿色生态、宜商宜居的好去处。

    5.在“三化同步”中创设以“才”生“财”机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全党、全国和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文明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文明，在发展的天平上永远处于分量最重的那一侧。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国际国内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普遍准则。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说到底是农村人才的现代化，没有现代农民，就建不成现代农业。因此，推进“三化同步”首先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除了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移到农村、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外，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完善城乡平等的资源配置尤其是人才配置体制和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人力资源统筹新格局，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持久的动力。

    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急需为农村大剂量“补血”。“补血”的目的在于激活农村的“造血”功能，而“造血”需要以“财”生“财”，也需要以“材”生“财”，更需要以“才”生“财”。只有开发出一条以“才”生“财”的宽广大道，才能真正恢复起农村“造血”的“元气”。不然，“补血”再多，也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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