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龙：“史民文化”与“史官文化”

黄一龙：“史民文化”与“史官文化”

作者:黄一龙 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

 　　“史官文化”这个东西，伴随着君主专制的中国历史，其存在凡几千年，学界对此已有共识。那原因细理起来比较复杂，简而言之就是枪杆子管住笔杆子使用笔杆子，笔杆子服从枪杆子护卫枪杆子。语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也出文化，把天下文化人置于最高权力监管之下，为君主记言记行立言驯民兼写诗作赋插科打诨逗乐子，是为“史官”。

 
　　古代西方也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过和政权并立还有一个神权，笔杆子们多属“上帝的仆人”，和枪杆子及其政权没有那么紧密或甜蜜的关系。而在我们这里，上帝的儿子就是君王，君王背后的枪杆子是用来替天行道——就是替他老子行道的，所以笔杆子们除了君王以外，别无靠山；靠了君王，就当“史官”。只是君主专制制度一直存在种种漏洞，总是“野有遗贤”，皇帝搜罗不尽；这就在史官之外出现了“史民”，为我们留下了值得对西方老外夸口的“优秀文化遗产”。说来有趣，“史民文化”的最有名的著作，竟是一位朝廷正式任命的史官之作，那就是誉满全球的司马迁著《史记》了。司马迁因“犯错误”被捉进官里被施以腐刑被彻底边沿化妖魔化“分子”化，他才发愤修史，“成一家之言”，其作品当然也就彻底告别了核心意识形态，一视同仁地著录了林林总总的圣君贤相、游侠流民、成功流氓、失败英雄、市井无赖、朝廷命臣，“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不为尊者讳，不舔权贵痈，为世界留下一部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以后的官史，虽都遵从《史记》体例，但多是有组织有领导之作，难望它的项背了。而关于“史民文化”的存在，“史官文化”论者大都未予深论，留下了研究和论说的空间。
 
　　史民们的“民史”，其实正是“官史”的副产品。还就史学而论，官史的根本特点，是创造历史的和记录历史的都是一伙“自家人”，自家人做了好事，就往天上吹，做了坏事就闭嘴不说还消灭罪证。而对于百姓来说，专制社会的英雄们做的坏事总是大大地超过好事，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也，于是“冤狱遍于域中”成为历史常态。面对这样的历史，弱者们自然也喊冤也反抗，到喊冤无门反抗无路的境地，唯一能做的无非是把被掩盖的真相记下来，多數不会有太史公的运气和成就，也不曾妄想“秋后算帐”，无非是怀着人类未泯的良心，希望后代有所改进，少蹈覆辙（当权的）和少受欺凌（老百姓）罢了。到了上个世纪，君主制度进入“党主”时代，真正做到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臣，天下饭碗收归党管，实行“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把史官文化发展到极致。一切文化领域，都有相应的官府，构筑起各条“战线”；一切文化人士，莫非某品官吏，史官学官诗官新闻官相声官唱歌官跳舞官，既受枪杆子的保护，也受它的指挥，否则“不开饭”，或者送去劳教劳改直至杀头。尽管那时的冤案冤狱远远甚于前代，“史民文化”的冲动有增无减，而“史民”的空间却急剧缩小终至于无，那就是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革得整个中国（不仅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了。
 
　　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给文化打开的一线门缝，就是权力当局（政府）不再统治和发放人民的饭碗，也就不能无限地养育“史官”，因而给“史民文化”的复兴留下了生机。加以恰逢信息时代，传播手段发生了大革命，原来已不容易的“防民之口”现在防成功了也不起作用，须要防民之脑且防民之手指头了，否则民脑一动民指一点，一条“文化”就从互联网飞出去了，瞬息之间传遍千山万水，一百万条“柏林墙”也莫奈何。凭借这些条件，民间文化也就与时俱进，勃兴了起来，历史由“史官”们垄断随他们打扮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不是说“史官文化”立即式微，它还是“主流意识形态”，有领导、有组织、有手段、有经费，特别是垄断了史料档案，垄断了创造历史的英雄们关起门来的妙计密谋私房话，外人绝不清楚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依然少不得它。但是不再凭当局发放饭碗的“史民”的复出，对于习惯于任意剪裁篡改捏造隐瞒真相的官史来说，就是千万双怀疑的眼睛和千百座另起的炉灶，他们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特别是信息技术赋予的全新手段，搜求、汇集、记载、保存和传播历史真实，形成和史官文化分庭抗礼的、新一轮的“史民文化”。先是从“史官”队伍（或称“体制内”）分蘖出既得官方默许，又得民间拥戴的非官史，《庐山会议实录》就是其卓越代表，它公布了官方多年来讳莫如深的“反右倾”及其后果的真相，令全国百姓大开眼界。甚有意思的是，这部“民史”的作者李锐，也是“史官”一类的“体制内”人物，也坐班房被边缘化妖魔化“分子”化，他的这部著作也是无所忌讳地真实再现了在人民和国家命运攸关的时刻，中国最高领导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它的政治家们的折冲樽俎应对进退，记录了胜利的领袖和失败的英雄，也折射出亿万百姓的苦难和奋斗，成为理解当代中国的一本百科全书。此后一大批回忆亲历历史大事真相的作品不断问世，直到市野草民的《中国冤案录》、《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出现，引起有关部门的不放心，时而动用权力加以封堵。可是民众要求知道历史真相的大堤已决，各种“史民”大量涌现，纷纷拿起笔杆写历史，大事小事不论，笔录口述互补，纸媒网媒并举，海内海外兼行，著述蜂起，成果斐然，其鲜明特点与史官的官史形成鲜明的对照：
 
　　——它不为自己供奉什么先验的“指导思想”去剪裁历史，而采取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秉笔直书，追求真相。“秉笔直书”的这条原则，历来的官史也多标榜，可是从来无法真正落实。笔者曾经参加80－90年代中国重要大型官史《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它就宣布自己要“秉笔直书”的，但是其中甚多卷帙临到出版时，恭逢那年的“风波”来临，上面一个命令下来，某个人物的名字和事迹一律不得印出来，因为那人“犯了错误”，再不是“自己人”了，官史也就封笔不书了。这类事情想来任何当过“史官”的朋友都有经验的。
 
　　——它不做也没有本事做已为官史垄断的“帝王家谱”和领袖救星的家谱起居注团伙谱，因为“史民”们究竟难得具有李锐的经历和地位，他们只能直面民间，直面自己，记载自己经历的的或见证的喜怒哀乐冤枉灾祸，书写真正的“人民史”。胡适当年提倡“我手写我口，我口说我心”，把中国文学从士大夫的垄断下解放到了民间，现在是“我手写我见”、“我手写我闻”、“我手写我的遭遇”，从而把修史大业从史官的手上解放出来，成为众多“史民”们的事业。
 
　　——它不搞“宜粗不宜细”，专搞宜细不宜粗，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历史。历史本来就由具体事件构成，对它越“粗”就越抽象，越抽象就越好把生动的史实变成生硬的教条，甚至变成胡说八道，以便人们记住教条胡说，遗忘历史真相。而史民们的旗帜，恰恰和它相反，是“拒绝遗忘”！
 
　　——它虽然未必“追究个人责任”，但是坚持弄清责任，个人的归个人，集体的归集体，体制的归体制，历史的归历史。总之坚持不把历史搞成一滩糨糊，使人糊涂到底。
 
　　——它的任何成果均非进入“体制”的敲门砖，也就无须服从任何“标准答案”，无须取得权力部门的首肯。这自然得益于改革了党管一切饭碗的旧秩序，已经广泛存在着无须向“体制”讨饭吃的空间。
 
　　——最后但非最次要的，是这些“民史“的主要内容，常是所谓“负面信息”，即历史上的错误和挫折（从施动方而言），冤屈和苦难（从受动方而言），它们也歌颂，那对象多是弱者在苦难面前的高贵精神和尊严人格，而与官史的“歌颂为主”相区别。至于党主专制下的官史所奉行的“歌颂为主”，即使不算歪曲史实隐瞒真相，也把一切可以证明当局伟大光荣正确的资源搜罗使用干净了，使得“民史”只能用主要的精力去探隐发微，纠谬揭谎，“负面”的面目，在所难免呢。
 
　　以上所举诸端，当有种种遗漏，但是凡是“史民文化”，一定具有这些特点，倒应是不刊之论。从此可以看出，这样的“史民文化”，虽然出自自发又挥之不去，但是并不可怕并不可恨，它们的兴起和存在，至少可以在祖国的文化百花园里增加一点色彩，使它更加鲜艳。现行的文化政策不是“坚持多样化，弘扬主旋律”吗，尽管对于何为“主旋律”，官民之间未必已有强烈共识，但是“史民”方面谦恭一点，自居“多样化”，总可以和“主旋律”史官文化互相映照，互相校雠，和谐共处，互为补充，不必你死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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