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思想准备

　　《从明治维新到平成维新》之三：戊戌变法思想准备。

　　社会变革作为一种实践，已经磅礴于近代中国数百年;社会变革作为一种追求，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部分。

　　“向西方学习”，对于近代中国人，除了至为愚昧的群体，都有相似的认同。这个认同是近代中国人对于社会变革的抉择，是中国人对于另外一个同级文明的借鉴与求索。

　　问题在于如何向西方学习?

　　如何向西方学习，实质上决定于构成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和知识结构，每一个阶层的思维都存在差异，每一种差异都决定了特定行为的倾向。当我们考察戊戌变法和现代改革的时候，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基本可以分为三大层面，三大层面的特性决定了我们社会发展的波折，而三大层面的共性决定了我们社会发展的方向。

　　在这里，“浪相礴而起千状，波独涌乎惊万容。”波折者个性，承载者共性。

　　洪秀全的西方意识

　　对于太平天国的评论连篇累牍，而最值得关注的是其文化上的宗教特色。尽管太平天国运动的本质是摧毁满清，毁灭旧文化，但是他们所模仿和建树的却是更为落后的西方神学理论。当史实与理论统一，将其与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相比较，我们看到了更加广泛的混乱和破坏，在理论上的显现却更加非理性。它实际上警戒了中国人，中国的社会变革的艰巨与复杂远远超过欧洲大陆，寄托于幻想的激进只能导致更大的灾难。

　　洪秀全是以《劝世良言》为纲领组织了拜上帝教的，何谓《劝世良言》?有关考证，《劝世良言》出自一个投靠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中国印刷工人梁发之手。马礼逊是一个殖民主义分子兼职鸦片商，梁发于一八三二年写成的《劝世良言》，经过马礼逊修改校订出版的，《劝世良言》的政治倾向大致可知。

　　一本吹捧梁发的传记告诉我们，当其时的中国人评论梁发，“说他是受英政府的雇用，作中国的内奸，以助成英人灭亡中国之计划的”(《梁发传》)。马礼逊也承认，工人们怒斥梁发为“卖国奸贼”。

　　《劝世良言》讲原始罪恶，宣扬只有信仰上帝和耶稣基督，才能得到赦免和拯救;

　　《劝世良言》宣扬对压迫者的顺从，要求奴仆们逆来顺受，承认社会的不平等，顺从主人，妥协和忍耐;

　　《劝世良言》以大量的篇幅为人世间的剥削制度辩护，把贫富贵贱说成是上帝的安排。

　　1836年，洪秀全在偶然中得到九本基督教传道小丛书《劝世良言》，以此认识西方文化的，并且作为太平天国起义的理论。西方殖民主义者与传教士认为这一现象是“基督教传教事业最积极的后果”，“是基督教福音主义的私生子”。

　　当然洪秀全并非完全按照《劝世良言》行事，如果按照《劝世良言》的说教，也就不会有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思想反映的是当其时中国贫民对社会的认识，他的“西方意识”是近代中国社会“向西方学习”之共性的一类显现。

　　不过，洪秀全的“西方意识”十分黯昧：

　　1、他的上帝教信仰是西方中世纪的意识形态，正在面对社会的淘汰;

　　2、他的上帝教甚至难以达到天主教的水平，是一些杂乱无章的拼凑。

　　洪秀全在《天情道理书》中说：

　　“我们今日天父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即生，欲使妖魔死即死，略显权能，即扫荡妖氛，四海升平。”他认为促使满清的崩溃，现在大家正在面临上帝的考验：“大抵欲使我们弟妹坚耐心肠，倍加磨炼，然后得享天父大福耳。”倒很有几分犹太人对自己信仰的执着和盲目。

　　洪秀全在《太平救世歌》中把将士们浴血奋战所取得胜利归功于上帝的保佑：“此实是天父早已排定，故战无不克，攻无不胜。自金田至金陵八千里之遥，百万铜关，尽行打破，愚顽向化，其实托赖天父天兄之权能，夫岂人力所能为哉!”当然，归功于天父就是归功于天兄自己，因为上帝不在家。

　　但是，正是此类“天父天兄”论把太平天国送上死路。

　　1848年4月，杨秀清托天父下凡附体，代天父发布号令;同年10月，萧朝贵亦假托耶稣附体“传言”。1849年5月，洪秀全认可了杨、萧代天父天兄“传言”的资格，因此二人在宗教上取得最高权威的地位，为太平天国的分裂创造了条件。

　　随着杨秀清权势的上升，他“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成为“一朝之大，是首一人”，动辄凌辱、迫害太平军将士，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佐天侯陈承容、卫天侯黄玉昆等都受过他的杖责。石达开“每见‘杨贼’诡称天父附体造言时惶悚流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

　　1853年12月，杨秀清甚至借口洪秀全虐待女官，代天父“传言”令洪秀全跪地受杖责，洪、杨二人的矛盾激化。1856年杨秀清居功争权达到顶点，再次代天父“传”“逼封万岁”，终于酿成天京事变。

　　在1856年天京事变中，东王升天、北王亦丧、翼王远征。东王即天父四子、上帝的代言人杨秀清，被韦昌辉所杀;韦昌辉是北王，是天父的第六子，也死于事变;翼王是天父的第七子石达开，率领一支大军失望而去，后失败于大渡河畔。

　　天京事变的直接后果不仅仅是太平天国的分裂，更主要的是信仰的崩溃。上帝的代言人被害了，上帝又何德何能?

　　冯友兰先生认为，曾国藩是一个道学家，他以宋明道学理论为指导、以封建政权为依托、以湘军为武装力量，对抗以基督教为教义、神权政治为依托、以太平军为武装力量的洪秀全，因此是属于两种宗教的冲突，实质上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这个观点有两大偏差：

　　1、从文化角度看，并没有说明问题的本质，曾国藩意识和洪秀全意识只能是中国文化显现的阴阳互立;

　　2、在向西方学习上，二者具有共性，只是进入的角度和程度不同，曾国藩卫道以名，洪秀全西学无实。

　　中国史上的农民起义常常凭借宗教以凝聚力量，例如黄巾起义的“道教”，朱元璋起义的明教，但是太平天国所凭借的宗教却是一个中世纪的、已经处于崩溃状态的天主教，它能够提供于中国人的只能是更加落后于现实的社会形态，神权与专制为以后的权力斗争埋下了隐患，它甚至难以对抗它的直接对手——传统儒教。

　　对于太平天国的检讨，可以有多种方式，我们或者可以借鉴近代改良主义者，留学事业的先驱容闳的目光来评判这一次农民运动。

　　容闳与曾国藩、洪秀全是同时代而相关的人物，1854年(咸丰四年)，当洪秀全起义如火如荼，当曾国藩摩拳擦掌的时候，容闳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个中国学成留学生。

　　1860年11月18日，容闳访问天京――对于一个思想开放者，他不能不把目光集聚于中国的变革力量。容闳拜访了太平天国最开明、最具现代知识、对世界最了解的洪仁玕，献上七策：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容闳对太平天国的关心与热望不难看出。

　　容闳(1828～1912)是以支持者还是同情者的角度看待太平天国?

　　有一种说法认为，容闳表示，如果太平天国对这些建议有兴趣的话，他愿为之效力。但是，洪仁玕赞赏容闳的建议，但无法使之实现。据说，其时容闳收到了一颗四品爵位的印信，比后来曾国藩给他的五品官要慷慨了一些。

　　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容闳未敢信其必成，对太平天国任事坚辞未受。1860年12月24日容闳怀着失望的心情留下印信离开了天京。

　　容闳的判断是正确的。太平天国的领导者素质低下，内部纷争直至天京变乱以至于自相残杀;腐朽昏庸、鼠目寸光以至于起义军四面树敌;地痞流氓充斥队伍，以至于领导腐败而军纪败坏。

　　当起义军屠杀清妖的时候，他们的军刀也在平民身上挥舞。太平军攻城掠地，使民众流离失所，洪秀全更把南京变成一座庞大的集中营和宗教场所，严厉的等级制形同人身桎梏，愚昧的神权说不亚于鸦片流毒，这是中世纪的地狱，或者是更甚于中世纪。

　　1520年，新教一支的代表人物马丁-路德发表了宗教改革三大论著的《致德意志贵族公开书》、《教会被囚于巴比伦》和《基督徒的自由》，以此唤起民众摧毁天主教教廷神权统治。而340年后，中国却出现了天父天兄，把南京城变成中世纪的堡垒。

　　太平天国起义历时14载，转战18省，先后攻取600多座城市，撼动了满清根基，但是它也卷起蒙昧的浪潮。

　　太平天国的愚昧实质上与满清毁灭中国文化有关，满清治下的中国社会实质上一直处于蒙昧状态，不仅仅表现于太平天国意识，后来甚至延续于文革意识，当代的赵本山等意识也具有这种蒙昧的特色。蒙昧突显了中国文化在现代化面前的无奈，对于民众意识，强制和迁就都不可能有良好的结果，没有一个广泛深刻的启蒙运动，中国的现代化注定艰难坎坷。

　　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毛泽东有着极其深刻的见解。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郭文引起炽烈的国共之争中的双方的重视。当权的国民党视李自成为大逆不道的洪水猛兽，论郭文“散播败战思想，把不正确的毒素，渗入社会内层”;而蒸蒸日上的共产党却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批判李自成，以引为教训。

　　时在延安的毛泽东批示有关部门刊印，同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单位号召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再次宣传《甲申三百年祭》，指出：

　　“我们把它当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希望从李自成的成功与失败中得出深刻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告诫：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种强烈的自我警戒充满了毛泽东执政的后半生。194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进北平，毛泽东告诉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今天是进京赶考嘛!”毛泽东再说《甲申三百年祭》：“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洪秀全的问题较之于李自成的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共有一个本源性的缺陷：

　　一个蒙昧的群体注定无法看清前行的道路。

　　与其陷身于阶级论的异化，不如在认知路程上明确自己的所在。正如雨果在《悲惨世界》铭记蒙昧对人类自身的伤害，“只要这土地上有着无知和悲惨，像本书一样性质的书就不无裨益。”

　　正如黑格尔的感慨：“精神总是要通过自力以返回它原来的统一，而导致返回这种统一的根本动力，即在于思维本身。”(小逻辑学)

　　知识、思维和启蒙，罔觉于此，无异于盲人瞎马夜半临深池，洪秀全们不正是如此?

　　向西方学习的盲目性并非只是体现于洪秀全们，这种盲目性在现代中国也有诸多表现，例如：

　　1、山西黑窖工案中的老板们是自由主义经济在中国的产物，在西方流行400多年的自由主义经济却在中国唤出一些荼毒生灵的妖魔鬼怪;

　　2、通化钢厂案中的陈国君自我标榜以台湾的“中钢”为模式，“中钢”模式以严以爱，“严”与“爱”互为促进和制约，陈国君求“严”而不“爱”，于是肆无忌惮，置他人于苦难，也置自己于“深池”。

　　山西黑窖工案中的老板们固然愚昧，当笔者把陈国君的管理模式与“通用”的斯隆模式相比较，又不能不感慨，中国的管理模式落后于美国又何止于200年。

　　容闳在天京待了一个月，既看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正义性和不可避免性，又看到了这个政权内部日趋严重的腐败和种种予盾，他认识到太平天国的队伍基本上是一些目光短浅的草莽英雄，不足以成就大事，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有了这样的描述：

　　“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

　　这个论定精辟之处在于，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民粹意识对西方的学习只能停留于表面形式，无益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