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兰方 28日发自北京）2010年5月26日，就在富士康总裁郭台铭表示要为员工的自杀担负起“哪怕是无限的责任”之后的几个小时，富士康发生第12起员工坠楼事件，23岁的甘肃工人贺某再次选择跳楼自杀。第二天凌晨，25岁的湖南籍员工陈某，在宿舍中试图割腕自杀。

　　连续十三起自杀事件，向这家环绕着无数光环的代工企业投下重重阴影。人们不断追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19岁的湖南青年李海，是2010年以来第十一个选择跳楼自杀的富士康员工。在留给亲人的遗书中，他写道，现实与其对前途的期望差距较大以及家庭的因素，让他“失去生活的信心”。

　　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实让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一些急性事件的发生，如失恋、与上司的争执“扣动扳机”般触发了他们的自杀行为，而他们成长与生活的环境，究竟为自杀这杆“枪”填上了多少的火药？

　　为此，财新记者采访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

　　绝望的情绪来自于何方

　　坚信着“城市会让生活更美好”的新生代农民工，却迟迟看不到在城市生活的希望

　　卢晖临：造成年轻工人轻生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他们在城市打工的生存困境。他们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实现梦想的路径。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像其父母辈那样想过再回家做农民。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

　　企业作为雇主，并未给自己的员工提供城市生活的物质基础。最为重要的，是没有提供有尊严的工资。其次是没有将劳动者作为完整的人来对待，缺乏对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感受的考虑和关怀。

　　政府层面，需要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安家落户提供政策保障。而目前，城市政府在住房、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方面，都没有充分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

　　“农民工”制度的设计，是让工人在城市生产，若干年后回到农村生活。他们来到城市，只有生产，没有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之后简单和压缩的生活。老一辈的农民工尽管不情愿，但最终还是能够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但二十年过去，新的一代人不愿意再做农民工，他们将生活的期望都放在城市中。然而，在每天高强度的工作后，他们并没有作为城市工人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空间。

　　机械化劳作

　　即使每一个轻生者背后都有外人无法了解的个人痛苦，但还是要追问，为什么偏偏是在富士康？

　　郭军：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偏偏就是富士康？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密集的发生跳楼事件？令人震惊并感到异常。

　　这与富士康的企业管理理念和模式以及企业发展模式应该不是没有关系的，关键还在于企业文化。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就会造就什么样的管理层，从而也就会造就出什么样的员工心态。在卓别林所描述的“摩登时代”，工人被异化成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工人的工作带有奴役的性质。而在科学化、现代化的包装下，也出现了所谓的泰勒制、福特制等“先进”管理手段，简单说泰勒制就是把工人劳动分解，规范每一个动作，所有的流程、工序一律标准化、规范化，定额加计件，强化工头管制，福特制是在此基础上实行装配流水线制度，富士康采取的一些管理方法似乎都有这样的影子。

　　在这样的管理机制下，企业的生产效率自然是上去了，甚至也不违法违规，如果超时加班真的没有超过劳动法的规定限度，富士康真不能够算是一个“血汗工厂”。但是，富士康的管理方式与“以人为本”的理念相去甚远。在泰勒制、福特制下，劳动者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机体，而是机器的附属，不是一个社会组织的成员，更谈不上是这个组织的主人。在效率、科学的包装下，工人的神经长期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其心理上所受到的重压和伤害并不那么容易化解。泰勒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落后的管理制度了，资本主义国家走到现在，仍然采取泰勒制的方式起码在发达国家本国是不多见了，而倡导员工参与等更加人性化的管理。

　　如果媒体的报道、员工的反映符合事实的话，严格审视富士康的管理行为，它并不是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如尽管按照劳动法的要求付给了工人加班工资，工人的加班也是“自愿”的，但富士康员工的加班时间如果远远超过了法定最高标准的话，“自愿”也是违法的。资本逐利的冲动和代工工厂的性质让富士康选择了类似泰勒制这样的一种管理模式，一方面是低工资，低成本，另一方面是作为代工企业的低利润，这其实是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劳动者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机器零件，有着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和人生追求。民工荒已经在告诉企业这样的一个冷酷事实。我们还不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认为是富士康逼迫的职工跳楼，但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最后选择了跳楼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绝不意味着与所在企业这个平台无干。

　　原子化生存

　　个体的原子化以及人际关系的疏离，是每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命题。然而，中国的工厂管理制度将这种原子化推向了极致

　　卢晖临：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有生产没生活。生活就限于三餐和睡觉。工人彼此间没有交流，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这和宿舍体制关系很大。宿舍体制是一种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临时性制度安排，它可以降低企业成本，企业不需要向员工支付维持其完整的城市生活所需的更高的工资和福利；但这种制度，最终将劳动者推向了一种只有工作，没有生活、没有家庭、也没有社区的生存困境之中。

　　坚硬的工资

　　一个凭借自己双手勤勉工作、超额加班的一线工人，其工资不过1500元，这意味着他根本不可能在城市生活下去

　　潘毅：一个工人，想要凭借自己的劳动在城市体面生活，究竟需要多少工资？我们曾有过一个计算：在深圳，以每月食品消费约613元、恩格尔系数为0.5（即每人以月收入一半购买食物）、赡养系数1.87（每一就业人口供养1.87人）来计算，深圳每月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应为2293.7元。在每月法定加班时数上限36小时内，应得加班工资711.8元，合计3005.5元。

　　而当前，绝大多数企业都将最低工资作为最高工资来执行。在富士康这样一个按照劳动法要求发足工资的企业，一个凭借自己双手勤勉工作、超额加班的一线工人，其工资不过1500元。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连续下降近20个百分点；而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在1995年，深圳普通工人的工资是500块，十五年过去，富士康也不过1500~2000块；而在香港，60年代普通女工的工资是400块，到了80年代中后期，工资是6000块。香港与大陆的这两个不同的时间段，发展速度、物价涨幅相似，而香港工人的工资却涨了15倍。

　　这些劳动者的工资为什么这么低。根本原因就是农民工用工制度。这个制度假定，这些人以后都是要回农村生活的。因此给的工资是按照农村的生活标准，而不是城市的生活标准。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户口制度卡住了工人进城的希望。同时工会严重缺位，在该进行工资协商的时候没有站出来。资本就是利用这种制度上的缺漏，在劳资双方的博弈时，劳动者完全处于弱势地位。

　　中国劳动者的工资，现在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排名都垫底。比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还要低。这是因为在制度上没有把劳动者看做一个完整的人，而仅仅是在城市中进行生产的劳动工具。

　　出路何在？

　　让劳动者体面地劳动，让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生代的城市工人

　　郭军：第一个是企业自身发展思路要调整，富士康是要改变这种低附加值的企业发展模式，走创新发展道路。其实富士康的问题与发达国家诸如苹果公司等企业不是没有干系的，苹果也在要求富士康注意企业社会责任，但是苹果在于富士康谈价格的时候，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锱铢必较，倒逼的富士康之类的企业不得不苛刻劳动者。第二个是企业管理方面，要重建企业文化。让员工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体面劳动。企业的管理既要合法更要合理，合理加班，尊重员工的人格尊严，关心他们的利益诉求和心理健康，给他们创造发展的空间，给他们更多的希望，也许是防止连跳的有效途径。这不是企业通过请法师或者请心理咨询师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投资者追求效益最大化，提高自己的投资回报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需要一个度。政府有必要也有能力通过法律强力介入的手段加以干预，主要是划出底线、制定规则，强化监管。更多的合理问题，就需要劳资双方的博弈和全社会的推动力。劳动者个人主张权利的能力是有限的，需要组织起来成立工会组织切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尽管工会是一个社会团体，没有行政、司法的强制性权利，但法律赋予它了部分职权，可以和资方交涉，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协调和督促问题的及时解决，目标也不是劳资对抗，而是劳资两利共谋发展。

　　卢晖临：最终的出路，一是在企业。作为雇主，应该给员工提供一份有尊严的工资，而不仅仅是最低工资。二是政府要为劳动者提供相应的保障。在做住房、教育、医疗规划时，不能把农民工排除在外。

　　在这两个方向改进的过程中，工人的自组织非常重要。企业自身没有为劳动者提高工资待遇的动力，最低工资不违法，他就可以长期保持在这个水平。劳动者能做的，只有用脚投票。例如工资的确定，需要工人通过工会组织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企业进行一种集体谈判，双方进行充分的博弈，怎么计算生活成本，怎么计算工厂的利润，通过劳动者的组织来帮助劳动者走出困境，也只有如此才能改变劳动者收入占GDP比重过低的问题。在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例如工会和职代会。现在做的是把这些组织的职能充实。

　　在其他国家的工业发展史上，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但中国的问题有他的特殊性。30年间，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的人的城市化。在其他国家，一个人从农村来到城市，从农民到工人，只需要完成一个职业的转变。而在中国，不仅仅是完成职业的转变，更多的是一种身份的转变。

　　富士康发生这连续自杀，不再仅仅是个体的问题了，也不是个体心理的问题了。所以通过心理辅导和干预，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到现在，确实是有必要，从更加深层次的角度看当代农民工的生存困境，破除对他们歧视性的制度安排。企业和政府应该在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提供结构性改进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