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 族·民 生·民 权

民 族·民 生·民 权

——《大话民生》推荐语

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 周鸿陵

　　民族、民生、民权是国父为中国社会变革提出的三大任务，其中民生问题更具有永恒性，换言之，民生更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不但在转型期有民生问题，而且在国家成熟期也有民生问题，就像现在中国有民生问题，发达国家也有民生问题，因为所谓的民生问题就是公民的生存问题，而生存问题则是伴随着人类存在而永远存在的。

　　无论什么样的国家，民生出现大问题都会引起社会变动，小的引发骚乱，大的引发革命，民生问题都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历史呈现出“民生问题——变革解决——民生问题——变革解决”的轮回。因此每当民生出现问题，社会出现波动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提出对策，进而引导社会变革，近代以来的中国三次大的社会变革都莫不如此。

　　在晚清时期中国民生问题已经是民不聊生了， 孙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要求变革，以达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用、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真正的解决民生问题，但是没有被李鸿章所采用，使得孙中山先生认识到不推翻清政府中国民生问题无法真正解决。随之，孙中山先生发动了民主革命，这一波革命一直到1949年才基本告一段落。

　　但是革命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当革命的硝烟落地之后，民生则成了社会核心问题。我们怎么样给民众一个幸福生活成了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所有革命的理由对民众而言其实只有一个：就是革命可以使他们更幸福。这个理由不但是革命时期民众动员的根本也是和平时期民众动员的根本，在港、台选举时期，所谓的政策论述都是围绕着民生幸福展开的。在革命结束后，寻找民主幸福的方式并不是那么轻松的，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十年文革后期，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民不聊生又一次成了现实。当三十年前共和国启动改革的时候，民众不得不为了能填饱肚子而甘愿拿生命作为赌注对社会管理体制进行反抗，小岗村村民的血红手印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我们的改革是基本成功的，市场化的改革解决了中国的温饱问题，为中国社会在工业化时期解决民生问题找到了现代的方法，因为，当代中国毕竟告别了小农经济时代。

　　社会是一个大的体系，民生问题无法只靠市场经济来解决。正如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说的那样，要对市场经济进行反思，一是市场经济也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分，好的市场经济能够保证市场根据市场规则运行，坏的市场经济往往是权贵化的市场经济；二是市场经济无法独立运行，市场经济需要民主法治配套形成完整的现代社会运行机制才能起到作用。我们今天面临的民生问题其实正是如此，从浩锋先生提到的企业家“原罪”、地产癌变、信贷困境、劳资冲突、分配畸形、“三农”危机等等，我们可以看出解决这些问题大部分都需要跳出市场之外，要通过建立民主法治的体制来完善。今天我们还不能轻言我们社会进入了民不聊生时期，但是民众生活出现困难则是不争的事实，普通民众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是事实，中小企业发展难也是事实，我们仿佛看到历史再一次开始了轮回，民生又一次充当了变革的加速器。不同的是这次轮回要解决的问题既不再是民族问题，也不再是市场化本身问题，而是需要解决民主法治问题，就是要建立和市场化相匹配的民主法治制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排除坏的市场经济，当然，我们也必须明白一个完善的现代社会实际上除了民主法治、市场经济之外还必须要有社会自治才有可能有效的运行。“定州事件”被迫使我们思考村民的土地权益保障问题，“瓮安事件”则不得不使我们思考社会存在的深层次的问题，我们需要从经济之外找到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这是新的一轮民生问题的特点。

　　然而，我们也不需要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民生问题而过分的担惊受怕，因为问题的正面作用是我们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我们推动了历史进步，国父提出的民族、民生两大任务，都是因为民生问题才激发了我们的民族意志，最终依靠革命和改革解决了当时的社会核心问题。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遭遇到了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将最终依靠治理来解决民权问题，也就是民主法治问题。面对今天的民生问题，我们民族的先进分子们将再一次挺身而出直面现实探索问题症结，寻找解决之道，中华民族在困难面前再一次表现出了坚韧的意志，此正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之征兆，生逢其时的英雄豪杰当有用武之地。

　　浩锋先生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社会活动家在思考当代中国民生问题的时候，不但呼吁建立民主法治，而且强调要加快社会自治步伐（参见本书第十二章《中国三农问题危机与出路探讨》），可以说展现了他具有卓越的社会洞察力和卓越的战略发展视野。因此在阅读这本讨论民生问题的书的同时，也会引发更多的思考，这种思考无疑会帮助我们用更开阔的视野来寻找解决今天的民生问题，这就是本书对我的启发。

2008年10月18日夜于朝阳南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