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相继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等论著中，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开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菜单：国家、法治、问责制政府。
其中，国家是指国家能力或所谓的有效国家，法治与宗教密切相关，问责制政府的核心是民主。福山认为，一个现代化的政治秩序，应当把这三个要素结合起来，融为一体。
这个政治菜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国家能力是建构政治秩序必不可少的支柱。国家能力主要体现为政权对政治共同体的整合能力、调控能力、动员能力。国家能力甚至会以国家强制力的方式呈现出来。现代化的政治秩序必须加强国家能力建设，这是没有疑问的。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国家能力主要体现为国家治理能力。
其次，法治也是必不可少的。从起源来看，法治是部落转向国家的伴生物。部落以血缘关系作为纽带，属于前国家形态，在部落生活中，可以没有法治。
相比之下，国家作为一种超血缘的政治形态，必然以公共性的法律与法治为依据。以中国为例，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前，家国完全一体，尚未形成公共性的国家，法治不可能产生。到了秦朝，随着郡县制的建立，血缘的支配地位随之终结，“一断于法”意义上的法治开始兴起。
再次，责任制政府与民主问责确实也是现代政治的一个支点。政府对民众负责，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属于现代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福山开出的政治菜单不仅称不上完整，而且遗漏了更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政党。在人类政治秩序形成的早期，确实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但是，西方自17世纪以来，中国自20世纪以来，政党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的火车头。现代化政治秩序的形成，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是政党，因为现代政治主要是政党政治，现代政治主要是由政党来运作的。在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离开政党来谈论政治秩序，终究是不得要领的。虽然不同国家的政党制度是不同的，但是，无论是多党制国家、两党制国家，还是像中国这样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国家，政治的核心都是政党。
在相当程度上，是各具特色的政党制度塑造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秩序。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法治状况、问责制政府，其实都是由这个国家的政党及政党制度所塑造的。
在政党政治的整体背景下，政治秩序的兴衰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政党的兴衰。这就是说，较之于国家、法治、问责制政府，政党对于现代化的政治秩序来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当今世界，有的国家或地区，随着政党的衰朽，政治也趋于衰朽，根本不上轨道，政治秩序也乏善可陈。
另一些国家，随着政党的成熟，政治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因而，政治秩序的优化与现代化，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其实是政党；政治建设的核心其实是政党建设。福山的政治菜单看似完整，其实存在着严重的疏漏，因为它忽略了政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前政党时代的政治秩序，不能很好地解释现代、特别是当代的政治秩序。
福山不仅遗漏了政党，而且对国家、法治、责任制政府的解释也存在着诸多可商议之处。
譬如，关于法治，福山的看法是：“宗教也是法治起源的关键，它是第3部分的主题。基于基督教的法律，存在于古代以色列、印度、穆斯林的中东、基督教的西方。”
这样的全称判断显然失之准确。因为法治的起源既可能与宗教有关，也可能与宗教无关。譬如新加坡、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都是公认的法治国家或地区，但是，新加坡或中国香港的法治，与宗教并没有什么关系。福山把宗教作为法治起源的关键，以之解释欧美，可能有一定的有效性，但以之解释整个世界，则有以偏概全之嫌。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这里不可能一一讨论。
简而言之，福山的政治菜单列举了政治秩序中的某些因素，但并没有论及政治秩序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我们应当承认福山的学术洞察力，但也不宜给予过高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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