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西方”

　　2020年2月10日，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并发布了《慕尼黑安全报告2020》，聚焦于“西方缺失”。报告指出，在过去，慕尼黑安全会议常被称为“西方世界的家庭聚会”，但情况已不再如此。报告反映了西方对当下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判断，暴露了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在这一巨大挑战面前产生的焦虑与不安。“慕安会”历来是协调西方政策的场所，但近年来焦点已转移到西方内部的分裂。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西方，更重要的是，西方本身也可能变得不那么西方。

　　西方世界的“西方缺失”

　　“西方”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概念，而是不同传统的混合体，这些传统的组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使西方保持团结的原因很简单：对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以及在国际机构中开展合作的承诺。而今，围绕着西方这一概念内涵的争议越来越大。作为一种相对有凝聚力的地缘政治结构，西方世界锚定了一种全球秩序的规范性模型，其中对人权、民主和法治的承诺是其核心，不过，我们现如今正在见证它的衰落。

　　这种衰落是多方面的。从冷战后到现在，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经济总体保持着缓慢但相对稳定的增长，与此同时，其他国家正在迎头赶上。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89年到2018年，美国的GDP从5.64万亿美元增至20.49万亿美元，欧盟的增长曲线与美国相似。中国则从1989年的1.72万亿元增至2018年的90.03万亿元，并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当被问及哪个经济体在世界上占据领先位置时，2009年德国有36%的受访者回答是欧盟，而到了2019年，这一比例缩减为14%；同时，2009年有28%的德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在世界上占据经济领先位置，到了2019年，这一比例提升到了53%。接受调查的其他欧洲国家，如法国，也呈现了相似的认知变化。

　　同时，“西方世界”正经受着某种“精神分裂”，这是由于西方世界中非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阵营的兴起。对于这一群体来说，西方世界并不是由自由民主价值观所界定的共同体，相反，它是一个由种族、文化或宗教准则界定的共同体。这一封闭性理解的支持者认为，今天的西方正受到具有不同宗教信仰或文化背景的“外来人”的威胁，这为实施他们认为合法的自卫措施铺平了道路。其中的温和派呼吁建立围墙、重塑边界、拒绝移民，以及反对政治正确和性别主流化，而西班牙民粹主义右翼政党沃克斯（Vox）领导人哈维尔·奥尔特加·史密斯等则更为激进。可以肯定的是，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使用暴力来捍卫其对西方的理解。但如今，这一思潮已经出现在大多数西方政治体系中。在欧洲，匈牙利首相维克多·奥尔班称自己为反对“自由欧洲”的先锋；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宣称：“未来并不属于全球化主义者。未来属于爱国者。”

　　相比之下，对于那些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界定西方的人来说，正是非自由主义的兴起，以及民族主义的回归使西方处于危险之中。它们有可能侵蚀西方的根基，以及西方作为自由民主国家共同体的集体身份。从这个角度看，被称为西方 “执行机构”的北约最危险的挑战既不是其他大国的崛起，也不是邻国的动荡，而是内部非自由主义的崛起和西方集体身份的不稳定。

　　多重挑战动摇了西方世界对自由主义模式优越性的信任。对于许多公民而言，选举变得毫无意义。尽管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全球选民投票率相对稳定（从78％降至76％），但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降至66％。在欧洲，这一下降尤为明显。广泛的民主幻灭为非自由主义政治家提供了利用民众寻求替代选择之需求的机会。诸如“使美国再次变得伟大”之类的口号虽然具有误导性，但非自由民粹主义者有一个清晰的信息，而这一信息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相比之下，捍卫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或多边主义者却没有那么响亮的口号。

　　世界层面的“西方缺失”

　　当代西方的危机不仅限于西方世界。可以说，它是影响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力量之一。随着西方权力在影响国外事件发展上的局限性变得越来越明显，西方对“自由秩序建设”的支持也受到了破坏。当我们审视今天的冲突时，这一点尤其明显。西方国家不再派军队直接参与战斗，而是“帮助”其他国家维护自己的安全，或通过提供防御性武器以支持西方的代理人。正如普利策奖得主安妮·阿普尔鲍姆所说，西方世界内部所谓的“西方价值观的危机”在外部具有“更血腥、更暴力的面孔”。可以肯定的是，后“9·11”时代“强加的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酿成了苦果。

　　近二十年来，国际社会在阿富汗花费了大量金钱，仍未实现可持续的和平。据境内迁徙监测中心统计，至2018年阿富汗境内已有260万人因冲突失去家园，而在2010年这一数字为40万。最近的事件突显了伊拉克和整个地区的持续动荡，而该地区的“民主化”却只是一场空想。马里兰大学国际与安全研究中心的一项伊朗民意调查显示，只有4%的受访民众认为伊朗应该与欧洲谈判，以达成一项新的协议。根据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的一项研究，与战争相关的“9·11”后战争支出总计为4.9万亿美元。

　　西方缺失不仅反映在冲突趋势中，而且反映在国际机构的发展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参与了一些国际机构，这些机构是对西方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机构的补充，也是对它们的挑战。可以肯定的是，从前代表性不足的国家和地区赶上来是公平的，西方可以积极支持非西方民主国家的候选人。同时，西方主要国家支持的减少意味着，作为自由主义国家秩序之核心支柱的许多国际制度正在困境中挣扎，包括联合国。2019年10月，当193个成员国中只有129个缴纳会费时，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警告说，如果成员国不立即缴纳会费，联合国将面临业务中断的情况。到2019年底，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46个。

　　最后，代表西方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北约与欧盟也正在困境中挣扎。对于它们而言，非自由主义在其成员国中的兴起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于欧盟而言，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事实。因为作为一个法律共同体，欧盟需要其成员国实行健全的法治，但这也影响到北约的长期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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