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三农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第二个困惑就是市场经济本身把我们过去反复有过的，就是整个近代有过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打破了。民族分裂为阶级，我们亲眼看到阶级：我们没有亲眼看到阶级是怎样被消灭的，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阶级是怎么样形成的。这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讲，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天赐良机，因为他可以看到阶级的形成，因为它一般只以百年为单位来计算。而我们只以几十年为单位就可以看到阶级是怎样形成的、阶级意识是如何被消灭又如何被形成的、阶级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等是怎样被形成的？对于这些，我们好象是可以直接地观察到，因为阶级这个概念通过理性的分析在著作上已经被阅读了。所以，在这个利益已经高度分化的时代来谈论民族共同体就觉得非常之困惑。

第三个困惑就是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原来整个的单位体制的瓦解。单位体制就是一个共同体，中国分成若干单位，每个单位又从属于上面更大的单位，更大的单位又从属于国家这样的单位。在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和单位就是同一的，社会就不存在，因为所有社会的功能和内容都在单位内部加以解决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所以我们看到从单位人向个人的转化，然后分化为每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这样，主流经济学在中国也占主流有它的生存方面的原因。就是说经济确实把人的丰富复杂的动机简化为单一的追求效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理性也被简化为计算和谋划。有个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说全体中国人已经被经济行为加以奴化。我们可以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绝大多数人在绝大部分场合的绝大部分行为可能是这样的。在这个高度依赖社会分工的社会里面，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被极大地强化了。这个问题，是整个19世纪西方社会学讨论的一个主题。这明明是一个分工的有机的高依赖社会，为什么又是一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意识特别强烈的社会？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每个人的实际生活和生存都告诉他：我是独立的，我要管自己，我要把个人利益最大化，我要争取货币的最大化，争取社会地位的最高，都这样。然而，他们又处在一个高度依赖的社会里边，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里边。这个问题困惑了整个19世纪的社会学家。涂尔干用一生的精力想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他所开出的药方也很次，就是恢复行会、恢复职业组织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能是有问题，但是他提的问题确实存在。这样，我们从民族立场如果下降到阶级立场，再下到个人主义立场来考虑问题，究竟什么立场是我们应该站立的：就是民族共同体的立场。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历程没有共同体立场，那一部分前沿分子逃到美国去，和美国接轨，或者在太平洋中点某个地方和美国接轨。那么他和我国整个70％的农民就脱轨，这样，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就成了问题。内部的对立和分化就成为现实，社会的秩序就成为问题。所以立场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空间。一个研究者如果要达到有效的研究，这两个前置前提，越明朗越好，否则你的研究就可能产生盲目性。

　　二、观点

　　立场决定观点，观点是由立场决定的。什么叫观点呢？我也加一个新的定义：就是你站在你那个立场上，在你那个视角里面呈现出来的那几个点，那几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你观察到的点叫观点。社会上无限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实，统称为社会存在。社会存在中的无限事实并不是无限地向每一个研究者开放的，它仅仅是对一个站在某一个观察点上的那个关怀的心灵开放——他关切什么，什么样的事实就对他呈现。

　　这里又举一个例子，上礼拜复旦的一个教授，他那个80万字的初稿完成了，结果打电话给我，说他的这本书如何地把中国的西方文学评论推到了第三境界（他认为达到第三境界了）：第一境界就是人头史，就是按作者来，说某某怎么怎么的；第二境界就是按照某一标准，把西方的各个人头贯穿起来，他把它叫做有机史；（他提供的那个最高境界我倒忘了，他批判的两个境界我还记得）。结果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你中国人写西方评论、文论史，你是不是要把中国的读者引领到西方的语境里面去，体会西方人对文学现象的认识及对文学的评论。他愣了，他不可能做这个事呀！我说你是要让中国人来理解西方的整个文学评论现象，但你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来写西方史，这说明你不同意西方人写的西方评论史，是不是这个意思呀？你必须通过它来加深我们对西方的理解的同时，也加深我们对自身的理解。这样，你站在中国这个立场上来看问题，那西方人认为重要的，在我们看来不大重要，西方人认为不大重要的，我们可能是笔墨很重地要写这一章。因为根据我们的要求，比如我来教西方社会学史，我就把18世纪向19世纪转轨时期西方的这个转型社会学大侃特侃，而把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略而不说，或一般介绍，把美国那个或者称作杂碎社会学的就避而不谈。因为这是从我的角度出发，因为从那里边可能会对我们当下的理解会有一些启示性的东西、启发性的东西。结果他听了这样一说，就说那你是达到第四个境界了，看来我们还是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所以说，不同的立场会挑选出不同的观点，所以观点之重要，是怎么样对我们而重要。如果我们站在民族的立场，什么是对我们民族当下而重要，这个观点就很重要了。当然，在这个目标――即什么是民族当下最重要的，也有分歧意见。我可能更倾向于的是：民族多数的生存与发展。这个多数用传统的概念来讲是工农大众。你不能抛下工农大众，让一部分精英去搜刮工农大众，进入富裕阶层，那肯定是不行的。这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也不符合儒家的旧传统。如果社会财富的分配是使一部分人多得，而使另一部分人少得。那么我说，这个秩序的被颠覆为时不会太久。我认为1996年以后的历次出台的关于社会福利的改革都具有这样的功能：叫社会排斥功能，教育的、医疗的、住房的、卫生的四大改革都具有这样的功能，它是一个社会排斥机制。这样，阶级就被政治、被改革造就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社会的弱势群体是造成的，不是它自生的，而是被造成的，是市场和政治双重作用的结果。站在什么立场，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事实进入你的视野。所以，我把现在那个时髦的话语霸权的第一个霸权称作筛选权：即让什么样的事实进入你的视野，话语权就是筛选事实的机制。它筛选了一批社会事实，罢免了一批社会事实。如果社会事实仅仅在社会存在的昏暗当中，那么它就不存在。百姓话语，它没有获得霸权，因为它仅仅把那些话语进入到民歌民谣里面，进入在口耳相传里面。这套话语就是我们搞农村调查需要研究的一套话语，但它没有获得权力地位。

　　话语霸权的第二个方面是对事实意义的解释。这方面西方人做得特别好。像美国人，对伊拉克宣战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被呈现出来了，媒体报道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解释这个事实，美国人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期间出现了大概3-4种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叫新十字军东征。结果失败，整个伊斯兰国家就反抗，让人们回想到原来的十字军东征，如果就这样解释，那么美国人就蠢得使自己和整个伊斯兰国家产生对抗。那么就让它们去干吧，给我们民族一个生存发展休养生息的机会。第二个解释叫作无限正义战争。这个无限正义战争后来也是触犯了伊斯兰。因为伊斯兰教中，只有安拉是无限正义的；第三个解释是持久自由行动，这个解释后来也觉得不太好，后来就改成了反恐。这样，大概是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内换了四套解释系统，最后定于反恐。那么，全球的统治者们一致认为，这个解释系统好。因为所有的统治都有自己的苦衷，于是全球的统治者在这里联合起来，而不是全球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事实就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反映什么样的社会事实，给予什么样的意义解释，这就是话语霸权的两大要点。所以我强调立场问题，这个立场，决定了什么样的社会事实进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来研究整个西方世界的事实，就要把这些事实从西方的话语中剥离出来，进入我们的视野加以研究。很可惜，我们始终没有完成这样一个转化，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在借用他们的话语。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这方面的情形还是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三、方法

　　复旦的及我的其他一些朋友，他们主要搞理论。现在这个哲学系就是搞理论，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就变成马哲，马哲就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哲学，早期哲学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马克思没有写成的一部著作：《1844年哲学经济手稿》，他们就不但硕士而且博士都读这个玩艺，认为里面有马克思最伟大、最丰富、最天才的东西。（那年马克思26岁）而后来的马克思就递退了：《共产党宣言》递退了一步，《资本论》递退二步，后来就每况愈下了。而马克思从哲学到法学，走到市民社会研究，去研究政治经济学，一步一步地关注整个社会本身的经济社会运动，而我们这个哲学它是倒过来走，而对丰富复杂的社会变动不去关注。所以，对他们来讲，我用歌德一句话：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