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 邓大才：“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

　　这里与黄宗智商品小农不同的是：商品小农在生存最大化的目标下，劳动力配置是家庭内部内卷化，而社会化小农时期，在货币最大化的目标下，劳动力配置是社会内卷化。究竟是社会内卷化还是家庭内卷化取决于两者机会成本的比较。

　　（五）社会化小农：分化与资本积累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小农的发展状况已经与四大经典小农理论截然不同，目前中国的小农经济处于社会化小农阶段。这一阶段，农户的资本积累和农民的分化呈现如下特征：

　　农业生产的资本化与社会化同步，即在社会化过程中，资本逐步积累，只不过资本积累不是经营农户的资本积累，而是专业农户的资本积累。对于大部分农户来说，在货币压力下，不可能带来积累和生产性投资。积累只是具有经营眼光的少部分农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农村专业经营户。也许初始投资根本不是靠积累，而是向亲戚朋友融资。专业经营户的资本积累并不表明资本化经营，因为专业户的资本化只是在农业分工的基础上，对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从事专业化服务，是完全的市场交换行为，不是依靠雇佣劳动，不存在剥削关系。资本积累不是在家庭内部形成，而是以村落或者村群而发展。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只有通过村落或者村群的考察，才能够发展资本积累的痕迹。如湖南省汉寿县的收割机就是在几个村的范围内服务，有些大型收割机还前往河南、河北收割小麦，等等。

　　农村和农业高度的商品化并没有带来纯农户的资本积累，既使有积累也来自务工经商积累，工商积累导致农户外迁和非农化。农村和农业高度商品化和市场化并没有带来纯农户资本积累，大部分农户仍然是从事简单再生产。对于具有部分积累的农户，其积累也主要不是来自农业生产，而是来自非农收入，也就是说农村的积累是属于工商型积累。具有工商积累的农户在使用其积累时，与马克思、亚当·斯密与设想的路径不同，不是在农业扩大再生产，而是举家外迁，完全非农化、城镇化。中国农户积累使用的方式是迁入城镇，并不像恰亚诺夫描叙那样，是无产化的农民进入城市中心，在中国是有产者，而且是农村较富的农户进入城镇。

　　社会化小农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特别纯务工农户和纯务农农户之间的差距最大，但是社会化小农阶段不存在"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比较赞同恰亚诺夫的"人口分化"概念，而不赞成马克思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观点。从考察的情况看也可证明这一假设。"人口分化"主要发生在具有打工的农户（外出务工，而不是在本地打短工）和纯农业生产农户之间。打工农户之间的差距和分化位居其次，其中主要在以劳力打工和以服务业打工之间。在纯农业生产农户之间，虽然存在"人口分化"、"收入差距"问题，但是分化和差距并不特别大。资本积累和人口分化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农业大生产，而是具有积累的农户非农化。

　　（六）收入源泉：农业、农村抑或农民

　　社会化小农能否增收，增收从哪里来呢？对于这个问题，经典理论没有给我们现存的答案，当前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也莫衷一是。我们认为，不能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将小农置于社会化大背景下进行分类考察。在此要澄清一个概念，本文所说的增收，不是指小部分人，如农村专业户、经济大户、从事商品贩运的农民、城郊种菜的农民，以及因土地征用而失地农民的增收。我们所研究的是大部农民的增收问题。小部分特殊农户的增收问题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虽然这部分农民是政府部门及其官员推介、宣传的对象。但是这部分农民在任何社会中、任何社会发展阶段都有，不具有普遍性。对于这部分农民增收，我们将其视为异常数据予以处理，重点是分析社会化背景下大部分小农家庭的增收问题。我们将从"三农"入手，具体分析农业、农村、农民的增收潜力和可能性。

　　农业只能是小农生存的保障，无法承担增收的重任。农业的增收问题就是通过种植农产品、养殖家畜水产品增收。从人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工业从农业中分离以来，农业就一直是"糊口产业"。我国尤其如此，建国前农业本身或者向工商企业提供原始资本积累比较少，农业只能够勉强保障生存。建国以后，政府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强制农村向城市工商业提供积累。从整体上看，这个阶段农业在增收，但是小农家庭却没有分享到增收的好处，新增财富变成了政府扩大再生产资本。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78至1985年，生存和增收问题提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政府的"让利行为"、短缺的粮食市场使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者收入得到了大幅提高。此阶段农业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农业的发展可以同时满足增收目标和生存目标。但是随着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的自给率提高和国际化程度提高，农业增收地位大幅下降。大宗农产品自给率提高，使得国内大宗农产品市场逐步实现了供需均衡，既使某些年份，大宗农产品减产，也会被国际市场所填补。1990年以来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农业已经无法同时满足增收目标和生存目标的要求，只能够满足家的生存和繁衍要求，无法满足户的增收要求，特别是无法满足货币收入持续增长的要求。农业像过去一样，只能满足家的生存问题，充当"糊口产业"，无法成为"户"增收的载体。

　　农村无法解决大部分就业及增收问题。农业无法增收，也许有人会说，农村能够增收。他们的方案主要有两个：农村工业化和农村专业化、分工。前者以费孝通先生、梁漱溟为代表，后者主要以斯密和马克思两个小农学派为代表。农村工业化不具有普遍性的增收意义。费孝通先生得出农村的出路在农村工业化的结论是20世纪20至30年代。当时虽然外国工业产品涌入农村，已经破坏了农户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但是还没有完全摧毁农村工业，特别是商业化的乡村发展的基础，在大工业无法覆盖的领域，乡村工业还有生长空间。20世纪80－90年代乡镇工业的发展有其特殊背景，国门基本没有打开，而工业产品市场已经放开，国有工业因为体制原因无法满足各层次市场的需要，"需求饥渴"为当时的社区工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但是一旦国有企业改制完成，一旦国门洞开，在外国大型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企业的双重挤压下，乡镇工业萎缩是题中之义的事情。最近已经很难听到有人说发展乡镇工业来解决农村问题。特别现代工业分工和市场全球化、国际化，国内外工业产品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有，无处不有，乡村工业的基础已经被彻底摧毁。

　　农村分工和专业化也不是农民增收的源泉。农村分工和专业化不仅不能成为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的动力，反而还是侵蚀农民收入的载体。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认为，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带来资本的积累，同时也会导致农民分化。对于益处，两者的观点截然相反，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和专业化能够给农民带来好处，而马克思则认为，分工和专业化会带来两极分化，农民受到剥削，变成农村无产者。两大经典理论各执一端，究竟谁对谁错呢？从目前来看，分工和专业化带来了效率，也带来了收入的增长，但是收入增长主体不是大多数农民，而是从事专业服务的少数农户，或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增收的主体是进行资本积累的专业服务户。大多数的农民却是以货币换取了分工的专业服务，农民必须让出部分收入用于分工，购买专业服务。所以就农业、农村而言，分工和专业化不仅不能为大多数的家庭带来收入增量，反而还要减少收入份额。

　　社会化小农发展阶段，农业重点是解决生存问题，农村重点是解决归宿和落脚问题，农民才是核心，农民重点要解决的是就业问题，只有抓住了农民及其就业问题，才能真正缓解社会化小农的货币压力。农民是增收的源泉，农民的本质问题是就业，对农民而言就业才具有普遍性的增收意义。

　　只有重点考察农民及其就业，才能够理解农村劳动力的社会化过程。因为过多的农业社会化只会更多的侵蚀小农家庭利润；过多的农村社会化固然能够促进农村商业化和市场化，但是它也会诱致更多的货币支出，加剧小农家庭的财政危机；只有农民的社会化、农民就业的社会化，农村劳动力配置的社会化，才能够带来社会化过程中小农急需的货币收入，缓解货币支出压力。可以说社会化小农阶段，"三农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就是消费支出诱致的货币压力问题。只有解决了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三农"问题。

　　四、社会化小农：理论与现实意义

　　社会化小农理论提出了与四大经典小农理论不同的分析框架，它能够比较好的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化小农的基本动机和行为。社会化小农理论的构建为正确认识"三农"提供了分析工具、为国家有针对性地制定"三农"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对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