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剑铭：小岗协议与中国三农问题——儒学社会学的观点

　　“……不同的社会形态不是在历史规律的意义上相续自身转变，而只是历史自身无意识中实现的革命，就是说革命本质从来只是社会无意识行为，当它被意识到时革命已经发生或完成了，事先设计好的有历史决定论或历史规律意义的意识形态与社会自己的社会范式完全不可比拟，革命本义的反决定论性质就可以使革命成为自己的悖论，”（周剑铭：儒学现代化之路——中西文化中的儒学与社会学）

　　小农经济在经济形态上是相对落后的，但并不与市场经济相对立，自营或家庭式农场仍在现代西方社会存在，农业现代化只是在规模和技术上的进步，因此不是中国的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而是由于过去对它们的直接抹煞，小农经济的向现代农业经济的演化道路历史地失去了，今天中国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由于早先的错误排斥而缺失了家庭式小农经济这一大块，也就无法整体性地重建现代的农村农业经济体系。农村与城市的分治与农业与工业的分割完全是计划经济的结果，计划经济造成城市和工业经济上的灾难是可以迅速恢复的，但计划经济造成的城市与农村的分裂是永久性的，而这在今天建构的意识上，己经对过去的革命后果无能为力。

　　3．奉献与补偿

　　农业是中国传统经济主体，中国封建社会主要就是由农民供养的，民谚曰：“农夫不种地，饿死皇帝老”，交皇粮被认为天经地义，国家是农民尊严，这成为封建时代农民的下意识；的但在小岗人时代，人民似乎是国家养活的：国家是人民的，人民当家作主，不存在谁养活谁的问题，但人民养活不了自己，所以小岗协议中不要国家救济并且完成上缴义务成为了农民尊严；按现代人的常识，国家是人民的政治共同体，政府是纳税人的雇员，因此，谁养活谁话题成为了中国人的愚民话题，相比之下，西方的知识份子则把谁该被养活的这样的民间话题变成了社会公正、社会正义的精致学术论争。

　　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否定农业和农民对整个社会的无偿奉献，但是实际上人们仍会维持或加剧这个事实，强调国家经济超常发展是受意识形态支持的，但这种超常发展正是以对三农的牺牲为代价的，但真像总是被掩盖了，总是把三农问题归结为三农自身的原因上去，不合逻辑地从历史水平，从中外指标表象进行比较分析，使对三农问题研究远远脱离现实，空泛无力。

　　中国过去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出发，片面强调粮食安全，长期行政性强制性进行单一粮食生产（以粮为纲），在整个耕作制度，土水利用，农业多种经营，资源配置等等方面完全破坏了三农的传统的和应该发展的方向，在整个农村社会文化和农业经济体系意义上（包括文化性的农业习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社会结构，各种有机性的内外平衡、有机制约关系等等）扼杀了三农的自身生机，三农为此付出的代价几乎不可逆转。与此相对比，改革开放后，国家把主要资源（包括政策）配置在工业和城市方面，有目共睹的经济发展实质上仍以三农的实质性忽视和牺牲为代价。农业上虽然在土地单一产出上提高了效率和耕作技术水平，但三农的自身的内在生机和动力性无法恢复，在日渐复杂化的市场经面前，三农总处在被动、无力的危机紧迫状态。

　　农业问题在现代巨大的经济生活中已经不占主要的比重，但却越来越政治化，甚至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这表现了发达国家对不成为三农问题的三农问题的实质性重视，但中国农民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谁为此向三农道歉，并对此作过对等的补偿？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工业和城市的超常发展无一不以三农的牺牲为代价，自然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枯竭都是直接由三农的承受的，这正是造成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原因，虽然三农的社会经济指标在绝对值水平上有所提高，但相对工业和城市发展而言，三农付出多得多，补偿微不足道，但没有负责任的人对此做过真正的评估研究，甚没有真正的三农利益代表，把对三农的补偿称之为反哺象是对等价交换的市场机制的讽刺。

　　农民的奉献精神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无意识，今天仍利用而掩盖这种利用就是政治上的不公，对于今天的三农来说，他们奉献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而是发展的资源和机会，维持和加剧城乡等等制度性的差别，使受教育机会、健康发展机会、工作机会、生活水平等等差别加剧，这正是三农问题长期不能改善且越来越严重的原因。

　　4．历史没有决定论

　　中国的土地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但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问题总是有其存在的特殊意义的，对于中国来说，土地不是单纯的生产资料或资源问题，中国人与土地的关系是一个文化问题，但从来没有理解中国人与土地的文化关系，西方经济学家和经济理论一遇到中国问题就难以通行，这正是中国文化的深层原因，不理解中国文化，就很难把西方学术理论和成果应用到中国的现实中，中国文化在所有中国问题中存在，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

　　比如，农民与土地的生养关系使中国农民具有一种东方特质，这种特质成为中国农民作为人力资源的最优秀的品质，因此土地不仅是经济资源，而且生产和维持着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没有中国文化的几千年功力，在世界的那一片广袤土地上能找到像中国这样自立无求、不争无怨、默然奉献的智慧农民？

　　农民工成为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财富的一个主要来源，在城市各个角落和广泛的工业领域，中国的农民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初级工人，中国对世界经济所作的贡献不能不把其中的大部份归之为中国农民的贡献，他们的品质和奉献精神不是人力资源标准所能评估的，不是任何资本品所能比较的，他们在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是仅仅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单视角所能真正理解的。

　　中国农民贫穷落后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历代政府无能利用这巨大的人力资源的过错，中国的土地和中国农民曾经是也仍然是巨大的资源，但这种宝贵的资源总是被无情地浪费。中国传统的农村是可以融入现代社会的，中国的农民是可以经受合理的社会变革的，但他们一次次地失去了历史机会，中国农民超越了历史阶段，当精细的 “差序结构”被彻底破坏而又无能改变农民身份的社会革命发生以后，没有人再能恢复农民与土地的文化关系，三农可以存在的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化机会也就历史性的失去了。贫穷可以使人犯罪，贫穷可以使人革命造反，但本质的中国农民只是默默忍受一切，信守世世代代的传统，那种改朝换代的“鸿鹄之志”不过是再次牺牲真正的农民以获得“吾业之大”的帝王野心。小岗协议再次证明中国农民具有历史智慧与牺牲精神，我们能领悟这一点，珍爱这一点吗？

　　中国的历史过去、现在没有断裂，将来也不会改天换地，历史不会被人创造，比如，今天中国经济作为世界加工厂的地位被贴上双赢的标签，不过是历史决定论最终被历史改变的尴尬。无论历史学家或政治家如何有意无意地涂抹，油彩总会淡去，历史总会顽强显现自己，没有人能决定历史，历史也没有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具有哲学的品质，这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意义和地位区别于通常西方学术中历史与文化的最重要的一点。

　　这当然也不是文化决定论，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而是所有的中国元素构成了中国文化，所谓中国特色、中国国情正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质，而不是其它什么单一性的东西能使中国成为特殊。文化的本质就是社会的自生有机整合，三农问题正是社会失去自生的整合性的特殊表现。所谓文化决定论只是对文化这一概念的误解。所有的决定论对历史、文化和社会这样的存在性是无效的。

　　在中国的历史自然条件下， 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能够在没有自然优越性的土地上延绵不息地生存，创造了几千年的先进文明，这不是任何一种人为的建构性所能替代的。历史没有决定论，但历史总在为自己开路，中国人永远以自己的历史为自豪，但只有懂得在历史面前谦虚，才是一种真正的骄傲，不知道这一点，就愧为中国人。

　　与本文相关的观点可参见周剑铭论中国思想和中西文化系列文章

　　二○○八年九月于岳阳市南湖大道杨树塘9-2-6-1号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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