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毅：小岗村的悖论

　　基层政府的现代化也是导致农民支出增加的重要原因。因为要现代化，地方政府必须有明确的分工以便与上级政府的职能相互对应；同时地方政府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职责，特别是经济发展的职责，如此一来，人员的扩张就不可避免。不仅人员扩张了，而且设备也需要适应现代化，手机已经成为必需的工具，随着道路条件的改善，汽车也几乎成为标准的代步工具。如果从工业品下乡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有利的，但是这是需要农民支付的，尽管支付的途径可能不同。

　　如果说这些还不是最大的支出，那么为了显示现代化而建筑的许多形象工程不仅浪费了农民的钱，更重要的是剥夺了一般农民的权利。因为要建设现代化的小城镇，村庄内的道路只能由农民自己去修，或者完全不修；因为要建立高水准的企业，所以贷款全部集中到这些企业中，一般的农民无法获得信贷支持。

　　在西部地区，我们看到许多山里的农民赤脚走在现代化的高速公路上，农民之所以要走在高速公路上，是因为修高速公路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农民的需要，农民之所以敢走在高速公路上，是因为花了巨资修建的高速公路上没有几台车子在跑。也可能人们会说，这些高速公路的钱不是从农民那里集资来的，但是这些钱如果不被浪费，也可能会被用来做一些对农民更有利的事情，也可能就不会要农民为了治病、为了子女上学而掏那么多钱。

　　如果说减少农民的刚性支出可能会提高农民的安全性，减少农民所面对的风险，但现实的问题是，农民无法决定他们如何花费他们的钱。他们不能选择比较低廉的教育体系，也无法与医生谈判价格，他们更不可能与政府讨论如何购买公共服务。从这个角度上说，“三农”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使他们能够表达意见，而且这种表达是有效的表达，而不是无效的表达。建立农民表达的机制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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