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贫困经济学——资本化与制度成本转嫁

　　二、在城市过度集中资本，就会过度集中风险。在下个月我要出的这本书《八次经济危机与软着陆》中，我们做了一个经验的归纳，发现只要经济危机软着陆成功，那一定是城市资本把代价转移到乡村去了。凡是硬着陆，那一定是这代价转移不出去，于是硬着陆就砸出了改革。无论改革还是调整，都不过是危机硬着陆在城市资本的结果。资本，不论国有还是私有，都是人类制造又反过来异化人类自身的异化物，政府也是人类制造的另一个异化物，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只不过是服务于资本。但在特殊情况下，会出现政府和资本直接结合——资本内化于政府，于是就政府公司化，虽然节省了政府与资本之间的交易费用，但是，强大了政府权力和资本权力共生的时候，对资源作资本化占有的能力大为增强。而资源原在民生之中，只有内化于政府的资本，才能最顺畅地推进资源转化成资本的过程，并甩掉制度成本。

　　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前的三次危机及成本转嫁：1960、1980、1988

　　1960年我们如何转嫁危机？主要是把城市中的过剩劳动力以“上山下乡”的方式转移到农村，城市青年劳动力转移去了1000多万人。同时，1950年年代为了支援城市建设，我们动员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去挖土方，修马路，1960年工业停滞以后，这几千万人也被送回农村。用乡土社会的村社经济，承载城市危机甩出来的不能就业的代价。我们有几次高达数千万的失业，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结果。

　　改革以前的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中国三次遭遇到经济危机的客观结果。一遭遇危机，就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去，城市危机就化解，就软着陆。

　　1980年再爆发危机的时候，我们面临着4000万待业青年的巨大压力。因为，毛泽东去世，无法下乡。而且为了休养生息，还得让知识青年回城。4000万待业青年就演化成巨大的社会犯罪，所以就有“两个严打”，其实不怪当年的那些青年。因为不能正常就业，这些人就买两个塑料包南下深圳当“倒爷”，就开始出现“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的局面。因为1980年危机爆发在城里不能向农村转嫁了，这次硬着陆就砸出一个大规模改革。首先是1979年政府提出价格双轨制，同时开始推行允许地方财政外贸自主权等一批放权让利政策，这就是改革的开始。自此崛起了中国四大沿海地区，辽东、胶东、苏南、浙北，这些地方都是原来国家工业化地区形成的工业带。这些工业带借着放权让利，形成地方自主权和价格双轨制的机会，将产业在周边做了重新布局——物理空间的产业结构调整。所以，中国在80年代初的产业结构调整，带出了沿海地区的先发展。当时就提出了沿海先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带后富这些说法。

　　中央在财政严重赤字压力下，进一步推进农村家庭承包，那是一种“政府退出”，国家同时把应该支付给农村的基本公共开支（社保、医疗、教育）转嫁到被农民重新均分的土地上。至于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甩包袱，把财政拨款改成企业从银行贷款，自己留下利润给国家交税，这样企业就开始有需求搞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政府与企业分离。但就在同时，因为国家面临巨大的失业问题，所以要求所有国有企业吸纳就业，“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很多国企安排子女顶替，下岗老职工就变成了乡镇企业的技术力量。同时，还有大批干部子女就业困难，于是机关大门打开，办三产，“官倒”就开始捞第一桶金。总之，早年国企的低效益问题不是国企自己的问题。政府采取这一系列政策被称为改革。类似的政策60年代采取过，只是当时被叫做调整。所以说，危机砸在城里，就会有调整或者改革。

　　但是当经济主体多元化，各个地方和企业都开始追求自己独立利益的时候，我们发现市场关系高度紧张。80年代开始进入连续通胀，就产生了改革界各种方案，导致领导选择价格闯关，陡然就给刚刚问世不久的官倒公司创造了历史性的机会。于是，80年代机关办的三产公司直接囤积居奇，导致物价飞涨。进而导致老百姓抢购。那时候的教训是，用改革解决改革造成的问题使得市场关系更加高度紧张。于是1988年物价指数攀升到18.6%，导致了88年银行为了防止挤兑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八年期的存款保值补贴利率高达24%点几，几乎超过了任何产业能够产生的利润。银行提高了存款利率却没有同时提高贷款利率，因为那时候财政和银行还不分家，于是1988年造成了将近500亿的赤字直接进入财政，就造成了1988年年底，1989年年初，财政公布的赤字就是500亿。

　　接着，财政受不了，政府要求银行大幅提高贷款利率，流通企业受不了。于是流通企业的经济行为发生变异，不再贷款进货，而是占压生产企业产品搞代销，却照收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全部收益。它的收益刚性是不能减的，而三级批发加零售至少是40%的利润率，而代销应该只有3%。再加上它占压了生产企业的产品，生产企业不能回收资金，所以生产企业全部运转不起来了。这就导致上游的原材料企业也无法运转。于是全国陷入三角债，导致了生产全面停滞！这就是发生在88-89年的滞涨形态的大危机，随之是任何大危机都会有的风波。

　　三农问题的未来发展

　　我们关注的三农到底是什么问题。先看国际经验。

　　世界上农业本来就分三大类，大农场只适合于殖民地，欧盟国家也是小农场为主，因此农业补贴占财政的40%以上，同时也造成欧盟农业50%甚至60%以上是市民兼业农业。尽管美国、加拿大这种大农场国家也并不能脱离政府补贴，但没有欧盟那么高。

　　亚洲的小农国家里最为接近西方现代化的是日本和韩国。我们叫日韩模式。日本农民只剩下558万，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64岁。主要靠JA系统来解决问题，它是一个综合性农业合作社。政府给予最优惠的政策，让农民合作社免税进入金融、保险、房地产、购销、餐饮、加工、旅游等各种非农产业，所有在二三产业中产生的收益必须50%以上返还三农。其实日韩和中国台湾都是日本JA模式——让农民保证收入比较高，生活无忧的这种模式就叫做综合农协——收益并不来源于农业，因为小农经济在农业领域中是不可能获得高收益的，而来源于给综合农协以特殊政策，让它可以从第三产业中占有高收益。所以日韩和中国台湾，都是农民95%以上加入综合农协。

　　所以我们说，东亚经验表明，不是没有办法化解三农困境。麻烦在于，这个办法要从现在的利益集团中去重新做调整，要把金融、保险、房地产、加工、超市、餐饮、批发、旅游所有这些非农产业还给农民的话，那些利益集团是不会让步的。怎么才能让中国农民得到像日韩农民，包括中国台湾农民那样的优惠待遇呢？只有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只有农民组织起来才能跟其他利益集团谈判，谈判才能获得交易地位。高度分散的小农交易费用过高根本不可能谈判。所以今天农民在一盘散沙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有美好未来的。

　　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国家想要真的建立市场经济，必须构建信用社会的基础，那也是得让分散的农民形成组织，提高谈判地位，才能形成可维护的契约关系。

　　总之，没有农民组织化提高，中国就不可能构建以契约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本文为温铁军教授2012年5月25日晚在外经贸大学演讲摘要，已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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