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三农”问题的化解：现代、后现代抑或他途

　　阶级分析的观点似乎很难说通中国历史问题，社会分层论似乎只能提供一个对农民的静态层面的把握。从阶级分析与社会分层论的视角，农民作为一个阶级阶层是虚弱的，因为其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等等的确处于社会底层。农民的 现状只要读一读中国“三农” 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与中汉经济研究农村发展研究部编写的于建嵘等人撰稿的文集（《小康——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近60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也就明白了。至今，“三农”问题的研究者大多数只看到农民作为一个阶级阶层是虚弱的一面，没有从动态去把握中国农民潜在力量。例如，近百年来以至于今日，对于一家一户式的小农经济，千遍一律地说成是造成近现代落后的根源，很少有人思考，在一个“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的国度里，正是靠这个一家一户式的小农经济曾经达到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水平。直到今天，很少有人从几千年前中国农民自组织产物——一家一户式的小农经济中看到所蕴藏的自组织创新意义，看不到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身上所蕴藏的自组织的潜在力量。

　　在毛式社会国家主义时代，农民与非农民是界限分明的，农民就得种田。从1970年代未以来，允许“分田到组”、 允许“包田到组”、 允许“包产到户”、 允许“包干到户”、 允许私人开办工商业、允许长途贩运、允许私人购买农机和农副产品加工机具、允许个人外出打工，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允许雇工、允许农民合伙或个人投资兴办仓库、公路、小水电等、允许承包大户（专业户、重点户）、允许合股经营，资金分红、允许资金、技术、劳动力多种形式組合--------在这一系列允许下，中国农民身上所蕴藏的自组织的潜在力量得到空前的暴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中国农民将农业的边界一破再破，对农业的定义一改再改，多数农民成为跨越传统农业边界的“两栖农民”， 不少农户成为“多元兼营户”， 相当一批跨越边界的农民，成长为现代企业家。

　　中国农民身上所蕴藏的自组织的潜在力量似乎隐含着这么一个逻辑：“三农” 问题应该由农民自已去解决，而且中国农民有能力去解决。但历史事实是，中国农民运用自身所蕴藏的自组织的潜在力量彻底破坏了农业——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改革的逻辑起点农业还是一个产业，当然是一个就业主体剩余积累的产业，今天，则退化为不是一个产业——田地成了农民一个象征性的福利田。在1949年以后的长时间内，中国农民尚可忍受“剪刀差” 支撑着工业和城市建设，因为那时的农业还是一个产业。可以肯定地说，将农业退化为不是一个产业，是当代中国“三农” 问题的源头性因素之一。问题是，既然农业已退化为不是一个产业，你在农业领域留得住身上蕴藏着具有自组织的潜在力量的农民吗？历史上的农民在走投无路时只有流血造反与起义，当代中国“三农” 问题亊实上是农民正在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沒有旌旗的不流血的造反与起义的结果。可惜，直到今天还少有人有深度地从机制、过程、状态去深刻检讨现制度在“三农” 政策上的重大战略失误；多数人将农民界定为弱者，以西方为参照系，开出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药方来治理“三农”。 更为危险的是，相当一批人在“热捧” 现制度，在GDP已是全球老二行将走向全球老大时，看不到1840年前，中国同样也是一个超级巨型国家，人口与GDP都是全球的龙头老大，但国家是一个强大与弱小的矛盾的自我同一体的“影子”， 在严重的“三农” 问题面前，不去思考当代中国强大乎弱小乎的问题。因意识不到当代中国的潜在危机，也就不能将化解“三农” 问题提升到化解时代风险的历史高度。

　　三

　　眼下，城市被农村包围着，农村又被非农民包围着。

　　对于城市被农村包围着易于理解，如，农民工涌进城市，在一些发达地区的城市、集镇外来农民工就超过当地常住人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对于农村被非农民包围着需要好好说一下。2001年，我们农村有5亿劳动人口，而同期农业生产却只需要1.5亿劳动者，那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我们就有多达3.5亿（即70%）农村劳动者不得不进入兼业农阶层或直接向社会第二三产业转移并从此成为“非农民”。这些非农民拥有农村土地，拥有房子，但不靠农业，也不去干农活，有的成为农民工出远门打工，有的滞留于村庄，但都不能达到进城买房生活的地步。据另外的权威机构估算，按现在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到2020年，我国人口城市化有55%，但那时社会总人口却已达到14.5亿，那也就是说，那时我们的农村仍有6.525亿人,但同期农业生产所需从业劳动者就可能只需1亿，非农民这一庞大数字将会长存于农村。虽然大多数人一年到头在外，但他们的房屋等会构成农村建设的主体景观。

　　城市被农村包围着，农村又被非农民包围着，同样也是农民正在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沒有旌旗的不流血的造反与起义的结果——为自己赢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距离“彻底解放” 仍路途艰难而遥远！——因为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仍然由他人掌握着！？化解“三农” 问题的基本目标是将农民的历史命运交还农民自己掌握！？而不是仅仅将农民置于同情、关注、保护的对象！？

　　前几年，大多认为，“三农” 问题的核心是广大农民的农业收入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而农民又无法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近几年，由原来是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转变为农民权益保护、农村可持续稳定与农业生态安全的“新三农”（ 这是温铁军先生所力倡的）， 并将土地产权问题、农民的公民权问题、农村基层政权问题等列为重点领域。相应地，“三农” 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激烈交锋的场所。如，你要搞工业化，我就告诉你人家已去工业化，你要搞城镇化，我就告诉你中产阶级已去城市化。其实，“三农” 问题的核心都不是这些身外之物，而是人自已本身的问题——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仍然由他人掌握着的问题。

　　写到这里，就不能不点到李昌平先生的名字。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诉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他在信中写到：盲流如“洪水”、 负担如“泰山”、 债台如“珠峰”、 干部如“蝗虫”、 责任制如“枷锁”、 政策如“谎言”、 假话如“真理”。 2002年，我读到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时，对他的评价是，他代表了党的农村基层领导的良心！但他并没有看到“三农” 问题的实质或核心，或者他看到了，但并没有说出。2005年，当我读到李昌平中国农大演讲词：《贫困的原因》时，并不怀懝他的真诚之心，但一点也没有新鲜感。这个演讲词分两大部分论述了农民贫困的原因，笫一部分为制度与贫困，第二部分为结构与贫困，并且做出制度性贫困导致了结构性的贫困的结论。在笫一部分制度与贫困中，列举了18种制度：产权制度、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制度、税收制度、资源的配置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工资制度、土地制度、干部制度、法律制度、科技推广制度、市场主体制度、户籍制度、招标制度 、监督制度、代表制度。李昌平所说并没有错，之所以一点也没有新鲜感，是因为1980年代农业部政策司的郭书田、刘纯彬等人从实证性的视角，通过对中国现行的户籍、婚姻、粮食供给、副食品与燃料供给、住宅、教育、就业等具体制度的具体分析，提出了有别于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15年—1991，黑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领导者和先驱，197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二元结构论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对我的印象太深了。当年，他们做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分析的目的是——呯唤人，解放人——农民！在李昌平那里找不到这个主题。

　　再来分析温铁军先生所力倡的“新三农” 的农村可持续稳定与农业生态安全问题。

　　可持续稳定、可持续发展、农业生态或生态农业等，对农民来说是一个新鲜名词，但对专业人土来说，1980年代已成为时髦的名词。对于这方面问题，原浙江省农业厅厅长兼黄岩县委书记孙万鹏在1995年出版的《农业新思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孙万鹏灰学文集》第三卷）一书中作了清晰的梳理。书中除了回顾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10余年，我国由推广生态经济农业，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到倡导可持续发展农业的历史之外，还系统思考了无为农业、回归农业、替代农业、生态农业、持续农业等的农业生产新模式。该书还系统“考察”了美国、德国、法国、曰本、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农业以及持续农业本身的局限性问题。该书的主题是掀起一场新的农业革命，建立协调型农业。当年，孙万鹏的思路是，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农业在工业革命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作为基本的和主导的产业部门发展着，并创造过辉煌的文化；工业革命后经济增长走了一条牺性农业利益的道路——农业与工业关系成为工业优先的“一方先于一方” 或“一方优于一方” 的非协调的介入型关系；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第三世界的“绿色革命” 曾经有一个象蒸汽机的发明引起工业革命一样的预期，结果换来的是以污染农业生态代价的投资效益；持续农业产生的历史背景就是“绿色革命” 遗留的问题；“绿色革命” 以牺牲生态良性循环为代价，持续农业具有未来意识，追求世世代代永续利用再生与非再生自然资源发展道路，但它回避工业革命后经济增长走了一条牺性农业利益的尖锐矛盾；而掀起一场新的农业革命，建立协调型农业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处理农业与工业关系的问题，这个新的农业革命才是象蒸汽机的发明引起工业革命一样，带有全球性的，因为既要涉及到“绿色革命” 遗留的问题，又要涉及到工业革命遗留的问题。当年，孙万鹏将工业革命后的农业列为“现代主义”， 将持续农业列为“后现代主义” ，按此标准，温铁军先生所力倡的“新三农”， 可谓前脚跨进理想的“后现代主义”， 后脚又深陷于现实的“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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