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三农” 问题：当代中国穿越历史的戈尔迪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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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当今中国的这条道路的确不同于那些成功的国家的那条道路，但却同于那些成功的国家的早期积累时期的道路，因此，在最近的30年，西方近现代化过程的所有思潮都到中国转了一遭。以经济学为例，自由主义盛行之前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影子，更不要说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制度学派、瑞典学派、新自由主义的新奥地利学派、伦敦学派及芝加哥学派、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学派以及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现代货币主义、德国弗莱堡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等。中国的理论已经不“贫困”了，为什么实践总是陷于“困境”？

　　自17世纪英国的威廉-配第开创近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你吹喇叭他吹号——各吹各的调”。早在200年前，法国的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年）中提出了一个“萨伊定律”——供给创造了它自已的需求。他反对同时代的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萨伊定律，对后来的经济学家产生过重大影响，达一个多世纪之久。直到1929-1933年“大危机”之后，所谓的凯恩斯革命，提出了与萨伊完全相反的理论。凯恩斯反对萨伊定律，认为“需求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不是创造供给而是要创造需求。这场旷日持久大争论，实质上是创造需求抑或创造供给，加强何者管理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争论。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他们三人分别出生于1883、1893、1899年。出生于19世纪末的这三个人，很大意义上决定着21世纪初的西方意识形态谱系（左派、右派、中间派）。他们的遗产构成了全球化加剧时代的政治争论。他们三人定义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自由主义概念，成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运动。历史学家马克斯-贝洛夫称20世纪20-40年代为“拉斯基时代”。现代货币主义的货币数量论的创立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称20世纪50-70年代为“凯恩斯时代”，把余下的时间称为“哈耶克时代”。这些意识形态谱系与时代的简要划分，就隐含着在需求与供给这一经济学的精髓之外，还存有一个政府与市场的经济学的精髓。在西方意识形态谱系中，哈耶克属于右派。对于市场的运作，政府是否有能力进行精确的控制？哈耶克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提出的最基本的辩驳理据是人不可避免的无知（或者说知识的局限性）及自发秩序的概念。哈耶克的理性有限的知识的局限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市场过程理论，要比信息不对称不完备的涵义深刻得多。在在西方经济学界，存有一个理性有限的上帝，也存有一个理性无限的上帝，一个上帝化身为政府带给你秩序，一个上帝化身为市场教你掷骰子。而真正从信息不对称不完备走向信息对称完备（或者从不确定性走向确定性）的理论并没有真正诞生。

　　在最近的30年，引进上述理论过程，存有一个历史的黑色幽默：如同赫胥黎批评社会进化论的书，经严复之手倒成了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读物。根源在于当代中国存有一个不是1980年代提出的“某某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宪政、法治、民主制度、公民精神、个人权利等方面，中国正处在西方“古典”时代——中国正处在西方19世纪之前的争取自由之路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连从何处来，现在何处，将走向何处都没有弄明白的情况下接收了西方理论。中国的理论已经不“贫困”了，而实践总是陷于“困境”，只能这么解释了。

　　再讲下去就离本文的话题太远了，回到正题 。1980年代农业部政策司的郭书田、刘纯彬等人从实证性的视角，通过对中国现行的户籍、婚姻、粮食供给、副食品与燃料供给、住宅、教育、就业等具体制度的具体分析，提出了有别于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15年—1991，黑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领导者和先驱，197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二元结构论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当年，他们做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分析的目的是——呯唤人，解放人——农民！当年的这个观点，同“发展所”前身改革之初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那班年轻人的“今天农业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价格合理不合理，而是农民太多”的观点完全吻合。自那以后已经将近30年，“农民太多”几乎一点也没有改观，从而造成今天的城市被农村包围着、农村又被非农民包围着的现实困境。城市被农村包围着，指农民工涌进城市，在一些发达地区的城市、集镇外来农民工就超过当地常住人口。据有关资料，2001年，我们农村有5亿劳动人口，而同期农业生产却只需要1.5亿劳动者，那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我们就有多达3.5亿（即70%）农村劳动者不得不进入兼业农阶层或直接向社会第二三产业转移并从此成为“非农民”。这些非农民拥有农村土地，拥有房子，但不靠农业，也不去干农活，有的成为农民工出远门打工，有的滞留于村庄，但都不能达到进城买房生活的地步，但却包围着农村。据另外的权威机构估算，按现在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到2020年，我国人口城市化有55%，但那时社会总人口却已达到14.5亿，那也就是说，那时我们的农村仍有6.525亿人,但同期农业生产所需从业劳动者就可能只需1亿，非农民这一庞大数字将会长存于农村。之所以讲将近30年“农民太多”几乎一点也没有改观，是因为农民非农民都有连结土地的脐带而占有土地。撇开“主义”不说，农业就是农民的事业。世界上那些工业化国家的发达的市场化的农业、田园化的农村和中产化的农民，也应该是当代中国近期而不是遥远的将来的战略目标。因此，1980年代提出的“呯唤人，解放人——农民！”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迫切需要有制度性与结构性战略按排。

　　那么，全部问题的焦点可归结为 ；

　　 ——建立一个补偿进化机制，彻底剪断农村非农民同农业用地连结的脐带，使他们脱离农业用地，将农业的地盘彻底地交给农民以及有志于农业创业的企业家。

　　中国的第一波工业化牺牲的是农民，第二波工业化牺牲的同样是农民。第一波工业化把农民固定在农村，第二波工业化把农民引入城市但农民成为拥有农村土地、房子的非农民。现在主张的土地流转制度，仍然保留数量庞大的非农民的“地主”身份，使他们的土地可以合法继承、转让、抵押、赠送等。这种土地流转制度通过资本化的确可以成为农民收入的一个很大的来源，而且也比以往只允许地方政府可以土地资本化是一个不少的改进。但这个土地流转制度再加上农民工养老制度，仍然想走通过农民工的形式，青壮年时到农里打工赚钱，老年回村村养老路子。这是一个保留数量庞大的非农民的制度。这个制度等于“农民太多”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最终会走向阻碍市场化的农业、田园化的农村和中产化的农民的战略目标的实现。

　　建立一个补偿进化机制，彻底剪断农村非农民同农业用地连结的脐带，使他们脱离农业用地，将农业的地盘彻底地交给农民以及有志于农业创业的企业家。这并不妨碍“中产阶级去城市化”及大量的非农民继续居住农村。走这条道路，并不回避工业革命遗留的问题，也不回避“绿色革命” 遗留的问题。走这条道路，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福利国家”， 而是将政权主体与社会欠农民主体的历史与现实的债务一笔一笔地算清楚，并一笔一笔地还清——这仅仅是基于人类绝不能只为了适应现实世界而放弃对蒙受社会不公者的物质与精神的补偿这一基本的伦理要求。唯有一个不当“避债虫”的国家与社会，才是有希望的国家与社会。

　　201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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