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九号院里的“农研中心”——九号院里的机构改革故事之二

　　农研中心聘请了约百名研究员、特约研究员。这些研究员来自党政机构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特约研究员”是资历较高的党政干部或者专家学者，“研究员”是比较年轻的专家学者或党政干部。农研中心向这些外聘研究员委托研究项目，邀请参加相关会议，听取他们的政策意见，还经常性地向他们提供研究信息资料。这种外聘研究人员的做法，是国际上很多著名学术机构和智库的运行特点。

　　农研中心不仅从高校、科研院所、高级干部中聘请研究员，而且从基层官员中聘请研究员。1984年2月6日，杜润生主持座谈会，邀请四位青年县级领导座谈农村工作，这些县领导分别来自河北、河南、北京、安徽。杜润生当面邀请他们担任农研中心研究员。

　　四

　　1984年末，农研中心名称从“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变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这个变化是悄然之间发生的。表面上看只是换了个公章，背景却比较复杂。

　　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机构规格，人们通常说是部级单位，实际上这个单位有编制、没级别。这个问题突显出来，是因为一位副主任的级别待遇问题。在主任杜润生之下，农研中心有四位副主任，其中三位原来分别是农业部、林业部、农机部副部长，不存在级别问题，但有一位副主任原来是正局级。按照一般想象，当了中心副主任后应该是副部长级，但并不是。为解决机构级别问题，农研中心办公室主任起草了文件稿，让我负责打印校对，但报送出去后没有下文。后来听办公室主任说，上边口头答复这个机构本来没有级别，无需批复。

农研中心没有行政级别，对于局级及以下人员职级安排没有影响。因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农研室）可以任命并实现相应待遇。副部级则是农研室自己无法解决的。据说1982年成立时，两个机构的总编制数是100人，其中研究室编制30人，中心编制70人。1986年4月22日办公会传达，总的编制数150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其中农研室70人，农研中心80人，实际达到160人。两个机构合署办公，既有专业职务，也有行政级别。如果专业职务和行政级别都有，在工资、分房等待遇上则“就高不就低”。这种混合体制构成灵活有力的激励结构。

　　但是，单位内部对于农研中心机构名称有突出意见。1983年下半年开始整党，1984年下半年进入整改阶段，在单位内征集整改意见时，很多人要求把农研中心名称前边的“中国”改为“国务院”。理由是，“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名称缺乏权威性，听起来甚至像个公司或民间机构，用中心名义联系安排事情或者出去办事，往往不被重视，得到的支持配合不够有力。把名称改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实际上在机构成立之初就有反映，这次整党又正式提了出来。据说农研中心领导也向高层汇报过，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大家有些失落。

　　问题的解决非常偶然，发生于秘书处长灵机一动。1984年下半年，当时国务院总理批示，将军队10万辆卡车指标用于支持农村，由农研中心负责给各省分配卡车指标。在落实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农研中心需要向国务院报文请示。秘书处长安排我校对文稿，我将文稿校对后再交处长审核。处长在审核文件稿后，略有迟疑，然后拿起笔，将文后落款单位“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改为“国务院”，变成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我们年轻人很是愕然，质疑：“这样行吗？”处长说：“就这样报吧，他们不给改，我们自己改改看。”几天后，关于报告的批示就回来了。总理关于报告的内容作了一段批示。在整个行文过程中，不论是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还是国务院秘书长，还有副总理、总理，都没有人指出落款不对。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落款单位的名字都写错了，文件应该打回来重新报。也许根本没有人注意文后的落款，或者看到了也不当回事。

　　在这种情况下，处长显然受到了鼓舞，决定改刻新的公章。他安排我和秘书处的一位同事去办理刻印新公章，就用这个有总理批示后的文件复印件做依据。那时候单位刻制公章都在公安局。在公安局，这位同事出面交涉，当工作人员索要机构成立和更名的批文时，他出示了有总理批示的那个文件复印件上的落款，公安局工作人员居然没有再质疑，就批准了。新公章拿回来，同事们很高兴，一时传为美谈。

　　我至今不知道，秘书处长断然将文稿落款的“中国”改为“国务院”，是否与领导沟通过，也不知道他决定改刻公章时，是否请示过领导。1985年1月，我们换发了新的工作证。公章变了，工作证换了，而工作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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