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振兴乡村不能只谈农村经济，更需要开展一场新进步运动

　　另一方面，大学的学费和大学的质量之间呈现“累退”关系，一本的学费最低，三本的学费最高。比如，北大一年的学费自打2000年以来就一直是5000元，而一些民营三本大学的学费已经上涨到5万元。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不发达农村家庭让孩子读大学的热情大为下降。衡量一个国家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代际间教育流动性，一般用一代人的教育水平与父辈教育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表示，系数越大，则教育流动性越低。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代际教育相关系数在0.3-0.4之间。笔者利用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跟踪调查的数据所做的研究表明，我国的代际教育相关系数在30年代在0.5以上，此后一直下降，“文革”期间降至0.3－0.4之间，但之后开始上升，目前基本恢复到30年代的水平。进一步的分解研究发现，农村地区内部扩大的教育水平差距，是导致这个历史性回潮的最大原因。

　　有鉴于此，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不应该是振兴乡村经济，而是开展一场新进步运动，推动乡村政治、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即使是在不太发达的农村地区，由于交通状况的改善，农村居民的就业也是围绕着城市和集镇展开，乡村和城市在经济上已经融为一体，单独谈乡村经济不仅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

　　然而，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乡村和城市却仍然是割裂的。乡村需要一场新进步运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是西风东渐在中国开花结果的产物。在1949年之前，党肩负着救亡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上面来，尽管走了许多弯路，但现代化、特别是社会现代化这个主流没有改变方向。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工作重心集中在经济建设方面，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十九大提出了全面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再次转变。在这个重要节点上，重温建党时的初心，并以一种更加现代和开放的形式发扬光大，将为全面现代化找到正确的方向。

　　本文转载自“财经杂志“，首刊于2018年4月16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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