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重庆 张慧鹏：小农与乡村振兴

　　(二) 小农户与大资本的矛盾

　　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与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之间的矛盾, 在包产到户改革不久就出现了。针对这一矛盾, 20世纪90年代初, 山东等地的农民率先探索农户与农业企业结成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 建立利益共同体, 这就是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最基本的形式是“公司+农户”, 农业企业与农户通过签订购销合同, 规定双方在农产品生产、销售、服务以及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形成的农业企业和分散农户的产业链纵向合作关系。这种组织模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订单农业”。

　　农业产业化模式甫一出现就得到一些学者的高度关注和支持。学者们希望农业产业化一方面把“千家万户”和“广阔市场”两者结合起来, 提高生产和消费的组织化程度, 最大限度消除不确定性, 规避市场风险;另一方面要扩展农业产业链条, 使农民能够获得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利润, 增加农民收入[27]。一些学者称赞农业产业化是包产到户改革之后的又一伟大创举, 是一场“真正的农村产业革命”[28]。

　　农业产业化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政府官员看来, 农业龙头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 也能够产生更多的正外部性, 示范和带动农民进入市场。21世纪以来, 历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出台大量的政策直接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然而, 从过去二十多年的实践看, “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并没有改善小农户的处境。“公司+农户”模式中, 公司和农户各自保持了形式上的相对独立性, 是一种合作关系, 但由于双方实力差距悬殊, 地位很不平等, 在利润分配和风险分担方面, 农业企业占据绝对性的支配地位, 农户承担了更多的风险, 却只能获得有限的利润, 而公司得以转嫁风险, 同时获得高额利润, 这是形式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

　　在“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项目中, 公司越来越趋向选择大规模种植与在地市场脱节的农产品, 这样, 农户当然只能越来越依靠公司而毫无自主的市场渠道和销售能力。同时, 由于用新的方式来种植新的作物, 小农户原有的地方性知识、农业技能也失效了, 成为一个农业生产车间的工人。这是一个“去技能化”[29]的过程, 也是一个“去能”[30]的过程。可以说, 如果公司与农户之间的生产关系没有改变, 那么, 政府对“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的投入, 只能进一步巩固农户对公司以及资本的依附性。

　　如果说在“公司+农户”的组织形式中农户对公司的依附性表现得比较明显, 那么在高度市场化的产业链分工体系中, 小农户对大资本的依附性就比较隐蔽。因为小农户与大资本并没有隶属关系, 而是通过看似平等的市场交易行为与产业链上下游的经营主体进行合作, 形式上表现出更强的独立自主性。而事实上, 大资本利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 不断排斥小农户。近些年, 我们对珠三角水产养殖行业的产业链进行了调研, 发现整个产业链条中, 各类资本主体控制了鱼苗、饲料、抗生素 (对付因过度密集养殖而导致的鱼瘟) 的供应, 以及成鱼的收购。产前和产后环节的利润很高, 且风险远低于产中环节。而想要占领这些高利润低风险的生产环节, 既要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 (向小农户赊销农资需要大量的资本金, 对资金链是很大的考验) , 也要仰赖各种非市场力量, 甚至不乏黑恶势力的介入。经过多年的争夺, 一些大的经营户已经垄断了这些高利润行业, 操控地方市场的价格。而普通小农户付出了大量的艰苦劳动, 承担了巨大的市场风险, 却并不能获得稳定的利润。最后是失败的小农户被迫退出水产养殖行业, 无奈选择外出打工。可见, 今天的外出打工者中, 有一部分人并非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准确地说, 这些人并非像剩余劳动力那样溢出农业与农村, 而是以农业竞争失败者的身份被挤出农业与农村[30]。

　　(三) 小农户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矛盾

　　小农户的广泛存在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东亚的日本、韩国, 由于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以及集约型稻作技术发达, 小规模农民家庭农场一直是其主要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小农社会不仅成为我们今天所谓“东亚传统”的核心部分, 在十九二十世纪的“近代化”过程中也维持了其生命力[31]。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这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力图消灭小农户, 而是通过农会、农协等组织, 把农民组织起来, 建立统分结合的农业经营体制, 帮助小农户成功对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东亚国家和地区小农组织化和农业现代化成功经验的关键在于政府强有力的介入。日本绝大多数的小农户都加入了农协组织, 而农协本身就是半官方的组织[32]。遗憾的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公共政策的基本趋向却是去小农化, 政府不遗余力地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对小农的关注和支持非常不足, 任其自生自灭。

　　以农业技术推广为例。农业技术推广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 为农户提供公益性的农业技术服务, 是WTO政策框架下各国支持农业的重要手段。中国曾经建立了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然而, 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 农业公共服务体系也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政府不断减少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投入, 转而由市场主体向农户提供有偿服务。20世纪80年代末, 各地政府普遍采取甩包袱的做法, 把农业科技部门彻底推向市场, 令其自谋出路。曾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主要精力用于商业性服务, 忙于创收, 忽视了公益性服务。乡镇体制改革之后, 乡镇一级农业服务机构处在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农技人员经常被抽去开展拆迁、计生、信访等乡镇其他工作, “在编不在岗、在岗不干农”现象严重, 导致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乏力, 绝大多数乡村的农技指导服务长期处于空白状态。

　　这种状况既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 也有体制上的原因。从思想认识上来看, 首先, 由于中国曾经经历了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和农业集体化, 国家对农业进行了强有力的管控, 以至于在改革时代, 学界和社会上很多人把国家对农业的宏观调控等同于计划经济, 等同于“左”的行为。其次, 20世纪80年代, 中国启动改革开放, 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思潮也开始兴起,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 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就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很长一段时间, 在大市场、小政府发展理念的指导下, 政府将权力让渡给市场, 也将责任让渡给市场。这种思路对政府的农业政策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从体制上来看, 改革之前, 国家对于农业的支持和服务是依托集体经济组织来进行的。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 许多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逐渐解体, 农民经历了去组织化的过程。尽管中国政府中涉农部门的人员规模并不小, 每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农惠农资金总量更是十分庞大, 然而由于农民的去组织化, 小农如何对接大国家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33]。近年来我们研究团队在各地农村的调研中, 基层农业部门的干部普遍反映, 国家的农业政策在基层找不到合适的抓手。面对数量庞大、规模很小、高度分散的小农户, 政府几乎无从下手, 政府直接针对小农户的公共服务变得几乎不可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政府的各种支农惠农资金无法找到有效的承接载体。在项目制的治理体系中, 在绩效考核压力下, 基层政府为了完成各种任务, 更倾向于和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合作[34]。为了降低交易成本, 更有效地进行农业治理, 一些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驱逐小生产者[35]。

　　总之, 由于种种原因, 小农户在中国仍然大量存在, 小农并没有完全失去生产资料, 在生产领域还有一定的自主性, 但在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 在农业生产社会化的背景下, 小农的这种自主性也只是虚假的自主性。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和农业产业体系中, 各种类型的资本控制着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 个体小农户从属和依附于资本, 实际上处在半无产化状态。

　　五、小农组织化与乡村振兴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深刻地认识到, 传统的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 不能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 不能支撑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但是中国也绝不能走资本主义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如何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 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是党的几代领导人一以贯之的探索。而他们得到的共同答案, 就是农民的组织化。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的落后性, 指出组织起来才是农民唯一的出路。毛泽东时代的农业集体化, 并非盲目追求“一大二公”, 向共产主义“穷过渡”, 而是通过农民合作来改造传统小农生产方式, 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水平, 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正如毛泽东指出的, “搞农贷, 发救济粮, 依率计征, 依法减免, 兴修小型水利, 打井开渠, 深耕密植, 合理施肥, 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 反对‘五多’等等, 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 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 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不靠社会主义, 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 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 而希望大增产粮食, 解决粮食问题, 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 那真是难矣哉!”[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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