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成文 陈静：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必然是差异化发展的过程，而差异性的存在就可能会导致社会心态失衡。因此，心治既要着眼于当下的社会心态失衡问题，更要着眼于防止未来乡村社会心态失衡扩大化问题。这就必须在以下三个层面上增强保障：一是要在个体层面上，逐步建立社会态度、社会情绪调查系统，开展民意、民情、民生、民计的专题调查和分析研判，同时关注网络舆情中出现的社会心理问题，形成监测和预警机制，及时加强正面引导，疏导排解人们的消极社会心态和负面情绪[41]。二是要在人际层面上，不断缓和、化解人际间的矛盾冲突，建立多形式、多路径的群众利益表达机制，畅通民意民情表达渠道；建立和健全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热线服务、心理辅导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与精神科治疗等衔接递进、密切合作的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体系，及时实施重大突发事件、重大生活事件和群体危机事件社会心理服务，实施心理危机干预[42]。三是要在制度层面上，设计一套涵盖乡村各领域发展并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统筹乡村内部的协调发展，为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乡村居民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使乡村社会治理达到“不治而治”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李冉：《高举理想信念的旗帜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体会》，《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10期。

　　[2]姚才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根基及其实现路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3]常建勇、贾可卿：《道德的功能及其前提》，《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9期。

　　[4]何建华：《乡村文化的道德治理功能》，《伦理学研究》2018年第4期。

　　[5]方原：《传统家训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育践行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年第5期。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开始反思自己的“学术印迹”，意识到往昔的研究还停留在“生态秩序”阶段，过于重视“社会”而忽视“人”，注意到了“共生”问题，忽视了“共识”问题。事实上，当人们解决物质上的“共存”问题以后，必然渴求精神上、心理上的“共荣”状态；当人们较好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成为关注焦点。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使得人们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隔离状态被打破，频繁的接触和交流成为常态，从而产生了由于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差异而带来的心理、情感、精神、意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甚至冲突。费孝通把这些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称为“心态秩序”。

　　[7]吕鑫、叶托：《犯罪的社区原因及其治理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6期。

　　[8]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从司法大数据看我国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和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及其预防》，http：//www.court.gov.cn/up-load/file/2018/06/01/10/12/20180601101246_54227.pdf。

　　[9]极端事件是指使用暴力导致严重伤亡或者严重财产损失的违法事件，它会给社会和个人带来极大的伤害。

　　[10]汪春翔、胡宜认为救济型信访主要包括行政救济信访、司法救济信访、困难救济信访。行政救济信访主要是指因农民负担、乱收费、土地占用补偿、村级财务、计划生育等问题引发的信访，信访的目的在于通过向上级行政部门的申诉，落实贯彻有关政策和规定；司法救济信访主要是指不服法院判决和法院判决执行难等问题所引发的信访；困难救济信访主要是生活困难人群或遭遇疾病、自然灾害等重大变故的群众意图通过信访来解决困难和保障日常生活；治理型信访，指的是由于农村治理缺位、农民通过上级政府施压的方式要求基层组织尤其是村级组织履行治理责任的信访。

　　[11]汪春翔、胡宜：《当前我国农村信访的主要趋向及对策分析》，《求实》2013年第4期。

　　[12]张林江认为，广义的特殊人群包括流动人口以及与此伴生的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老龄人口、流浪儿童、有不良行为青少年、闲散青少年、服刑在教人员子女、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人员、精神病人、艾滋病人、吸毒人员、境外来华人员等；狭义的特殊人群是指有不良行为青少年、闲散青少年、流浪儿童、服刑在教人员子女、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人员、精神病人、艾滋病人、吸毒人员等。

　　[13]张林江：《特殊人群管理与服务：现状与政策反思》，《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4]“三留守”是指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

　　[15]民政部：《中国农村空心化日趋显著留守人员总数超1.5亿》，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602/c70731－27093835.html。

　　[16]解永照、任建华：《“三留守”乡村的社会秩序及其再造》，《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17]李敏、张利明：《当前农村不良社会风气的态势、成因及对策——基于全国200多个村4000多家农户连续3年的调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18]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19]吴理财、解胜利：《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0]袁金辉、乔彦斌：《自治到共治：中国乡村治理改革40年回顾与展望》，《行政论坛》2018年第6期。

　　[21]李晓广：《乡村“微自治”：价值、困境及化解路径》，《探索》2018年第6期。

　　[22]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23]李建华、艾丽娟：《习近平德治思想探微》，《新视野》2018年第4期。

　　[24]何建华：《乡村文化的道德治理功能》，《伦理学研究》2018年第4期；金绍荣、张应良：《优秀农耕文化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图景、困境与路径》，《探索》2018年第4期。

　　[25]李元勋、李魁铭：《德治视角下健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26]王露璐：《乡村伦理共同体的重建：从机械结合走向有机团结》，《伦理学研究》2015年第3期。

　　[27]高兆明、周维功：《自我立法：规范与自由的和解》，《道德与文明》2015年第6期。

　　[28]周晓虹认为，社会心态是一定时期尤其是转型时期弥散在整个社会或某些社会群体中的宏观、变动和凸显的社会心理态势。它最直接地反映了一个社会宏观的社会经济变动态势及民众的感受、期待和好恶，也因此成为影响该社会持续进步或变化的精神力量。

　　[29]彭正德：《中国农村消极社会心理的政治学分析》，《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6期。

　　[30]辛自强：《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心理科学进展》2018年第1期。

　　[31]慕良泽：《村民自治研究40年：理论视角与发展趋向》，《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6期；金绍荣、张应良：《优秀农耕文化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图景、困境与路径》，《探索》2018年第4期。。

　　[32]徐学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意义及其路径》，《中州学刊》2018年第9期。

　　[33]陈寒非：《房族组织、秩序生产与乡村治理法治化》，《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34]女娲部落：《加强农村法治建设的思考》，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3940947405217243＆wfr=spider＆for=pc。

　　[35]李牧、李丽：《当前乡村法治秩序构建存在的突出问题及解决之道》，《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1期。

　　[36]柯凯鈇、杨军：《乡规民约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以福建仙游县家训族规为例》，《学术论坛》2018年第2期。

　　[37]乔惠波：《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实现路径研究》，《求实》2018年第4期。

　　[38]俞国良：《社会转型：社会心理服务与社会心理建设》，《心理与行为研究》2017年第4期。

　　[39]重点人群主要是指刑满释放和社区矫正群体、社区戒毒康复群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和涉艾群体、流浪乞讨群体、非正常上访群体、邪教及特殊利益群体。

　　[40]丁振、刘贵学：《西平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树起全国标杆》，http：//www.zmdnews.cn/showinfo－25－486576－0.html。

　　[41]俞国良：《社会转型：社会心理服务与社会心理建设》，《心理与行为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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