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新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

　　可以见得，亚投行的思路和美国领导的世行与IMF是很不一样的。也许最重要的是，它脱离了来自帝国主义传统的既带有霸权也带有慷慨的那种两面性，既是权术也是基督教传教救世服务，既是源自政治动机的贷款也是扶贫的救助。亚投行没有那样的双重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霸权主义性质；它几乎使人惊讶地具有几乎更自由主义的一面：是为了推动互利的市场发展，而且是脚踏实地地为此而推动基础设施的发展。固然，它也带有试图将世界重组为一个更为多边的结构的维度，可以说是试图将目前，即便是面对中国无可怀疑的对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拥护，仍然以“反共”为其核心目标之一那样的“美国霸权”的“去中心化”。

　　至于亚投行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其创建动机部分是来自美国和日本创办的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估计亚洲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总需求在2010到2020年间将会达到8万亿美元的总数，而亚洲开发银行为此——经过扩增仍然仅能在2020年达到每年约200亿的新贷款，去需求总额较远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20)。亚投行设立的部分动机正是为了填补那个空白。

　　在实施层面上，亚投行在其初始的2016年6月到2019年5月的三年中，2016年提供了17.6亿元美元的贷款，2017年22.4亿，2018年27.5亿，2019年截止5月5.3亿，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如今，参与国家的总数已经达到100，其中不乏具有较高信用评级的发达国家，今后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Wikipedia 2020a）。

　　这里要指出，中国的基础设施贷款不仅是为了资助亚洲的后发展国家，也是为了扩大中国自身的巨型基础设施国营企业的市场，包括铁路、公路、隧道、运输设备、港口建设等。有的论者对中国这方面的动机和正当性具有深层的怀疑，但是，笔者认为，在这方面中国的企业在价格和质量方面具有较高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对许多一带一路国家来说，客观上是较为理想的合作伙伴。它们是在中国自身的成功建设中发展起来的。当然，这些企业，由于中国极其快速的发展，无疑带有一定的“产能过剩”。那当然也是中国提出建立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计划的部分原因。但这样的安排并不取决于中国单一方的意愿，而必须获得对方的同意。

　　我们可以略为梳理一下中国对亚投行的一些主要战略性考量: 将国家积累的巨额美元派上更好的用途；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在美国霸权的现实之下建立中国更大的自主性；为中国的新型的发展建立更大的空间和条件与机会——不仅仅是主要依赖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世界的工厂”的发展初期的关键动力，而更是经过创新性的基础设施发展来推进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与合作，包括中亚到欧洲、南亚到南欧到北非和东非，更不用说在东南亚和东亚的类似的发展。如此的战略性考量与平等互利的愿景并不矛盾。

　　五、超越性远见与实用性考量

　　为了避免陷入过于狭窄的理解，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愿景不仅来自多边国家的视野，也扎根于其前和新近的双边国家关系的背景和辅助。譬如：中国和巴基斯坦对海洋经济带和其与陆地经济带的连接的关键性双边关系，绝对不仅依赖一带一路和其亚投行。事实上，多边的亚投行的资助迄今还远远没有达到之前的双边关系下的国营和私企的投资，那些可以追溯到2007年所建立的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设立。

　　“中巴经济走廊”设立于2013年，目的是建设基础设施来推动两国的贸易发展。截止2016年，中国的投资，包括贷款、投资和补助，总额达到460亿美元，远远超过亚投行迄今的贷款（新浪军事，2016）。该“经济走廊”也直接影响到中国和中亚的塔吉克斯坦的贸易，使其能够绕过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并连接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那些关系对连接陆地和海洋的两条经济带的意义深远。

　　对巴基斯坦的贷款和援助仅在瓜达尔港的建设一项便包括：截止2015年8月，7.57亿美元的免息贷款；其他免息贷款包括东湾高速公路的1.40亿、建筑防波堤的1.30亿；煤炭火力发电厂的3.60亿，以及300个床位医院的1.0亿。此外，还有瓜达尔国际机场的2.30亿的直接援助（Wikipedia , 2020b）。这里的关键是，双边关系和新的多边宽阔愿景是互补而不是相互排除的。

　　仅从多边的亚投行来看，在2016年6月到2019年5月期间对巴基斯坦的贷款总共才4.0亿美元，相比对印度的总共21亿美元贷款，以及对印尼的9.4亿元贷款(Wikipedia 2020a: tables 1-4)。后者说明的是与那两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建立友好贸易关系的意图，虽然，两国都是具有自己的意图，包括与中国背道而驰意图的国家。对他们那样的贷款说明中国对其自身成功经验的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与他国的互利贸易意图乃是认真的。

　　至于哈萨克斯坦，其政府于2019年10月29日公布了55项与中国合作的项目的清单（其中，15项已经完成，11项仍在进行之中，其余在计划中）。所有这些项目的总额是267亿美元，其中，没有一项来自亚投行，都是双边关系中的贷款，其中包括与瓜达尔港连接的铁路建设（中外对话，2019）。那些投资也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关系的宽广框架，新亚投行目前只不过占据其中较小部分。

　　此前的双边关系已被新的、更具吸引力的一带一路远瞻性愿景所掩盖，但实际上两者是相互关联和连接的。陆地经济带的愿景是之前的双边关系的进一部拓宽，成为连接中国和中亚与欧洲的寛阔视野，而海上的经济带同样也是之前双边关系的拓宽，成为连接巴基斯坦和印度，进而中东和南欧、北非和东非以及更远的视野。

两条经济带不仅是跨国，更是跨区域、跨洲的设想。它们不仅是基于相对狭窄的战略性考量或具有紧密关系盟友的考量。它们的愿景远不止于中国的盟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代表其中一部分：在2016年6月到2019年5月底的三年期中，印度乃是从亚投行融资最多的国家，达到21亿美元的总数。毋庸说，印度是具有其自身强烈的目的的国家，包括与中国不相符乃至于相悖的目的——至为形象地体现于其建设在伊朗的距离瓜达尔港仅仅80公里的沙巴哈尔港的建设工程，目的是印度的经济关系和影响，经由伊朗而进入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Wikipedia， 2020d）。[7]

　　与此类似，位于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区别于西向的一带一路，也已被纳入新的一带一路的宽阔愿景，作为中国称作属于与中国“共同命运”的国家。在亚投行的同一最初三年期间，印尼乃是亚投行的第二大受惠国，贷款总额是9.4亿美元。根据美国布鲁金斯智库2019年的一项研究（依据的是一份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在印尼签署和计划中的项目总额达到930亿的巨额（ Stromseth, 2019; Jamrisko, 2019）。那也是中国新愿景的宽阔视野的例证。

　　越南的经历也与此相似。它和中国的关系比较复杂，既有中国对其的深厚的历史影响，也有在越南共同抗美的过去，更有两国1979年的短暂战争。但其从中国的投资项目在2019年6月也已达到700亿美元的总额（根据同上的研究，Stromseth, 2019; Jamrisko 2019）。

　　合并起来，我们可以从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的新近的关系看到，中国的一带一路新远瞻性愿景绝对不简单限于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如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而是纳入了与其十分不同的、具有自身独立的视野和愿望的国家。那就说明其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宽阔的多边视野，不仅限于西向的陆地和海洋两条经济带，还纳入了南向-东南向的东南亚以及东向的东亚的韩国和日本。而在目前的客观环境中，与所有那些国家的交往合作，必得是同时基于对方的利益考量才有可能实施。

　　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一再对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从拒绝到模仿两极端趋向的分裂视野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的远瞻愿景是个崭新的视野，与过去众多受害于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对待西方的两极趋向十分不同。它采纳了亚当·斯密将自由贸易认作一切发展（“国家财富”）的动力。它没有将那样的愿景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混淆起来，而是将其完完全全地划归自由贸易将导致各方的互利的核心原则。

　　同时，它摆开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另一关键伙伴：即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越少越好的信念，声称最好是完完全全地让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自由运作。中国经过其作为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的亲身经历而明确知道，放任的国家乃是个虚构，起始乃是对重商主义的批评，而后在近代史中，成为一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自我辩护，之后，在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化过程中，仍然掩盖了伴其而来的一定程度的支配和政治干预的霸权（黄宗智20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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