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季焜:乡村振兴:农村转型、结构转型和政府职能

　　(二)日本与韩国

　　本文再以亚洲发达国家(如日本和韩国)为例,说明加速结构转型对缩小农业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差距(或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数据计算表明,到21世纪初,日韩的农业就业占比与农业GDP占比基本上驱同,两者之间的差异在近年来都下降到3%左右。欧美许多国家在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或在结构转型结束时,农业就业占比基本上等于农业GDP占比,而日韩即使完成了工业化过程也难以彻底消除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这是因为日韩是人多地少的国家,而欧美相对来说多为人少地多的国家。虽然农业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日韩和欧美国家之间产生差异,但在通过加速结构转型来促进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或缩小城乡劳动者收入差异方面的作用是一样的。

　　

三、农村转型和结构转型及其效果的类型分析

　　基于农村转型速度与农村减贫速度的相关关系和结构转型速度与农村减贫速度的相关关系,本文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农村转型做了分类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表1显示出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和值得进一步论证的假说。

　　首先,结构转型和农村转型都快的国家,农村发展(如农村减贫)也都较快;表1的结果还说明,结构转型和农村转型都快的国家,不会或很难出现农村减贫较慢的结果,这从反面进一步说明农村转型和结构转型的重要性。

　　其次,结构转型和农村转型都慢的国家,农村发展(如农村减贫)也都较慢;结构转型和农村转型都慢的国家,没有出现农村减贫较快国家的现象。

　　最后,在结构转型和农村转型中,出现一个转型较快而另一个转型较慢的国家,农村发展(如农村减贫)则呈现中等的速度,即介于前面两类国家之间。

以上转型分类分析结构表明,要加速农村发展与加快乡村振兴进程,需要加速农村转型和结构转型的速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前者属于农村内部的发展,即我国现在提出的加快绿色高效高值农业的发展;而后者属于农村外部的发展,即加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能够更大幅度地拉动农村发展。

　　

四、中国农村转型、结构转型和农民增收

　　(一)农村转型与农民增收

　　为进一步分析农村转型速度与农民增收之间存在的关系,本文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农村转型路径因农业生产类型不同而异(例如,在农村转型初期,农业以牧业或渔业为主的省份和郊区农业为主的直辖市,同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的省份相比,农村转型存在不同的路径问题),本文在分析时没有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主要牧区)、海南(转型从渔业等起步)以及北京、上海和天津等直辖市。其次,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为此本文以1978年农民人均收入为指标,把所有省份分成较低收入和较高收入两个组。最后,以高值农业(农业总产值-粮棉油糖产值)占比作为衡量农村转型指标,分析农村转型与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见图1。

　　由图1所示,高值农业占比年均增长较快(即农村转型速度较快)的省份,其农民增收速度也较快。有部分省份偏离正相关的模拟线较远,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同时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包括本文后面要分析的结构转型与农民增收的关系。

　　(二)结构转型与农民增收

　　为了更清晰地描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结构转型趋势,本文对每个省选取3个年份(1978年,2000年和2016年)的农业GDP占比和农业就业占比数据,它们同人均GDP的对数关系见图2。对中国分省数据的分析结果同前面对亚洲主要国家的结构转型分析结果相似,即中国各地在改革开放以来也经历了较快速度的结构转型,部分高收入省份近期农业就业占比与农业GDP占比的差距已显著下降,有望在不久将来完成其结构转型,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在部门或城乡之间的趋同。对中国分省数据的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结构转型对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缩小城乡劳动收入差距有极其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基于图2中的数据计算的非农GDP年均变化速度(或年均变化百分点)和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进行分析,结果见图3。图3中的模拟曲线同本文所预期的一致,即结构转型速度到达一定程度(例如,年均超过0.5%左右)后,由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结构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增收的速度。

　　

五、中国农村转型路径、主要特征和驱动力

　　(一)农村转型路径、阶段和主要特征

　　尽管现有文献已经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农村转型过程,但研究多集中于某特定时期或某些特定地区,对农村转型过程缺乏理论概括和系统总结。本节结合中国农村转型历程分析,认为在广大的农区(不包括牧区、林区和渔区),农村转型基本上都要经历如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主食生产为主,解决温饱问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有限的水土资源能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农业生产开始向第二阶段转变,即向多种经营和农产品商品率不断提升的阶段转变。在第二阶段,农业生产力继续提高,使部分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释放出来。随着更多的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农村转型进入了第三阶段,该阶段非农就业不断增长,并逐渐地从兼业到农业与非农就业的分工、以及农业生产向规模化和机械化方向转变。最后,农村转型进入高值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第四阶段。

　　从全国总体上看,我国农村已开始从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转型,但区域差异较大。基于对前面讨论的衡量农村转型的3个主要指标的综合分析,多数西部地区处于转型的第三阶段,中部地区正从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渡,而部分沿海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了转型的第四阶段。

　　(二)农村转型和主要驱动力

　　作为发展中国家农村转型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农村转型有哪些主要驱动因素?过去有许多文献对中国农村发展与改革做了大量的研究,作者也于2018年对过去40年中国农业发展与改革做了总结,得出农村制度创新、农业技术进步、市场化改革和农业投入是中国过去40年农业增长的四大驱动力,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四大法宝。Huang(2017,2019)在分析农村转型问题时,把以上四大驱动力重新整合成如下三大类:制度(Institution)、政策(例如科技政策和市场改革等,Policy)和投资(Investment)或简称IPIs。

　　正是这些IPIs的相继出台,推动着中国农村从一个阶段顺利地转到下一个阶段。例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总体上还处于农村转型的第一阶段,在一定的农业灌溉和农业技术保障前提下,当时出台的制度创新(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显著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之后技术进步成为中国农业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最主要源泉之一。

　　到80年代后期,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随着农业生产力的继续提升,农村开始进入多种经营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化生产阶段(即农村转型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与本阶段相适应的政策(如市场改革)和投资(如市场和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对加速农村转型起到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市场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农产品在21世纪初实现了全国整合或一体化的农产品市场,极大地改善了农村资源配置和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农村转型速度。在这个时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继续提升,农民能够逐渐把更多的水土资源、劳力和资金投入到价值和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生产,实现农业生产多种经营,并提高了农产品生产的商品率。

　　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继续提升和结构转型的加速,农村进入了转型的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除了上述两阶段的驱动力推动外,这个时期先后出台的促进农村企业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政策、放松城乡和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管制政策、土地流转的制度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制度创新、农村城镇化制度安排、农业机械化补贴政策、农业社会化服务制度创新、农机及机械化补贴政策,以及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展(结构转型),加速了第三阶段的农村转型速度,使农村在不断提升农业生产力的同时,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从事非农就业。在这个阶段,农村也逐渐地从农业的兼业生产转向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生产。

　　21世纪初以来,特别是从“十二五”以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开始进入了农村转型的第四阶段。在这个阶段,完善的市场保障和资源永续利用与环境友好等激励政策极其重要,这些政策促进了绿色高效可持续的高值农业发展;同时,在这个阶段,需要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纵观我国农村转型过程及其驱动转型因素,我们认为,制度创新、政策支持和投资(IPIs)极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IPIs出台的顺序性。即在农村转型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的制度、政策和投资,它们能够使农村顺利地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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