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8-12-15 13:08:08 作者:潘岳来源:爱思想
儒释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犹如同胞手足,朋友兄弟,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以“天命”建立了人间尊卑礼法;孟子认为“天人相通”,人要以仁义道德来约束自己,以求天人合德;董仲舒认为“天人相类”, 天人之间具有微妙的相互感应关系;宋明理学则将“天人一体”变成了心性之学,使天成为人间道德规范的终极根源。概言之,儒家主张天道即人道,天地生生之德的道德意义和伦理价值,需要人来实现,人恰恰可以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所谓“尽人事而知天命”,正根源于此。
当然,过分强调“天命”,会忽视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的一面。 需要特别指出,儒家传统中还有一支主张“天人交胜”的流派,其代表人物有荀子、王夫之等,主张一方面应当发挥主观能动精神,充分运用自然规律“制天命而用之”;另一方面又要“交相胜,还相用”,看到人的有限性,遵循自然天道的正常规律,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道家崇尚“自然”,希望通过“道法自然”实现人道契合、人道为一。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在第一,天地由道而生,万物与人既是平等又是相互联系的,反对人为、机心,主张顺道而为,复归于朴。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提倡一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生命境界。
佛教虽为外来文化,但很好地实现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成为中华道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有中国特色的莫过于禅宗。禅宗所体现出的东土大乘佛教精神完全是中国式的,它对天人合一观念的理解,对中华道德礼义的吸收,对简朴生活方式的认同,无不反映出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佛教提出“佛性”为万物本原,万物之差别仅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其本质乃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是以消除“分别心”是佛家最根本的原则之一。
这些价值观在现实制度和生活中就具体落实为一个“度”字。“度”就是分寸,就是节制,就是礼数,就是平衡,就是和谐。度是一种从容回旋的空间,度是一种进退有余的艺术,度是一种节制合适的平衡,度是一种立身达人的智慧。概言之,“度”不仅是中国政治智慧,也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更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凝练表达。
这种智慧不光存在于圣贤典籍中,还通过家族和礼仪牢牢地在基层社会中扎下了根,这也是中华传统特别伟大的一点。在传统社会中,大到国家制度、施政方针,小到士农工商、琴棋书画,古代圣贤典籍中四书五经的大道和世俗官民生活中的小道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
比如治家之道。《朱子治家格言》从清代一直到民国都是五六岁儿童开蒙的课本。里面教什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饭食约而精,园蔬胜珍馐”“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这样教育长大的人,自然会形成节制、有度、从容的生活态度。
比如茶道。西方人也喝茶,不过是一种饮料。而中国茶道却有着精神,有着境界,有着原则。那就是和、静、雅。中和、宁静、雅致。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茶道成为文人士大夫反思自悟、坐禅悟道的方式;又传到日本,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象征。
又如商道。“人的自私”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一假定(亚当斯密写了《道德情操论》,可惜一直未受到重视。大家总是读他的《国富论》,研究那只“看不见的手”,而很少研究他的这本书。最近发现温总理正在研究并推荐这本书。而且我在剑桥学习时,发现西方的教授们也在重新研究这本书。)。但中国传统商道从来不以牟利为第一目的,讲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讲的是家国天下与社会责任,放在环保上讲就是企业的绿色责任。究其本质是商业与道德的结合。当然我说的这个不是指现状。如今是市场经济的自私被我们引进来了,但其规则没有进来;传统文化的裙带腐败留下来了,道义精神却丢了。
当然还有剑道、酒道、弈道、医道、药道、江湖道等。所谓道,就是精神,就是原则,就是境界。这就不再多说了。
上连天道自然、下通人伦日用。不追求物质享受的最大化,而是追求生命之美和人生意境,使得生态文明中的日常生活超越了现实的功利追求。这些生活实践看似涓涓细流,却共同汇成了生态文明所需要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从容有度的生活方式通过节制人的无限欲望,追求充实饱满的精神追求,能够纠正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重重迷误。
从思维方式到道德伦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本质区别可谓一览无遗。西方在不断地切分,越分越细;中华则不断地求合,越合越强。西方有机械主义自然观,中华则有中和有机自然观;西方有人文主义伦理观,中华则有和谐生态伦理观;西方有二元对立进化论,中华则有天道人道融通论。
东西方文明在几千年前惊人相似的同时崛起,又在几千年后惊人相似的同时会师,会师在哪里?会师在生态文明的平台上。我坚信,中华传统文明虽然是在农业文明时期的产物,但具有普世价值,更能够进行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尤其是在生态方面,因为中华道统不仅在价值理念上以天人合一为诉求,而且具有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与之相匹配,更是深入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几千年的生活实践,对于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中国在短短百多年时间内从农业文明一跃而入工业文明,再由工业文明向上一越,提前跨入生态文明,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中国已经同时具备实现这一战略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并发展生产力,国民财富迅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高,这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一个承载千年道统的政治民族最终屹立于世界东方,这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政治基础;充满生态智慧的中华道统在现代社会实现创造性转化,这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文化基础。因此,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人类三期文明的跨越式发展。
至于如何实现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将生态文明在全社会牢固树立”,那便是政府引导与公众参与的问题。因时间关系需另找机会再向大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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