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董筱丹 石嫣：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转变和政策导向：基于国际比较研究的视角

　　三、发展中国家的教训与经验:朝鲜与古巴的农业道路

　　还应引以为鉴的是朝鲜与古巴的农业道路及其经验教训*(文佳筠, 2006)。

　　朝鲜在20世纪90年代所遭遇的饥荒及随后的长期粮食安全困境是近年来最不为人所真正了解的农业现代化灾难之一。人们一般都意识形态化地归因于某种政权的统治,理由就是一个控制了一切的政府就必须为粮食的歉收负责。这掩盖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依赖农机和化肥的现代化农业产出水平必然受石油和化肥的供给能力的影响,只要突然地出现这些投入品短缺,产量下降就是不可避免的。

　　朝鲜是依照前苏联的“机械化+化学化=农业现代化”的模式来发展农业的,进而形成了对技术、机械、石油、化学肥料以及杀虫剂等农业物资的进口依赖。在前苏联维持经互会体制时期,这种模式使其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 20世纪80年代末期朝鲜在粮食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实现了城市人口高达70%。但由于前苏联在1991年解体,随之是维持前苏联东欧内部换货贸易的“经互会体系”1992年解体,对朝鲜石油、农机设备、化肥和杀虫剂的供应突然急剧减少,而在传统农业生产力条件下靠30%的农村人口从事体力劳动却根本不可能养活70%的城市人口。就像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于1998年11月联合发表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朝鲜高度机械化的农业面临着一种严重的窘境,因为其4/5的机动化农业机械和设备由于荒废以及缺少配件和燃料而无法使用……事实上,由于找不到运输卡车,已收割的粮食被长期堆放在地里。”另据第一作者实地调查,大约1/3的粮食产量之所以成为“收获损失”主要在于缺乏机械和人工。

　　饥荒发生后朝鲜粮食安全形势长期严峻,仍然拘泥现代化目标的政府在封锁的条件下并没有可能做出根本改变。更需要警惕的是,任何石油短缺的国家都有可能经历相似的灾难。

古巴也曾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在某些方面,古巴面临的挑战甚至更大。在1989年以前,朝鲜的粮食是自给自足的;而据估计,古巴有57%的粮食要靠进口,这是因为其农业长期受殖民地种植园经济单一作物规模化生产的影响,尤其是其国有农业部门主要集中于食糖专业化和大规模的产业化大生产。在前苏联解体和美国加紧禁运之后,古巴的贸易损失了85%,而其以矿物燃料为基础的农业投入(化肥、农药、石油等)减少了50%以上。在随后发生的粮食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有些地方每天的粮食配给量就是每人一根香蕉和两片面包。针对这种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古巴发起了全国动员以重建农业;比朝鲜幸运的是加勒比地区不仅无冬天,而且天然具有生物多样性优势。现在,古巴的农业包括有机农业、永续农业、城区菜园、畜力以及生物性肥料和害虫管理等多种形式,其生态和社会可持续性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1999年,瑞典国会向古巴颁发了“优秀民生奖”(即人们所讲的“另类诺贝尔奖”)。

　　四、“生态文明”发展观要求对农业政策调整的要求

　　正是由于片面照搬少数大农场国家经验,缺乏对农业现代化的教训和局限性的深刻分析,更缺乏对中国大多数地区小农经济农业的弱势地位和潜在危机的真正理解,才导致了中国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追求前苏联大农场(集体农庄)模式,还是20世纪90年代追求美国大农场模式,都一度造成农业严重的不可持续,甚至已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却仍南辕北辙。

　　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粮猪型”小农家庭以农为主的综合生产,农户种田兼养禽畜的同时开展家庭工副业,由于生产过程与自然合一,本来就是“种养结合”生态化的有机农业模式,小型农户经济生产过程中几乎没有废弃物,农作物秸秆和人畜粪便等有机物包括厨余和墙土都实现“资源生态化”利用,由此在村社内部自然形成人—禽畜—作物之间简单的、不必依赖外界输入也可大体维持能量均衡的生态循环。传统小农家庭内部化不计算劳动力成本的投入机制,使传统农业能够在交易成本最低的同时实现综合正外部性最大化*,根本不产生现代化种植和规模化养殖对土壤、水体、大气的环境立体交叉污染和食品不安全等严重的负外部性问题**。

　　尤其是在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随着1992年市场经济新体制确立之后农民打工收入所占比重提高到绝对比重以上,以前隐含在农产品中、因劳动力大量剩余而极度压低的农业劳动力价格,因得以与外出打工者的工资相对照而显化,随即导致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投入的机会成本上升,于是,越多使用劳动力的有机农业就越缺乏市场竞争优势;而大量资本密集型生产要素的投入则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的化学化程度,也就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的负外部性。

　　迄今,对于农业外部性问题,世界上仍未见单靠市场机制就有效解决的先例———无论是“现代化农业”的负外部性,还是传统有机小农的正外部性,都很难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形成的农产品价格中反映出来。

　　更何况,在中国人口资源压力的约束下,市场不但无法内部化处理上述负外部性问题,还因“劣币驱逐良币”而将这种负外部性进一步放大。正如世界银行以农业为主题的《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所指出的,近几十年来全世界集约型农业的加速发展虽然提高了粮食产量,但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传统农业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亟需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此外,由于长期以来片面强调依靠农业增加收入,农民在政府引导或者自发地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转向经济效益较高的作物,加之耕地大量被征占,中国粮棉油等农业主产品进口量大幅增加,粮食安全问题随之愈益受到挑战。而任何一个人口大国对粮食问题都是高度敏感的, 2006—2007年的全球粮食危机中,几个粮食价格增长最快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印度、俄罗斯、中国都是人口大国***。愈益依靠国际市场保障粮食安全也就愈益造成农业主产品价格及其连带投入品价格的“天花板封顶”机制———国际大农场产品价格成为天花板价格并使得大农场国家天然占有定价权****

　　五、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政策的调整与主要问题

　　近年来,中国政府实事求是地调整了执政理念和经济方针。2003年提出放弃单纯追求GDP、强调科学发展观所内涵的循环经济、有效经济;2005年提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2007年进一步提出“生态文明”理念。据此改变了1956年因国家工业化需求而确立的“农业现代化”指导思想,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新农村的首要任务”,其中对农业本体论做出的调整是,“农业不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而且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建设现代农业必须注重开发农业的多功能性”。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一出台,就有海外学者积极评价:中国终于出台了类似欧盟、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接着,国务院批准把农业污染列入全国污染普查。2008年7月,国务院首次召开全国农村环保会议,强调“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切实把农村环保放到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李克强, 2008)。

　　这种情况下,各地、各相关部门本该“与时俱进”地调整以往过分强调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的政策思路,把农业的政府导向转向到生态农业、现代农业上来。然而,几十年来,与农业污染和食品质量问题相关的投入品和产出品的加工、贸易、技术、宣传媒介等产业资本已经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关系,不可避免地对其后的发展和制度变迁形成路径依赖,各种利益集团及其代表都确实难以为生态文明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让出眼前利益。

　　因此,现代农业不仅是技术问题,而是涉及到技术、政策、管理等,乃至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多方面的多学科交叉问题。

　　任何制度变迁都有成本,诺思认为对路径依赖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背后的利益得失。当前,发展现代农业的最大难点是如何最低成本地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即弱化原有与农业产业化利益相关集团的阻力,建立有利于生态农业发展的利益导向。

　　此外,在非农产业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力的大环境下,农业生产者因其劳动力要素重新定价,宁愿放弃单纯农业生产的效益最大化而大量使用化学品来替代劳动,这是发展生态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因此,发展多功能生态化农业,除了要大力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外,还应配套其他的激励机制:第一,在生产环节应考虑建立公共财政为主的生态价值补偿机制。这在理论上已无可争议,实践中的最大难点是政府如何克服与分散小农之间过高的交易成本。往往,在交易成本的难题面前,有自身利益取向的政府部门选择与产业资本和农村精英合作,一方面导致公共资源被“精英俘获”(课题组, 2009),另一方面无法激励普通农户的环境意识,而生产者自我约束在发展生态农业中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在社会资源动员方面,可以考虑构建城乡之间的新型“公平贸易”框架,弱化环境友好型农产品对原有产业资本主导的营销渠道的依赖,将过去产业资本占有的初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重新分配,鼓励消费者的“环境友好型”购买决策,从而形成生产者—消费者—环境之间的多重正反馈环。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