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生态文明的根本在于回归“实际导向的问题意识”

　　同样地，今天我们讨论供给侧改革，也需认清问题根源——全世界范围内按照资本主义道路走到今天已经走不下去，当“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这所有的资本全都过剩，资本主义到底该怎样再继续？

　　以中国为例，中国是世界产业资本第一大国，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肇因于“大生产”（mass production）。大生产是福特主义的美国大生产，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大生产。在人类近代这个阶段，无论意识形态为何，无论称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实质内涵就一个——都在追求大生产，也因此福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趋同。

　　如果放弃冷战意识形态，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中国人亦步亦趋地追赶着现代化，也要进入工业大生产。那么，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工业生产大国之际，也必然发生西方有过的生产过剩。由于生产过剩在西方是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这个基本规律造成的大危机——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生产过剩，最终转向了二次大战，生产过剩的国家选择将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军工生产，只有摧毁他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才能使本国的生产过剩得以缓解。

　　所谓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个结论也源于生产过剩必然导致战争。

　　今天中国成了世界上生产过剩最严重的国家。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下降，中国当时正是依靠外需拉动增长的阶段，外需陡然下降，遭遇了第一次生产过剩。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演化成2009年全球需求下降，进一步演化成2010年欧债危机和2012年金砖五国大部分出现经济严重下滑，这时候中国的一枝独秀其实就意味着中国的第二次生产过剩已更为严重。中国是在连续发生生产过剩条件下，提出“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内容被简单地归纳为“三去一降一补”，对应的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讲的都是生产过剩。

当中国发生两次生产过剩时，没有像西方那样直接进入战争，而是采纳林毅夫的建议，于是有了铁腕总理朱镕基的宏观调控，可以称为“朱镕基新政”或“中国版的罗斯福新政”。其后，温家宝仍按朱镕基的宏观调控大规模增发国债，以国债拉动投资，把过剩工业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先是西部大开发，接着是东北振兴，再到中部崛起，进行区域差距再平衡。接着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差距再平衡。这两大国家战略，都是把过剩的生产能力通过国债投资引导到基础建设。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中国成了债务负担对GDP比率最高的国家。

　　中国迅速地在第二次产业资本过剩发生后进入金融资本相对过剩阶段。由于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短期内没有回报、占压了大量银行资金，导致商业银行可以用于投资的头寸下降、货币流动性不足，实体经济领域仍然嗷嗷待哺，于是只能靠中央银行不断增发货币，以维持生产过剩下的经济高增长。短期内，货币增发的内因主要是债务形成的货币压力，外因主要是大规模出口的贸易盈余导致对冲增发。

　　诚然，这种债务投资最终导致的是全面普遍负债。

　　当中国遭遇2012年全球经济严重下滑而遭遇第二次生产过剩，连续实行的基本建设投资最终都表现为资金占压，最为严重的资金占压就是乡村基本建设。国家大规模投资于新农村建设，新世纪以来总投资规模大约13－15万亿。如果按照所谓市场经济原则去衡量，没有一项国家大规模投资于农村的项目能回收资金，也因此，这些没有回报率的基本建设即使推出PPP也无法吸引私人资本，政府只有要求国有资本投资。于是基本建设大都是国有企业承担，继而国有银行向国有部门提供贷款，即国有部门搞基本建设、占压银行资金。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学科化的理论界强烈批判的“中国向计划经济回归”。

　　面对生产过剩和金融资本过剩造成的大危机怎么解决？有人说靠市场经济。回顾一下历史，1929-1933经济大危机席卷西方时，凡循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垮了。

　　因此，什么叫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就是在连续生产过剩条件下如何维持住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地位。前车之鉴是自由市场经济是无法解决西方的问题的，西方国家在遭遇生产过剩危机时走向战争。而中国选择了“供给侧改革”。

五、然而，过剩危机是全球化与国家安全的宏观复杂问题

　　在当代金融资本全球化新阶段，全球化的竞争单位不是个体、不是企业，而是国家。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在全球都放弃以贵金属作为货币发行依据的纸币时代，甚至在人们已经逐渐放弃纸币进入电子货币乃至虚拟货币的时代，金融资本的信用从何而来？在当代金融资本全球竞争条件下，信用的唯一来源，乃是国家政治强权。因此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以国家为单位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国家政治强权向金融资本体系的信用赋权。由此看，全球化竞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家政治强权的强弱，而国家不能推卸的无限责任是国家安全。于是，国家有安全理性，本质上不同于资本理性。

　　美元作为强势货币，在于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军事力量支撑的政治强权，在全世界无可抗拒，因此美元作为世界第一强势货币，毫无疑问被大家接受。而强势货币直接对应的就是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从而导致世界各国都要有足够的美元储备，并且只有以美元作为直接结算手段，才能加入全球竞争，才能参与全球贸易。

　　于是美国就有了金融霸权派生的第二优势——不再把债务当成刚性支付的负债。

　　当年美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时，它是债权国，甚至可以要求债务国改变国家制度；今天中国用三分之一的外汇储备、一万多亿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债，成了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却不能要求美国改变制度。因为美国的国债在世界范围内变成了资产，因此也改变了全世界的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债务不必再刚性支付，即欠了债可以不用还。美国将整个世界变成他的国债发行市场，客观上造成它不必还债条件下还不断增发。而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别就是——中国的货币不是全球结算货币、不是世界储备货币，因此它的风险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国内，美国的风险很大程度上可以转移给世界。越多地接受美国国债的国家，就越多地接受了美国转移的债务风险。在这样的一个全球金融资本环境下，中国变成了世界接受美国国债最多的一个国家，进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

　　美国在奥巴马时代提出“make a change”，实际上没有改变任何机制，最大的改变是国会批准的债务上限。奥巴马把美国的救市、增加流动性主要给了美国金融资本，维持了美国金融资本在全球的竞争力。扩张金融资本没有投入美国的实体经济，就业上不去，于是社会性开支增加，对应的需求是增加国会批准的债务。奥巴马交出政权时，美国从4万亿债务上限上升到14万亿。特朗普做的也是“萧规曹随”，“奥归川随”，为满足金融资本的要求，他提请国会再批准提高债务上限达到19万亿。

　　不只是美国，中国现在也是每年几千亿地大量增发政府债务。然而，增发债务是单行道，没有U型掉头，债务投资已经是依赖，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也因此，中国每年几千亿增发国债。中央政府靠发债，而地方政府的债务更多地表现为在银行形成的潜在不良资产。这就导致了一个因债务而出现的债务与房地产泡沫的互相绑架——如果我们把房地产价格通过调控压下来，地方政府不能再通过圈地得到足够的资金，就不能支付银行利息，于是累积债务的潜在风险就会表现为直接风险爆发，那就很难再靠政府大规模投资来过“生产过剩危机”这关。

　　现在很多问题都是环环相扣，所以不能简单按照西方化的学科理论来看今天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后的竞争，也很难再按照原有的传统理论来看中国今天的形势。无论分析农业问题、城市化问题，都要从全球范围内的三大资本过剩入手，才能把宏大叙事背景和微观叙事结合在一起。

六、面对三大资本过剩，生态文明是供给侧改革的必由之路

　　解读国家领导人强调的供给侧改革，绝不能简单地说这是某一微观领域中的某一产业问题，这事实上是中国加入全球竞争以来的一个综合性宏观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劳动力和产业，现在仍然能够维持得住，已属不易；这么严重的负债、这么大规模的金融资本走不出去，还能在国内继续维持着，尽管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泡沫，最为严重的就是房地产泡沫，但不能轻易捅破，又得适当地压制它，不能让这个泡沫长得太快、破裂。国家出台了大量限购政策，被认为治标不治本，但问题是房地产泡沫是从生产过剩而来的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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