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奇：智囊——权力场中的角色进退

李军奇：智囊——权力场中的角色进退

　　在有着悠久智囊传统的中国，食客、幕僚、翰林，春秋以降，一路繁盛。在转型期中国，官方与民间的智囊不同程度地周旋于权力与利益之间，以形色各异的个体表现，彰显着迥异的学术品格。没有体制上的放权与改革，不营造可供辩论的公共意见市场，专业性与真话，恐将成为中国智库市场上的缺席者。

　　策划统筹|李军奇　执行|李军奇 李旭明

　　场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图|赵卫民 姚磊

　　柔者至刚

　　软科学研究者 被重奖的智囊

　　“水烧开了，不怕没人喝。”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对于软科学的价值，做如许评价。在他看来，软科学工作者，无疑是烧水人，而决策者，正是喝水人。所谓“软科学不硬，社会也不能硬”。这些软科学研究者，以其前瞻性的研究，无疑担负起政府智囊的作用。

　　为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建设和谐社会奉献力量，这是软科学研究的当下功能。打造一个具有权威性、公正性和标杆性的奖励平台，是发展中国软科学的重要条件。

　　文|李军奇 图| 赵卫民 姚磊

　　“我是吃素的，每次也都拿素奖，但是这次得了一个荤奖。”2月28日下午4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作为第二届中国软科学奖获得者，著名民间环保人士廖晓义正在回答观众提问。当她决定将5万元奖金全部注入她深为敬佩的以北大教授梁漱溟命名的基金奖时，场下突起猛烈的掌声。廖晓义稍作停顿，声音高扬，一句“我要让它在最荣耀的地方产生最大的价值”，更是撩拨起全场疯狂的掌声。

　　廖晓义以《以乐和家园理念建设低碳乡村》一文获奖。这是她多年在四川进行乐和家园实践的理论小结。与廖同台演讲的，还有声名日盛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和北师大教授李晓西，他们分别以《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及《2010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省际比较》赢取大奖。而同时在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另外两个获奖者北大教授王锡锌、深圳企业家吴君亮亦做了生动的演讲。

　　作为颁奖的东家之一，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自嘲因为能挣钱，“先被点将，后经选举”，当上了中国软科学发展基金会的理事长。之所以干得兴致盎然，在他看来，中国业已进入经济转型、社会转轨之重大历史阶段，需要有更多的软科学的成果来支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绝不能忽视软科学的发展，软科学不硬，这个社会也不能硬”。

　　“人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月28日下午2点半，听说俞可平和马蔚华到会，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报告厅早早涌满校内外的学者和学生。俞可平，作为新一代的学者型官员，2006年借助着《民主是个好东西》闯入了公众的视野，一时声名鹊起。

　　俞可平甫一开讲，语音高亢，随便调侃了软科学奖的实惠，“美国给予我的荣誉更高，位居2011年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第19位，但一分钱都没有。”不过他已把20万奖金捐给绍兴的母校。“那是我当时从生产队队长考上的第一个大学。学校设立了一个明华人才奖，就是培养明天中华之优秀人才。绍兴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伟大的人物。北大最有名的两任校长也是绍兴人。如果明华人才奖能够培养出像蔡元培那样伟大的教育家，不仅我要感谢深圳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恐怕全国人民都要感谢它。”

　　台下的马蔚华以微笑回应观众的笑声。俞可平当天以《解放思想，推动进步》作为演讲主题。在他看来，“解放”就是解除束缚，获得释放，特别是指挣脱政治、经济、思想的束缚，获得人生的独立和自由。“既然解放六十多年了，为什么还要继续强调解放思想呢？因为人类的解放和自由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旧的束缚过去了，新的束缚会出来，要不断地挣脱束缚，推动进步，获得更多的自由。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时说了，人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自由解放也是这样。”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室宏观经济司司长一职上躬耕多年，李晓西解甲归田，重返校园，执教北师大。李晓西是我国第一位价格学博士，亦是我国最早提出市场化改革思路的学者之一。从司长转型教授，李晓西的解释是，“更喜欢学校的氛围和工作方式，自己可以边做课题边听歌，最重要的是可以自由自在地写写诗歌了。”观众注意到，这个不修边幅的教授，演讲低调而不失风趣：“我原来是钻研价格学的，现在做绿色经济了，转换是有点大，但很保险，我的专业不行，我现在属于万金油。什么叫万金油？社会需要我就干。”

　　廖晓义带来的VCR引来全场感叹。那是风华正茂的女大学生，自觉投身祖国环保事业，容颜渐变而心态更青春的见证。当视频放映到2008年廖晓义在“克林顿基金会全球公民奖”颁奖典礼上即席演讲时，场内惊叹声顿起，大家折服于她晓畅动听的英语口语、典雅得体的东方仪态、天人合一的环保理念。“我现在快60岁了，我希望生命完全是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衰老的继续，可以心态越来越好，可以身体越来越好，可以人越来越智慧。”

　　始终谦和的廖晓义在会上讲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她与李晓西都毕业于成都实验小学，而他俩与俞可平又是同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导师。1979到1980年廖晓义在北大进修，那时她才知道北大曾经有一个专注乡村建设的梁漱溟教授，“虽未曾谋面，但我是他的粉丝。要做他的粉丝，就是要做他要做的事，像他那样做人。”感性的话语弥散出的坚韧，令听者莫不动容。

　　“无法通过实验室的办法加以证伪”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是“中国软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委员会召集人。2月28日下午，他在中国政法大学主持另一场软科学成果报告会。第一个上台演讲的是以《行政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实践》一书获奖的北大法学院教授王锡锌，他的开场白笑翻全场：“没想到这个奖含金量如此之高，20万！非常惊喜。记得很清楚，评奖结果出来之后，（评审专家）李曙光教授给我打电话，因电话并没有显示名字，我的第一印象，是不是诈骗？”第二个演讲者的非学者身份引来观众一阵喧哗，深圳企业家吴君亮以《预算公开一小步，国家前进一大步》一文获奖。他以《我们为什么要推动预算公开》为题道出了一个公民的执著思考。

　　关于软科学的定义，樊纲已记不清他重复过多少次了。据他考证，最早提出软科学的人是英国科学家罗素。他在《科学的科学》一书中将软科学与硬科学区隔开来。“各种科学包括物理、数学、化学等学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可以证伪’，证伪包括试验程序。就是说，通过控制各种因素，然后对某一个命题进行证实，这样的科学叫硬科学；除此之外，凡是不能对逻辑命题进行证伪的学科，就叫软科学。”

　　他举例说，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软科学。“经济学家有一句话说，非洲的蝴蝶扇了扇翅膀，欧洲的股市就要折腾折腾。说明太多因素都没法控制，很多结论可以通过物理事实看出来，但又确实无法通过实验室的办法加以证伪，这种就是软科学。”“在这个意义上，软科学比那些自然科学更难。他们收集数据，我们也收集，但是他们可以做实验，我们不能做。”信，“中国的软实力确实取决于软科学的发展。”

　　中国软科学奖的评奖程序相对简单，但力求公正。樊纲说：“评审委员会，七个人，坦率说我们做不到像诺贝尔奖那么保密。”

　　马蔚华介绍，中国软科学奖评奖范围为“评奖年度前三年的软科学研究成果”，包括经济、社会、法律、管理、环保等领域公开出版、发表的研究成果（含专著、论文、研究报告和调查报告）。而评委们评判的最重要标准是这项研究是否经过扎实的调研，并对政府决策起到一定影响。

　　“不是拍脑袋，而是踏实的科学研究”

　　言及软科学进入中国的时间。前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孔德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软科学概念开始被重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85年1月他就任国家科委政策局总工程师时，就明确分管软科学事务。“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不但支持软科学发展，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优秀的软科学工作者。”

　　1986年7月31日，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到会讲话的标题就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在孔德涌的记忆中，“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很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软科学工作者的智力支持。”一时软科学成为一门显学。

　　时至今日，软科学随着国家、社会对智库发展的高涨呼声而再度被学界和商界器重。关于中国软科学发展基金会的成立，马蔚华回忆道，几年前，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景华倡议，由中石化、招商银行等九家单位出资成立公益性的基金会，“专门用于资助、奖励软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它的宗旨是支持和推动软科学的建设和发展。“基金会有三个任务：第一，资助中国软科学奖。2011月2月，颁布了第一届中国软科学奖；第二，资助中国智库论坛。2月28日上午我们举办了关于能源安全的智库论坛。第三，资助公共政策研究。”

　　樊纲认为，浮躁的商业时代，“要鼓励真正深入踏实的高水平研究，而不是道听途说的、人云亦云的做法。”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机会丛生，樊纲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真正比较扎实的软科学研究项目。“进入研究领域，一开始是很苦的，特别是像我们研究经济学的，别人进了银行，一下子工资就那么高了。而他要做研究，开始还没名气，资源也不是很充裕。怎么使他能够继续走下去、深入下去？通过诸如中国软科学奖这样的奖项，第一，帮助他们建立一些社会的声誉；第二，经济上使他们得到一些帮助。我们希望评奖时让大家眼睛发亮的是这些年轻人的心血。这对中国整个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马蔚华在当天北大的报告会上，当听到有学子呼吁软科学发展基金会更多地关注青年学人时，当场大声承诺，“基金会大门敞开，如果你们的研究成果和这几位教授水平相当，宁可先录取你们。”

　　如果没有一种为『天下』谋事，为百姓谋利，如果没有一种超越个人或集团利益的胸襟，对于新的思想观念就会患得患失，畏缩不前。

　　进退困局

　　智囊们的生存游戏

　　不管是“好为‘国师’、依附权力”的批判，还是“新见迭出、前景看好”的礼赞，中国一些软科学研究机构在上个世纪90年代渐被更潮更直白的名词“智库”所指代，周旋于权力与商业之间的中国智库学者，遭遇的非议一直不断。

　　绿色发展研究的思路需要融汇多视角、多论点的绿色发展观念，需要获得更多的民间数据，也需要各级政府有雅量有胸怀面对绿色发展的建议与批评。

　　文|李军奇 图|赵卫民 姚磊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作为一种服务于决策的学科，软科学的特点与价值逐渐被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所接受，“献策”政府，或给决策者做可行性报告，已是这些智囊的规定性动作。中国最早的智库就从这些体制内的社科院、政策研究室脱胎而出。

　　从“只生一个好”到“五天工作制”

　　上个世纪80年代是软科学发展的辉煌时期。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的急待解决，科学大家钱学森以创建“从定性到定量分析的综合集成方法”的直接推动，尤其是国家顶层设计者的重视，让软科学研究在体制内得到普遍认同。

　　今年76岁的孔德涌亲历了软科学在体制内的几次重大影响。参加过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设计的他，以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专家的身份从中国科学院调入国家科委政策局时，就已知道宋健与其助手于景元1970年代末在航天部工作时就开辟了人口定量研究的新方向。经过无数日夜的研究，宋健他们最终发现一个非常关键的参量—妇女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一辈子生育孩子的数目。他们参照当时国情，将这个数目最后确定为“1”。在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的推荐下，宋健曾就计划生育问题向国家领导人汇报。但有关人口政策的争论从未停息。

　　1980年3月的一天，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内，一场影响亿万家庭的大讨论开始了。据参加会议的人口专家田雪原回忆，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是否可行，会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有人提出：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话，叫做“老大憨，老二聪明，但是最聪明的还是老三，俗话说猴仨儿猴仨儿”！此言一出，全场骚动。休会后，支持只生一胎的专家急忙查找材料，进行论证；又接着反驳了因计划生育劳动力不足的问题。“1980年3月到5月，人口座谈会接连开了5次，从中南海西楼会议室转到人民大会堂，最后形成文件回到中南海，几经周折，1982年才确立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

　　1986年，世界数学建模大会在美国密苏里州召开，大会邀请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做人口政策的报告，宋健是大会邀请的两位发言人之一，“因为全世界都关注中国人口问题，担心世界被吃穷，吃乱了。”宋健委托孔德涌赴会。“书面报告的作者，以宋健、于景元和我联合署名。报告结束，三千多人的大会，全场热烈鼓掌。报告获得大会最高奖—艾尔伯特·爱因斯坦奖。中国计划生育的决心和政策，让西方人惊叹。之后我被许多大学邀请做报告。”26年过去了，忆及往事，孔德涌难掩激动，口里不时蹦出几个英语单词。

　　“五天工作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颇多曲折。1984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一个调查报告，全球114个国家，都已实行“五天工作制”，“最刺激人的是，46个发展中国家，一半以上每周工作只在40到44小时，我们的国家太落后了。”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开始着手“五天工作制”的研究。孔德涌记得，当时课题组调查了13个城市，访问国企员工，在每周增加一天休息和每天加工资（维持六天工作制）之间选择哪个时，80%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前者。“当时有人担心实施五天工作制，GDP会掉下来。我们研究的结论是不会那样，反而促进就业。”但报告递交上去，国家科委一个副主任反对，说“什么五天工作制，七天都不够”。于是报告没有上达决策部门。1990年11月，孔德涌调任中心主任，“这么好的题目不能就这么搁下。”原课题小组继续研究。1992年，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阻碍上报的副主任也被调走了”，国家科委联合劳动人事部，上报“五天工作制”，最终获得国家批准。
 

基本经历了1980、1990年代的中国软科学发展的大事，1996年，孔德涌退休，担任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至今还负责审定中国学术期刊《中国软科学》的稿件。

　　智库思想催发学者的分化与重组

　　软科学作为一门基于钱学森所创建的研究方法的科学，在业务部门管理者孔德涌眼里是一番风景，不乏夹杂时代风暴。但软科学作为一种对应国情的研究策略与方法论，已被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大量运用。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为时代把脉，做前瞻性研究。这些学者多以经济学家、政策高参的身份出现。

　　“中国研究界最早做前瞻性研究的学者，是众所周知的顾准，他对希腊城邦的研究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先驱。”学者吴稼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评价。上世纪80、90年代年代，是创新与突破的时代。人文社科领域，“周扬和王若水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为今天的民本主义和和谐社会留下了遗传基因”；国民经济领域，杜润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厉以宁、吴稼祥的股份制理论，张维迎、华生等人的价格双轨制理论，通过研讨会或书刊发表，纷纷成为知识分子献策改革的重要方式。

　　与此同时，1983年，介绍信息革命的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文版问世，译介西方现代思潮特别是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走向未来》丛书出版。一本译著和一套丛书将“知识就是力量”的智库思想大面积地传播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

　　作为一种决策需求与回应民间的机制，当时中央在各部门搜集人才，开始不定期地邀请学者、专家到中南海去讨论研究，后来通过借调，逐渐集聚在一起，形成各类研究部门，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第一批初具现代智库意义的政策咨询机构。软科学学者，成了名副其实的政策顾问、官方幕僚。

　　1980年代末，零星的学者开始走出政府大门，尝试着在社会上建立起一些非官方的民营研究机构，中国第一次有了民间的思想库。我国最早的民营智库是北京四通公司办的经济研究所。1990年代，民间智库迎来一波诞生小高潮。

　　发展速度最快的要数大学下属的智库。随着1993年和1998年国务院和教育部分别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国内重点建设大学纷纷成立了众多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从海内外吸纳了各种学科人才，通过研究政策问题、向政府部门汇报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积极推动其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发挥决策咨询影响。譬如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1994年就离开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到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员有张维迎、海闻等从海外归来的经济学家。

　　民间智库困扰于“特殊待遇”

　　2006年9月15日，《民主是个好东西》被上传至中国政府创新网，同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在争鸣版刊发，12月27日又被《学习时报》文摘版转载，同日，人民网、新华网亦全文转载。这篇走了“正常的流程”的稿件，因为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特殊身份，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中国最新政治风向标。而中央编译局这个机构，开始为公众所知。

　　尽管俞可平对外解释它“既不是大学，也不是政府机构，介于中间”，但一个“局”字，勾画出其机构特征。内部架构上，中央编译局除了设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部、中央文献翻译部等翻译部门之外，还有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据专家评价，相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中央编译局作为智库，主要集中在理论前沿，即提供“立国”和“建国”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基础。

　　2011年10月，俞可平应邀在“全球中国峰会”上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政要名流同台演讲，《华盛顿邮报》头版同时刊登了他与基辛格博士的照片。在著名的“哈佛中国之夜”，他受邀与哈佛前校长萨默斯同时担任主讲嘉宾。

　　俞可平将中国官方智库的荣耀推至目前国际的最高水平。相对官方智库的资源优势和生存空间的进退裕如，民间智库明显存在着生存歧视。仲大军对中国智库颇有研究， 1982年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新华通讯社，2000年，他“下海”创办了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在他看来，中国民间智库目前进入了发展瓶颈期。

　　官方智库在选题申报等方面享受着民间智库梦想不到的地位优势。“在经济上，我们完全能够自力更生，”仲大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但在其他方面经常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举办论坛，民间智库学者往往不在邀请的名单内。“即便是请了，也会排到体制内学者的后面。”更让人烦恼的是言论空间。仲大军说，有关方面就没有给非官方学者留出一席之地。

　　在智库学者郭宇宽看来，虽然民营研究机构逐渐被社会认可，但距被政府真正理睬和重视，尚有很长距离。虽然政府对民间研究机构的活动没有干预，但在某些领域仍设有限制。“媒体也主动审查，一般很少宣传民间智库学者的观点，有些学者及其文章还被指定不许发表。”

　　在这种“特殊待遇”下，大多数的民间智库难以被大众了解，其智库优秀学者，更难成为热点人物。民间智库的观点、思想、建议和主张就只能敲敲边鼓，仲大军说，“更多地是被有关机构拿来内部参考。”

　　中国“缺乏开放的意见市场”

　　“中国的智库只是翰林院”，“翰林院里的专家学者，不管你有多大神通，也只能是如来佛手心里的孙悟空，在桎梏里，而不是在智库里。”吴稼祥，这个有着长期中南海行政智囊经验的学者，如今失望于体制内智库的表现。1985年，吴稼祥以提出股份制改革等而引发国内外关注，1986年他与当年许多得志青年一样顺利跨入中南海政治权力核心圈。命运的跌宕，让他重新冷静审视中国智库的发展。

　　在他辛辣的笔下，体制内的智库，弊病丛生。级别最高、庭院最深的那些研究机构，“其实是秘书性机构，主要职能是给各级各类领导人写讲话稿，写各种文件和报告，或者以领导人名义发表的文章”。其次，各级党委和政府机构的研究中心或研究室，主要工作则是按照领导意图为实行中的政策寻找论证。这就决定了这些研究的意识形态性质，而不是操作性和实用性。很多大学研究机构，“在意的也是研究经费的瓜分”。

　　按照世界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的定义，智库是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

　　以此衡量，吴稼祥的批评不以为过。一个研究机构要称得上“智库”，吴稼祥开出两个基本指标。第一是民间性，第二是独立性。民间性有两个含义，一是研究机构是民间组织，而不是官方的分支机构，二是经费要来自民间机构捐款，而不是政府拨款。

　　与吴稼祥的尖锐批评相映成趣的是孔德涌的分析：尽管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公开中国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个，数量甚至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但西方认可的中国大陆智库只有74家。孔德涌认为智库学者，必须具备“坚持正义的勇气，不迎合的中性立场”。

　　3月29日，83岁的茅于轼获得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颁发的2012“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奖金为25万美元。加图研究所认为，在中国，茅于轼是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最积极倡导者之一，他倡导开放和透明的政策，并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这个一直讲真话的老牌经济学家是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活跃分子。19年前，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樊纲等经济学家联合发起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获奖消息出来后，任志强、潘石屹等众多名人表示祝贺，任志强发微博表示，“茅老是真正为穷人办事的经济学家”。 茅于轼领衔的天则智库，以其多年持续的独立研究，为中国智库赢得国际性声誉。

　　作为民间智库—长策智库的学者，郭宇宽长期关注文化社思想热点与国家政策走向。他称吴稼祥是他近年来比较敬重的学者，在把脉中国智库发展的症结上，郭宇宽的观察饶有趣味。“中国自古有达官养士的传统，食客、师爷、幕僚，这些人无疑是古代体制内的智囊，他们为依附的主子代言天经地义。”在郭宇宽眼里，智囊“好为人师”，或者以“国师”自命，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开放的意见市场，没有公共政策的辩论平台。”这个自1996年开始几次在全国性辩论赛事上夺冠，尤以1999年在国际大专辩论赛的精彩表现而名动一时的学者，彻底成了公共辩论的倡导者，忠实捍卫着“若辩解不自由，则批判无意义”的信条。

　　独立性，在吴稼祥看来，是智库的生命线。如何独立，吴稼祥说要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智库的资金来源多元化，二是言论自由。”所谓独立性，就是事先没有官方授意，事后不受官方审查，表达不受官方限制。在吴稼祥看来，民间智库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在独立性上做得不错。

　　吴稼祥认为，只有到了前瞻性研究不需要“敢死队”的时候，中国才会有真正的智库。言及现在欣赏的学者，孔德涌脱口而出，“张维迎”，只因“他一直敢讲真话”。关于当年三峡水库的课题研究，孔德涌不想多说。在采访中，他沉默半分钟后丢下一语，“我们承担了其中三个，结果你是知道的。”中国软科学真的要获得大发展，“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76岁的老先生不假思索。

　　郭宇宽认为现在从事智库学者，要么是钱袋决定脑袋，成了权力部门的辩护者或论证者，“要么干脆与政策运作不发生关系，成为网上的自说自话者。因为信息来源不足，未免判断不准确。”与政府互动性的强弱，决定了信息的价值，这是做软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西方智库高规格接待某些中国政策学者的原因之一。

　　“不怕代言，就怕只有一种声音。美国政客也有幕僚，也有公开的游说组织。不同风格的方案都能摆在台面上，老百姓也有个知情的平台。辩论，正好去除政策的神秘。”郭宇宽说，真要挖掘中国智库“脑瘫”的历史根源，“那只能怪到我们该死的上千年的专制传统”。

　　以东方的天人合一理念，践行全球性的环保诉求，这是乐和家园被肯定的价值所在。中国软科学奖强调学术研究的行动感、价值感和包容感，对知识界必将有着巨大的感召力。

　　在公众决策过程中，在微观领域的管理过程中，民众权利、民众的各种各样的利益的诉求，能不能够通过他们的行动在体制落实，这成为检验当代民主品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樊纲 总出馊主意就是风险

　　樊纲显然不是尖锐的批评者。他认为学者之价值，在于专业水平；做政府智囊，独立性是必要前提；

　　而采纳与否以及后果如何，那不是学者的问题；至于决策所带来的成功，也不是学者自夸的资本。

　　文| 李旭明 李军奇 图|姚磊

　　1977年，24岁的樊纲作为县文化馆的创作人员，在河北省围场县一个公社铸铁厂体验生活时，从收音机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晚就赶回县城与亲友商量。当年他考上了河北大学经济系，自此迈入经济学门槛。“最难忘的两大经历，是土插队和洋插队，即下乡与出国。知青下乡，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那时候完全是两眼一抹黑、没有出路的生活。开过拖拉机，推过木头轮子的车。”在经济学大家董辅的力荐下，樊纲留学哈佛，做了不注册的学子，“出国则是震撼，学术上知道了经济学之大、之广、之深；去人家的超市，那是商业震撼，才真正明白我们的经济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这个外貌酷似“朱军”的经济学家，回国后不爱出风头，不兼职，不演讲，沉潜于1980年代的书斋，却勃发于1990年代。其时，他与当时三名青年经济学家刘伟、钟朋荣、魏杰风头日盛，如铁蹄踏春风的经济学“黑马”，横贯朝野，一时江湖人称“京城四少”。“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如此自诩的樊纲做起政府高参，，并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2006年8月11日，樊纲被任命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作为其中唯一的央行智囊团学者(其他委员都为财经部门的副部级官员)，樊纲的任命引人瞩目。在樊纲看来，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趋利避害、如何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的一门科学。在他看来，学者与权力的关系，不能用一种愤青的角度去看，不要把为政府工作就等同于丧失独立人格。”正是有独立人格，你才能做好咨询政府工作。政府真正需要的，中国政府也是越来越需要的—他不需要附和他说话的人。有独立见解，你的咨询才有意义。否则他都知道的事，你来附和还有什么意义啊？你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不见得天天去做奏折”

　　记者：在国外，软科学的功能与国内有差别吗？

　　樊纲：基本一致。第一也就是指社会科学，或者叫做Social Science，或者叫做Human Science。我们的社科院都属于这个范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功能。但从综合性研究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应用于所谓决策研究、咨询研究，多数的智库都属于这一类。很多现实当中遇到的问题都不是单学科的问题。现在发展软科学，正是要鼓励多种学科相互的交流、相互的碰撞。

　　记者：如何观察软科学的应用程度，似乎这很复杂？

　　樊纲：化繁为简，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观察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基本代表着软科学的发展水平。这就是软科学基本的东西！

　　记者：为政府决策服务，在中国语境下，无法回避权力问题，学者如何处理？

　　樊纲：所有的国家，都有智库，其他国家可能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智库。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学的、法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们，都给政府做智库。因为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是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除了我们市场、企业外，个人本身亦可以改造世界。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机构，而且是为这个社会要负责的很多公共机构，没有知识分子的影响，没有大学教授的影响，那不可想象。

　　记者：这也是知识分子干预社会的一种重要途径？

　　樊纲：发展软科学研究，为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服务，去影响决策本来是知识分子的一项职责。不说中国过去知识分子经邦济世嘛。现代知识分子，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社会责任—就是去影响政策，所以我们不见得天天去做奏折，不是去替代政府内部人应该做的事情。

“要不独立，都没人看得起你”

　　记者：在中国，软科学领域，做得比较出色的学者，你能举出几个吗？

　　樊纲：好的社会科学学者，都是好的软科学学者。中国软科学奖评出来的就是出色的软科学工作者，大家关注这个奖就是。

　　记者：学者的独立与做政府智囊有没有冲突？

　　樊纲：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统一的。你要不独立，都没人看得起你。你要不独立，最终都没人请你。没人要听你的。你必须得有独立见解，才有你存在的价值。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是统一的。越有独立思考的人，越有独立人格的人，越受到社会的尊重；才能够提出独到见解，才能够在各种观点的碰撞过程当中，有一份价值。

　　记者：你觉得有风险么？

　　樊纲：风险当然有，你说的那些政治风险都是过渡性的，有的也是暂短的。

　　记者：做咨询与做决策，承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樊纲：在一定意义上做咨询工作的风险在于你历来的表现，英文叫做type record，就是你的记录如何，你老在做错误的判断，总在出馊主意，还是你经常能出正确的主意和正确的判断。你的真正的风险是这个。说句实在话，最终的风险由最终的决策人和政府来承担，谋士只是谋一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学者可以想得更海阔天空一点。但是你不一定就会被决策者采纳，因为现实往往跟理想—现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里面。在这个意义上谁也不要去声称那个决策只是你做出了贡献，没有那种事情，不懂科学的人才说那种话。

　　记者：作为决策咨询，从业者或进行研究的学者，需要具备什么意识或素质，才能保证服务的质量，或者说科学性？

　　樊纲：首先是好的研究者，有独立人格，有科学精神。这不是软科学的特殊问题，任何一个好的学者学科都是一样的。这个没有特殊问题，没有特殊的素质。

　　风起民间 思想云涌

　　没有宽松、多元的言论环境，想要产生出色的人物、优秀的思想无非是痴人说梦而已。

　　对话语权的参与、享有自然会增强民间精英的主人翁意识。

　　文|林芝

　　社会需求，领导层支持，这是软科学在中国之所以扎根的原因。而运用软科学思维工作的学者，基本在体制内以政策研究者的身份出现。这也是中国智库的早期形态。民间智库的创办者，基本上是官方智库的逃逸者，他们追求更自主的研究课题、更独立的研究环境。尽管目前真正独立的民间智库为数不多，但民间智库丰富了智库在中国的形态，给学者的学术独立，提供了一种选择。

　　精英不可能由管制规训产生，更不可能由批量生产产生。比照古今的经验，可以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没有宽松、多元的言论环境，想要产生出色的人物、优秀的思想无非是痴人说梦而已。说到底，政府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即便是不愿支持民间智库的存在，也要给他们相当的自由空间。不然，挟制太宽的话，这个国家思想的活力就丧失了。

　　回顾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思考的活跃。春秋晚期，子产不毁乡校，用的理由也是召公切谏厉王的老话。后汉魏晋，讲学、游学、清议之风大盛，一时间经师、将相多兴起于草野。至于前汉，孝武帝以帝王之尊首倡儒术，下诏于董仲舒，言必称“贤大夫何以教寡人”，于是平津侯、主父偃之辈久摈抑郁者风起影集，辏于王庭，于是收合英雄，岩穴无人。越过分裂时期，到了唐宋，政权借助科举来收罗人才，并且尊崇富贵的程度，都是后代所无法想望的。尤其是在宋明、晚清书院的普遍存在，讲学十分自由，精英也多由此产生。不过很多时候智库也会借助幕府一类的半官方组织存在，比如近代曾国藩的幕府，几乎包揽了整个中国的事务，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他所用的人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民间，即是所谓的生员、附生、拔贡、举人之类的边缘知识人。由此可见，历史上中国民间智库的存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起到了正面作用。

　　另外，对智库的担心正像对民主的批评一样，说是会造成意见的不统一、民众的分裂、效率的低下，其实这完全是讳疾忌医的说法。对话语权的参与、享有自然会增强民间精英的主人翁意识，而只要有了对政权、国家、民族的认同，政权的统治就已经成功了。

　　胡林翼说：”黎平虽褊小，未尝无千夫之杰，百夫之长
 

来源: 《名牌》 | 来源日期：2012-05-10 |  作者:李军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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