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锋：公权扩张与香河乱序

香河乱序

　　四个壮男前后包抄过来，特种兵出身的崔建华对同行者喊了句：“分头跑”，他闯过抓捕空隙，从地铁口狂奔出站，跑上街头跳上车，司机看了眼他手握的大信封，立即启动疾驰而去。他逃过追捕，同行者被捉住押回看管。

　　这不是银幕上的特工传奇，而是真人真事，2010年7月21日下午3时发生在北京市中心阜成门地铁口。

　　崔建华是河北省香河县淑阳镇郎庄村民，同行的王东旭是他的表哥、邻村村民，他们本是来阜成门附近的国土资源部上访，反映香河大量农田被侵占的事。出租车司机见惯了访民被抓的场面，助崔逃脱后，没有要崔的车费。王东旭被捉住押回香河看管，“大车上关了一堆香河上访的男女，上厕所都不让下车，就只好站在车上拉。”一年后，王东旭回忆说。

　　而在2009年10月，崔建华、王东旭等十多个香河各村村民，在北京郊区大兴流浪了38天，不敢回村，也不敢住店，白天寻机上访，夜间挤在工地水泥管中。

　　拖着八个月身孕的31岁妇女王兴华，2010年11月12日，在广州亚运会开幕当天，举起“还我土地”的条幅，她发现，广东警察在言语中对她表达了祝福与同情！而之前，由于坚持追讨土地持续上访，她被河北香河有关部门的人员追拿数月，她挺着大肚子逃脱后，在北京山区和市区的地下室躲藏了两个多月。

　　她的访民姐妹、钳屯乡东延寺村的张瑞贤，四个多月前正在监狱中愤怒绝食——2009年5月30日她在口粮田地头看地，被带人来铲地的西延寺村村民王永海（占地者雇佣其来“摆平”村民）打晕住院，6月4日，王永海带人进入张瑞贤的夫家，再次发生殴斗（法院判决书称查明为互殴），张瑞贤称自己在家打跑了黑社会，自卫打伤了仇人，却在2010年6月被判一年监禁。

　　早在2004年9月19日，新开街道东南街村妇女宋桂霞、李文青和程会敏便在自家耕地旁被占地公司雇佣的打手打伤，宋桂霞被打成重伤，脾破裂被摘除，该打手被拘留一月即释放，且随后当上了村主任。

　　2009年12月23日，新华街道白庙村村民魏福香家被扔入小型自制炸弹。

　　2011年4月，淑阳镇孙止务村村民王敬华拒绝将耕地卖给香河县三强公司。其子护地时被打当场休克，后经北京军区总医院诊断为中型闭合性颅脑损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和右桡骨远端骨折并伴有肾积水。王敬华称，警察到达现场后没有采取措施控制任何施暴的嫌疑人，任其逃逸。

　　2010年11月，记者开始收到来自京畿河北香河的多村村民的众多举报，乡民送来大量的文字和视频资料表明：由于大量土地被具有官员利益背景和雇佣了打手的本地豪强圈占，村民抵制遭殴致重伤，屡次上访均被推托和追捕，以致激起多次群体性事件。部分视频显示了警民对峙、村民和一些不明身份人士的冲突，视频中，在被上千村民拦截的涉黑人士乘坐的汽车尾厢，发现了数十把大砍刀和大棒。

　　2011年3月，香河又发生引致数千村民聚集的冲突事件，经深入调查后发现，香河高达数万亩耕地被以土地流转的名义圈占；当地一家集房产开发、土地拆迁整理、信用担保等多项业务于一身的三强集团，在圈占土地过程中起了利益纽带和实际执行者的作用，部分官员在三强公司任职，三强公司不仅获授权强拆且获得了部分公共服务领域的执法权，且三强公司现象在香河并非孤例；很多村长期村务不公开；贿选和暴力胁迫下，恶势力人物成为村庄治理者，暴力治村成为常态。

　　村治危机

　　本报调查部随后发表长篇报道，引起舆论关注，香河县县委书记等九位官员被处分。部分上访的村民获得资金赎买，自2011年9月起，便有访民在电话里或当面告诉记者，自己的事儿“解决了”，即已被现金收买。

　　但耕地并未回到农民手中，而且根据地方出台的土地专项治理方案，耕地“未变为建设用地前委托企业或个人耕种……租金、流转金一般不作调整”。农民指责这是继续保护企业非法利益、剥夺农民参与土地价格协商的权利。

　　由于缺乏根本的改变，土地纠纷和村庄治理争议仍在持续。

　　2011年9月，再次发生血案：香河县现代产业园后建村年近七旬的村民李洪成、李文奎，因动员全村村民出具了卖地的村委会主任董文波贿选的受贿证明，要求罢免村主任成功，在上访后被人雇凶打断肢体。2011年10月29日，蒋辛屯镇梁家务村村支书选举刚结束，便在村委会会议室发生命案。

　　2012年初，香河县农村村委会换届。曾对抗强占土地行为、连续多年上访状告村官私卖土地、财务不清和贿选的村民，也多参与竞选，但为打破旧有势力的政治垄断，他们也因循旧例、以恶制恶，除了发动家族势力和上访难友力量获取选票，多人依惯例、与他们当初反对的村官一样，开出了100元、300元、500元不等的价码来收买选票支持，甚至为了获取选举时部分摇摆不定的中间派的支持，部分选票价码开到2000元一张。

　　虽然这些留经的上访者选举时也都公开宣称自己当选后会平均利权，但过程中付出的巨额成本如何收回？2012年4月，一位曾多年参与上访、自己虽未参选村委，但帮助他人参选成功的村民，承认当地乡村事实上进入了丛林规则主导下的恶性循环。他对记者说：“现在，许多村的耕地已基本被卖了，还剩下村里的空闲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下一步要集中居住，拆房子卖地。大家花这么多钱做村官，也就指着这一块的利益了。”

　　2011年11月24日，香河县渠口镇谭家务村村主任杨志民告诉记者，该村自十多年前便开始告状，每届村委会都是被告下去的，而新人上台后，一样财务不清。村务不公开，已经形成死结，乡镇的处置办法是，护住那些有利益关系的不办，宁可任由村治烂下去。“村财镇管，管出镇村勾结，每年收700元管账费，交出一堆白条。当了两年村主任之后才知道，什么都做不成了。”杨志民说，“村治已经崩溃了。”

　　利益同盟

　　记者调查发现，三强等本地公司通过与县、乡镇和村委合作，形成了相对牢固的利益同盟。

　　自2000年以来，三强集团以每亩千元左右一年的超低价格，以流转、租用的手法，囤占村民的耕地，然后高价转给开发商。十年间，三强集团的资产由仅数十万元最增数万倍，并垄断了香河县城的供水与热力供应。

　　目前已经证实，香河县信访局前局长艾金生、建设局前局长王广林、环保局前局长程浦顺卸任后都在三强集团任职，曾任水利局（水务局）局长，后调任县委机关老干部局局长的石金来，卸任后也在三强任副总。

　　此前十余年，由于土地建设指标紧张，2000年三强集团首创的政企合作的“三强模式”在香河县获得确认：公司以低价租用农村耕地，盖成厂房，再高价转租给企业，之后再由政府部门逐年申请耕地农转非指标，将流转变征用，将农地变性为国有建设用地。

　　十余年间，由三强经手的土地数量巨大，仅2011年一年间，经三强操盘的土地面积便高达近万亩。

　　三强实际掌控了一些本属政府部门行使的行政执法权力，香河县水务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曾向本报调查记者欧阳艳琴证实，三强水厂有三个“执法队”，负责“供水监察”，有一项职能是要求供水区域工厂和居民必须使用三强供应的自来水。记者掌握的一份证据显示，三强公司员工还有权向居民收缴卫生费。三强公司与多个村委会签署的土地流转协议上，也都明文规定三强公司“有权强拆”。

　　香河县官商一体侵渔百姓利益的现象多见。

　　2008年的河北止务村大额账务明细表表明，现任淑阳镇副镇长的凌少金将15亩地以每年每亩3000元的低价买断40年。私有企业紫辰集团法人代表魏子元历任淑阳镇镇长、镇党委书记、香河县副县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2006年当选香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一直官商一体，直至2011年5月才退出官场。紫辰集团占用的部分土地，并没有相关合法手续。钱旺乡义井庄村委班子在2011年9月为记者提供的材料证明，2005年魏子元为其妹妹在义井庄村租赁了40.96亩耕地用于建厂。2006年，县、乡领导暗箱操作，将该地以每亩4万元改变成了国有土地。

　　官商一体操作以丛林规则行事：公司聘用社会闲散人员为“调解员”，实际以暴力和恐吓手段压制维护土地权益的村民。此类事件多发，打伤宋桂霞等三人的邵成利仅获拘留一月，此后还担任了北岗子村村主任职务，并做主将村中闲散地80余亩转让给三强，转让期限70年，三强只需为村委会建设500平米办公用房和宴会大厅。

　　当村民对暴力威胁反弹时，当地的国家暴力机关被动用，池套村等村中凡未签字拒绝流转口粮田的村民，在铲地现场护地的，都被警方带走，以“扰乱单位秩序”处以行政拘留。崔建华、王东旭等农民因反映土地被侵占，被当地动用公安机关捕获后，法律强制部门的官员要求其在将耕地流转的协议上签字，否则对其实施法律制裁，崔建华拒绝签字，法院以一起已由公安机关调解结案的治安纠纷，判处其监禁数月。

　　在媒体曝光后，香河土地案发，当地虽然处分了自县委书记和县长以下八位官员，但以三强集团为典型的当地利益格局并未有变。

　　与利益集团对抗的上访村民们，彼此也保持了松散的同盟关系，并在新一轮的村委换届中，适应丛林规则，运用了他们过去公开反对的手段，他们虽是新生的势力，但正在融入旧的权力体系，融入谭家务村村主任杨志民所指的“逐利派”，不稳定的格局在继续向后传递。

　　扩权贻祸

　　2011年8月到9月，记者与同事在香河调查获知，其政策实施模式是：乡镇主导操作流程，先要求村委会以流转名义集中土地，然后转给乡镇经委，乡镇经委转入具有本地官员背景的公司，如三强集团，或者由公司直接与村委会签署转让协议。之后由拿地公司或者乡镇经委招商，引入资金实力雄厚的开发公司，一方面承接建设集中居住点，另一方面将所承建村庄的农用地，规划为公司未来的农业产业园。

　　由于开展新农村建设试点，香河县实际允许投资参与新村建设的企业可获优惠的用地政策，可灵活取得部分回迁房周转用地作为企业回报，这一不成文的官方意志，吸引了众多知名房地产商，各家巨头划定的势力范围，动辄以平方公里计算。

　　2011年8月，记者欧阳艳琴在三强公司获得了一份香河新农村社区规划示意图，图上标明了目前各家企业在香河圈地的势力范围，总计达182.56平方公里。该规划图表明，各家企业以建设生态农业园等各种名义获取大片流转农地，同时，通过投资建设新村，获得大量的商业开发用地。

　　公司得地的过程，充斥暴力和血腥，农民被迫出让土地的价格，仅仅为每亩地每年1000—1300元左右不等的流转费。在蒋辛屯镇小马坊村集中居住点，居住了多个村庄的村民，他们告诉记者，这里以后不会再有村委会，会改成社区居委会，上楼居住之后，互不相熟，居委会将如何选举，自己并不会关心。过一段时间，村财产分完后，不会再有共同的重大利益。

　　2010年6月，山东诸城市撤销辖区内全部1249个行政村的建制，合并形成208个农村社区。由于官方主导，被学者熊伟批评其涉嫌违法。2010年9月，记者在枳沟镇、林家村镇和贾悦镇暗访接触到的村民称没有参与表决撤村改居，并指责是官方有意剥夺农民耕地，新的社区离耕地远到十几里，根本不方便种地，只有把土地交给政府办的流转中心。与香河相同的是，这里的社区也是由公司命名和投资建设：“欧美尔社区”、“希努尔社区”、“桑莎社区”……在“红星社区”，官庄店村的村民以村庄拆迁没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为由，多次上访。

　　济宁规划数年内将全市6274个建制村中的5572个建制村撤改为792个新型社区。撤村过程中，济宁部分地区为强制农民上楼，集中强拆整个村庄，导致村民冬日居住窝棚，大量村民进京上访。

　　这种以扩张公权为手段，政府主导大规模土地流转，“消灭”村庄、使得村民自治消亡的改革，在河北、山东、天津等多地盛行，造成大量的暴力事件和村民上访，以致基层大面不稳。

　　2011年2月开始，河北省下派1万5000多名干部进驻5010个村庄维稳，以确保10月底前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并希望能让赴省、进京上访量大幅度下降。

　　即便如此，香河县从2011年底到2012年3月的村委会选举，依然事故频发，选举时，冲突和告状不断。

　　（本报记者欧阳艳琴和实习生陈晓雪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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