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改革的底层动力

　十八大召开在即，境外媒体与相关机构都在进行人事大竞猜，并纷纷揣摩下一届领导人会不会继续推进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依笔者之见，这种竞猜并没有多少意义，因为那种寄希望于最高领导人进行“顶层设计”的改革在中国不是很少有可能，就是已失去其原来的意义。

　　一.高层改革的可能性

　　从可能性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早已度过了毛、邓独断的英雄时代，进入了名副其实的集体领导时期，是否改革以及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并不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意愿，而多受制于党内不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与平衡的结果。而目前的党内结构与利益格局决定了重大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很难进行，这是因为：

　　其一，执政党已形成一个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从目前的党内结构来看，尽管也有不同派别之分，但基本上是由于不同出身、成长背景与路径的结果，很少有基本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多数人都根据利益考虑来行事，也是目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有良知与历史责任感的政治家是少数，维护既有体制的力量是多数，占据主流。

　　其二，在目前接班体制下，已形成退休领导与在职领导、党内各派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这样，不同的力量就像一对齿轮那样相互“咬合”，很难按照自己设想的轨道行进，最终的路径则是双方合力的结果。这种权力结构固然能够避免政策与社会的重大变动，但也形成强大的政策惯性，很难适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由于以上原因，即使新的最高领导人想进行改革，也势必面临来自党内的强大阻力。毛、邓之时，最高领导人可以主导党，但毛、邓之后，则是党主导最高领导人。从党内民主而言，这未必不是好事。但如要寄希望最高领导人推动改革，目前僵化的党内结构就会成为重大制约因素。

　　要突破这种制约，除非两种情况：一是面临重大危机，大家都意识到非改革不可。但这势必以中国发展受到巨大破坏为代价，不是人们希望看到的理想局面。二是有一个锐意改革、意志坚定的领导人，能够从一些关键领域入手如新闻自由、全国普选，逐步启动政治改革进程，并使之驶入即使强大利益集团也难以阻遏的轨道。但从目前官僚体制中成长起来的领导人，具有这种品质的是凤毛麟角。刚看到一则新闻，西藏正在进行领袖画像进寺庙的运动，再次让人感到有关领导人对问题的认识深度和决策的明智程度。退而言之，高明的领导即使有，也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如强大的民意推动等。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即改革的底层动力问题。

　　二.底层实践应成为今后改革的重头戏

　　从对改革本身的意义程度来看，“顶层设计”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的改革或转变固然必不可少，但应该与“底层实践”相辅相成。这是因为，一种真正有效和值得期许的政治与社会体制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法律所规定的制度，二是贯穿于实践的相应文化。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依靠纸面上的法律与制度来调整其成员的所有言行与所有的政治社会关系，这样的社会如果真的能够存在，其中的个体将丧失任何的自由尺度与主观能动性。这样的社会，不管它奉行什么样的政治理论，都必然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社会。在成熟的社会中，法律与制度只规定基本的政治社会事项，更多的事务实际上都根据社会的惯例和习俗来调整，这就是本文所说的文化。这样，固定的法律与制度通过把自己的职能限定在最基本、最抽象的领域，不但能够有效地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而且还使得自己能够适应不同情况下的需要，从而保证了其权威与稳定，这也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石。

　　因此，一种制度必须有相应的文化，否则它就是不完整的、不完善的。特别是在民主社会中，由于制度的维系靠的不是武力，也非收买，一种接受民主并善于运用民主的文化就显得至关重要。有制度而无文化的民主势必是不成熟的民主，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民主。许多国家在向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被中国官方媒体所批评的“民主乱象”，就是因为有民主制度而无民主文化之故。2010年底，反对派领导人在科特迪瓦大选中获胜，总统巴博却拒不交权，从而导致一场内战发生。这一例子说明，如果没有整个社会所遵从的民主文化，纸面上的民主制度是很难真正落实的。

　　更关键的是，建立民主制度易，形成民主文化难。作为一种观念的产物，某种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内化为社会多数成员的思维习惯，从而具有自我复制和强化的功能。这就意味着，如要在一种旧的政治文化基础上建立新的政治文化，将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特别是对一个拥有较浓厚专制传统的社会来说，如要形成一种全新的民主政治文化，必定是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建立民主文化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制度上的问题可以通过“顶层设计”来解决，而民主文化则必须通过大众的实践而生成并最终为大众所接受，所以它注定不是少数精英的工作，也不可能是仅仅依赖顶层就能完成的工作，而必须是一种底层的逐渐积累与实践。中国以前的改革，太过于注重精英层面的顶层设计，而忽略了大众层面的文化建设(唯一的例外大概是文化大革命，但于中国政治进步只是负面的遗产)，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转型曲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未来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隐患。正因如此，整个中国社会才有必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底层的政治文化实践中来。前些年有识之士所倡导的公民社会建设的意义就在于此，而当前公民社会建设所面临的障碍的深层影响也在于此。

　　当然，这种文化的建设也离不开制度层面的推动。那种企图在专制制度下形成民主文化的设想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制度层面的不断改良，形成并不断拓展民主政治的发展空间，与民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才能够逐步酝酿形成。整体观之，未来中国需要的是一种顶层的制度改革与底层的文化建设相互调适、相互推动的交互式动力。我们以前太注重顶层设计了，因此有必要给予底层的改革以更多的重视。

（李开盛，201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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