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太：中国政治发展格局与经验选择的冲突

陈红太：中国政治发展格局与经验选择的冲突

——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仍然是中国当前最大政治

　　1、改革开放的中心任务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市场经济这件事情。按西方的经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私权本位和依法保障资本自由和活力、以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与资本、自由、契约、交换、法治、竞争、个体等社会要素紧密相连，而与传统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追求的公有、劳动、平等、计划、自律、互助、集体等社会要素相对应。能否在中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条件下搞成市场经济，这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其实质是利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优势，既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激活和自动调节机制，又发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探索市场经济优势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优势的有机结合。这样的一种探索实践，在人类的经济政治发展史上是没有先验的教条和现成的经验，必须走一条通过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解决问题的新路子。

　　2、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探索，目前的情况是发生了不同价值取向的成功范例。以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为代表的以社会自由和市场化驱动为基本动力的现代化发展趋向与以重庆等地为代表的以社会公正和民生导向驱动为基本发展动力的现代化趋向。这两种发展趋向，无论在价值导向还是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都有冲突。摸着石头过河摸到了两种河床石头的走向，如何抉择?

　　如果顺从民营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以自由发展和市场化为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动力和导向，无论深圳和东莞、杭州和台温等为代表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都应主要以保障资本活力和满足市场化的需求而调整产业发展布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组和创新体制机制，从过去的主要以要素驱动转变为主要以创新驱动，全面推进科学发展和五大统筹。在狭义的政治领域培育和保障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成长和权利;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以制约和规范权力;以科学、民主、法治执政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真正落实好宪法赋予人代会和自治机构的各项当家做主的权力。

　　如果运用现代市场规律和金融机制发展经济，重在解决国有经济以及集体经济的坚持和发展问题;以民生建设为导向，解决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运用民主的打黑方式治官和弘扬红色传统，解决保持政权的性质和合法性问题;以解决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为目的，实现群众路线的制度化。实质是最大限度的发挥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统领功能，用民生优先的激励机制和市场化的输血机制和分配机制，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这是重庆等地目前正在实践的现代化新路向。

　　3、我认为这两种发展路向——自由发展和民生优先，虽然存在着社会本位和政府主导、与自由法治结合的市场化和与民生保障结合的市场化、经济引领政治和政治统领经济等一系列发展哲学和发展模式的争论，但“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是这两种发展路向的共同本质。有了这个共性和基础，无论何种发展模式都完全可以共存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统一体中，完全没有必要作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一元化大一统的选择。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概念：“多元分立的大一统”，不同于传统的“一元独立的大一统”，可能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和文化具有包容性。借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概念，实际可以构建一种“包容性的体制机制和文化”。这种包容性的体制机制和文化，就是在中央科学发展的统一部署和指导下，允许各地根据自身的发展实际，选择适合自身发展条件的政策和策略，从而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群星璀璨的“包容性发展”格局。

　　这种“包容性发展”格局，实际上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显现。比如东部地区，浙江台州民营经济发展体现的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依托;浙江杭州培育社会复合主体，在产业发展和公共事业建设方面实现全方位的资源统筹优化配置，以组织优化和第二次改制形成新的竞争和发展优势;苏州的园区经济和农城化合作经济的发展也独具特色。南部地区，深圳市以全球化的视野、企业科技创新引领新经济发展，全面探索和推进城市管理的社会化。西部地区，成都市实行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建设，是持续坚持科学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政治均衡发展的典型;重庆市以民生为导向的公有制经济发展和现代金融市场机制的结合，以低税率、保障房建设和全面彻底的打黑，为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优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等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实际上为破解中国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均衡发展问题、公正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多元选择的政策框架。目前国家在各地正在探索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两新型社会综合试验区”等等，都是在相当欧洲一个国家的区域内进行的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实验。这些科学发展实验的目的，实际是为在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下，在各地群星璀璨的“包容性发展”格局中，找到适合“多元分立的大一统”发展格局更加多样化的参鉴样本。

　　这种“包容性体制机制和文化”的另一个国家纵向结构形式的取向，是未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后的“市镇体制”。郡县制在中国已存在2000多年，这种以行政权力为依据划分区域管理的传统国家结构形式，西方以及中国城镇化的实践经验证明，必然的或早或晚的要被“市场化需求的市镇制”体制所替代。依据国际城市化经验，城市化率在30%—70%区间是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在此期间，城市化水平将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迅速提高。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在50%左右，每年正以0.7——1%的发展速度向前推进。可以预计，在未来的20年，中国的城镇群和城市化社区还会不断地涌现和崛起。传统的以村屯为单位的村落格局会逐渐被大大小小的市镇格局所取代。这种发展态势，我们可以从以美日为代表的“集中非均衡型”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分散均衡型”城市化进程中得到启发。市镇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城镇自治必将成为我国未来的国家纵向结构和治理结构。

　　4、能不能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需要在工作中心和发展策略做全面调整的新阶段。如有的学者提出的进入到“社会建设”或者“国家制度建设”的新时期;或者由“效率导向”转向“民生导向”。这个问题实际涉及到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主题的基本判断。以我近年来所做的大量的实证调研和直接体会来判断，我国社会的发展主题和主要矛盾，不仅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且与市场经济建设相关的问题是越来越突出。判断我国改革开放成败的实践标准，依我看最为根本的是看我国搞市场经济这件事情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判断我国社会发展主题和主要矛盾的客观标准，同样是看我国搞市场经济这件事情是基本问题得到解决了还是处于解决的过程中。是不是像有的学者乐观判断的那样，30多年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已经证明我们搞市场经济这件事成功了，可以转向对别的更为重大的事情的关注。我对此持不同的看法。对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这件事情，我的基本判断是“五个很不够”：一是对市场经济的适用主体和组织形态认识得还很不够;二是对搞市场经济能否破解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问题认识得还很不够;三是对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形态认识得还很不够;四是对如何防止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放大认识得还很不够;五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追求、发展规律和运作机制认识得还很不够。这“五个很不够”，意味着我们对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这件事情，尚处于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的初级阶段，对我国市场经济的未来走向和可能发生的必然结局也尚处于不断积累经验和深化认识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这件事情，不仅不是已经大功告成了，而且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尚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能不能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导?搞公有制经济有没有前途?是不是必须或者主要应以生产要素私有化和市场化作为前提条件和基础?这是经济学界争论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重庆主要在民生和公共事业领域的公有制以及散落在全国各地村落走集体化道路的成功个案说明，所有制的性质并不是决定经济发展效能的根本性因素，决定经济发展效能的最根本因素是企业家的负责精神、企业的创新驱动和现代金融保障机制以及科学公平的按劳分配机制。无论公有制和私有制、国有或集体法人还是私权法人，面对市场化都存在如何利用各种要素资源实现配置最优化的问题，都面临着企业经营的各种风险和机遇，都有个驾驭市场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问题。产权问题在企业创业期和转型期作用发挥得大一些，但并不是决定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决定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是是否建立了科学公正的适应本地实际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文化，是否造就了能够驾驭市场经济规律的企业带头人和成熟的企业家团队，是否科学地运用了现代创新激励和分配激励机制以及具有运用金融市场作为创新和改制不竭的通血功能的能力。

　　以民营经济、社会自由和市场化驱动的中国各地发展经验证明，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在分配、交换等方面的不公是必然趋势。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资本活性，西方的发展经验已经证明不必然形成中产阶级占主导的社会结构，只有在福利国家实行价值再分配政策的强力调解下，社会的一般性有效需求和形式正义才能够实现。建设福利国家和相对共同富裕的社会，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但对于中国这样超大型和发展极不平衡的经济社会共同体来说，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尚需要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支持以及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实现十几亿人口的共同富裕依靠政府的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的扶持，是办不到的。政府的财政能力目前还难于完全解决“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等民生的一般需求。尤其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不公，住房、就医等民生和公共事业领域的市场和单位垄断造成的交换不公，各地区之间因资源、区位和领导力等因素造成的发展不平衡，各单位因行业性质和收入不等形成的收入差，这些都与社会主义追求的共同富裕和实质正义的走向相冲突。

　　搞了市场经济以后，尤其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中国在政治结构和政治形态方面也根据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做了必要的调整和改进。比较突出的体现在政府机构和职能的不断改革和创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全面建立和完善深化、在一些地方党的执政方式向民主和法治转型，保障权利的意识和法治建设不断坚强。但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党的科学、民主、依法执政的贯彻执行有相当大的困难，党对新型社会组织和结构的领导以及社会化建设方面推进缓慢，政府的机构和职能定位以及法制化还不适应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求和民生需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拓展群众决策参与和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方面还没有实现法制化，反映和保障各种利益主体的组织化、制度化的对话、协商和有效解决问题的制度和机制还没有全面建立，等等。总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形态还没有完全形成和建构起来。

　　对于防止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放大，目前也没有引起学界和领导层的足够重视。西方市场经济社会的商业化和契约法治，能够为个人的形式自由和个性才能的发挥提供保障。这种商业化、法治化的社会虽然人情都带有功利化和实用性的色彩，并且资本实际在支配着社会的运作，但西方的宗教自由尤其是基督教的普及，为人们找到了平衡商业社会人情之外的精神归宿。宗教信仰为西方的竞争社会提供了平衡机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人往往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他们的人生慰藉和精神寄托，包括经济生活也往往与人情世故关系等相关联。经济生活中的理念会基础性的带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去。这是中国人在认知理性和情感精神世界方面与西方人很不同的地方。西方人可以把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以及社会伦理关系分开，中国人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因而中国搞市场经济，就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人追求的私利最大化和契约交换关系，也很容易成为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理念和关系。为什么中国仅仅搞了几十年的市场经济，社会道德和官场伦理滑坡得这样快，做人没有了底线，钱权崇拜泛滥盛行，除了转型期一些制度建构缺失等因素外，最为根本的是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王圣合一的认知理性和信仰逻辑在起作用。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这件事情，一定要特别警惕和预防市场经济负面效用的放大，必须构建起新的信念体系和制度体系以抵御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关系渗透甚至主导社会伦理和政治生活。

　　市场经济不单纯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和供求关系相互作用的机制，市场经济制度内涵着一整套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包括与政权体系的关系、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以及在经济交往中的基本秩序和人际关系等等。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被动的工具性的经济制度，它所要求的产权关系和运作机制实际构成了一个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并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实行了这种经济制度，就会改变市场经济内在的资源配置关系和供求关系逻辑以及对上层建筑的制约作用。在市场经济领域，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实现资本的快速增值和以交换手段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是天经地义的公理，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也概莫能外。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参与主体的性质差异较大，关涉国计民生的产业和大企业实行国有以及对农民具有社会保障作用的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度，政府通过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工具在市场培育和资源优化配置中往往起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基础和运作规律包括价值追求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性是否能够颠覆市场经济所形成的一般价值理念和关系，对这些问题无论理论和实践都没有给出清晰地答案。

　　我认为，尽管我国一些地方其经济发达和富裕程度与西方社会在数值上和感观上已看不到什么明显的差异，但从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和满足13 亿大众的需要出发，我国仍然处于现代化的发展中阶段。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发展主题和客观需要也没有改变;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是中国科学发展中的最大政治这一判断也没有过时。对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大国搞市场经济的规律性认识，几十年的经验积累还远远不够。实际上，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加快，与市场经济相关的各种权利保障和法治建设、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任务会更加繁重。执政党对市场经济的领导和政府对市场经济建设的注意力和关注度丝毫也不应放松。当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我们国家确实需要在发展的战略上作出适当的调整。十七大系统阐述的“科学发展观”，客观的反映了中央政府针对发展的不平衡、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等民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做出的积极应对。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又明确的提出了“科学发展是主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主线”、“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在发展战略上的调整，实质上仍然是在着力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偏离市场经济建设这一现代化建设的主题。

　　5、我对中国的发展是乐观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30多年的探索，已经成功的证明了不仅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框架基本不变下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件事情，而且还证明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可以高效率的、可持续发展的搞好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事实。这样的一个事实已经重新改写和诠释了人们对现代化或现代性本质的认识。现代性已经不仅仅限于许多西方人和国内学者对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前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现代性的讨论更应关注个人权利和阶级权利的结合、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结合这些在价值导向和相互矛盾替代的发展模式之间的争论和探讨。社会主义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不仅可以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也为中国文化实现第二次大融合提供了更加广阔和丰富的经验基础和前提。

　　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目前存在“普世价值的取代论”、“普世价值的特色论”和“中国特色的取代论”“中国特色的结合论”、“中国发展的结合论”等各种立场之争。这些立场之争实质都与对待和认识市场经济有关。“取代论”夸大或者否定市场经济的普适性;“特色论”坚守市场经济的普适性和工具性;“结合论”均以工具性定位市场经济的效能。而实际上，社会发展正如中国古代的“太极图”，是物质与精神互含互化的结果。在中国人文化和发展条件的背景下和基础上，既不丢掉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又不跨越市场经济必然经历的历史时段，既保持价值优势又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需要，依靠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解决发展进程中的一切问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应该是目前中国改革发展趋向的最一般性指导原则。坚持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坚持创新优先和多样化探索、创新“包容性体制机制与文化”，坚持“科学发展”和“包容性发展”，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发展定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9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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