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方式不转变，危机难走出

吴敬琏：方式不转变，危机难走出

作者:陆绮雯、郑红 来源: 解放日报 来源日期：2011-05-1

　　摘要：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吴敬琏先生本周在 “上海发展沙龙成立六周年庆祝大会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转型演讲会”上精彩演讲的一个小片段，吴教授说，虽然“什么都没有发生”说得夸张绝对了点，但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规划中对转型的要求实现程度不高？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 “十二五”期间，我们把转方式提到如此重要高度和紧迫程度的原因所在。

　　“十二五”规划制定前夕，国外多位知名经济学家被请来出谋划策，有位经济学家在对“十一五”情况进行调研后尖锐提问：“‘十一五’规划相当全面，评价很高，但为何什么都没有发生呢？”

　　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吴敬琏先生本周在“上海发展沙龙成立六周年庆祝大会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转型演讲会”上精彩演讲的一个小片段，吴教授说，虽然“什么都没有发生”说得夸张绝对了点，但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规划中对转型的要求实现程度不高？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十二五”期间，我们把转方式提到如此重要高度和紧迫程度的原因所在。

　　在以“展望‘十二五’”为题的发言中，吴敬琏深度剖析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吴敬琏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但这种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这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包括储蓄和消费的失衡。“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是依靠效率增长，提高整个经济的附加值，包括加工制造业服务化以及大力发展服务业。在他看来，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我们就不能断言已经走出了危机。

　　中国和美国就像“照镜子”

　　吴敬琏教授提出：20世纪以来，或许更早，世界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两个内部失衡的经济体系之间维系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一方面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可以肆意高消费，因为他们有高福利，“双高”意味着内部经济的严重失衡，也就是所谓低储蓄率、高消费的失衡。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这种失衡可以说到达了顶峰，美国居民储蓄率为零，甚至是负数，这使得经济很难维持长期的增长。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等东亚国家来说，情况正好相反：高储蓄、低消费。

　　这两种失衡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形成了互补关系，应该说，东亚国家和地区利用了西方国家内部的失衡，成功发展了自己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吴敬琏解释说，因为西方国家储蓄不足，所以他们能够容许东亚国家和地区向其大量出口，以获取较廉价的商品，而东亚国家和地区则用西方国家的需求来弥补自身内部需求的不足。我们可以看到，从日本开始，到韩国、马来西亚等，都是利用这种外部的平衡，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用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我们把这种互补关系称作‘镜像互补’，就像照镜子一样，两个人正好是相反的，两个人各自都很难维持稳定的增长，但这种互补关系使得西方国家在很低储蓄率的情况之下仍能够维持高消费，使得东亚国家能在低消费的情况下仍能获取高出口。”吴敬琏说，有一个比喻他印象深刻，美国内部的不平衡，是东亚国家和地区高速增长的燃料。

　　脆弱的平衡不可持续

　　吴敬琏表示，这一脆弱的平衡从长期来看是不可维持的，是会出问题的。比如美国这样一个长期用借债来维持高消费的国家，其长期维持高消费的基础是什么呢？美元。美元作为一个主权货币现在已然是一种世界货币，美国利用了这一点，用发行钞票等办法来维持经济增长。

　　演讲到此，聆听者似乎颇有同感，频频点头。记者注意到，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一直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地印纸币，向全球输入通货膨胀的压力，尽管世界各国反对声不断，但似乎没啥作用，抱怨归抱怨，总之不会改变结果，一个主导着世界货币的国家，就是一个话语权最强的国家。

　　吴先生同时指出，硬币另一面的问题在于，东亚国家在实施出口导向政策时，整个宏观经济政策会受到中心导向的左右，比如说会很被动地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这种被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又会造成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其结果就是资产泡沫，或者会同时出现通货膨胀。

　　事实上，2004年开始，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前曾出现过的现象都在中国出现。要不是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很多由于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造成的问题可能当时就会集中爆发。吴老不无遗憾地表示，可是直到现在，许多人都坚持认为我们的根本性问题不在于货币超发，而是流动性不足。可以看到，我们曾采取超强的扩张性政策，但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解决。

　　危机没有真正走开

　　现在有很多看法，认为我们率先走出了这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但吴敬琏并不这么看。他直言不讳，内部来看，我们的增长率确实回升了，大环境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也开始稳定与恢复，但根本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他所说的根本问题包括两种失衡的格局、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等，在他看来，只要这些问题没有根本性改观，危机就不会真正走开。

　　“我从2003年开始就呼吁要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很多经济学家也和我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吴敬琏毫不讳言：“但原来的格局很难动。”

　　为什么出口导向政策的调整很难呢？吴敬琏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增长模式是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这一模式应该说是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必然发生的问题，其实马克思早已分析得相当透彻——因为增长是靠投资，所以资本对劳动的比重日益提高，这就会直接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最终需求不足，二是收入分配不平衡。

　　“资本对劳动的比例提高，表现在收入分配上，就是资本所有者收入的比例提高，相应的，劳动者收入的占比相对下降，或者说是增长较慢。”吴教授认为：“这就是普通劳动者很难分享增长成果的一条重要原因。而且要维持这种增长模式，就要不断出口，更多地出口，这既很难维持，也很难调整。”

　　“转方式”是根本出路

　　多年出口的累积又产生另一个问题：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到了21世纪，要在有巨额外汇储备的情况下维持出口导向政策，就必须保持货币的低估，这使得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而现在，似乎是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高出口都难以为继，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缺口在不断缩小，我们的相对竞争优势也在降低。“所以，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用旧的那套增长模式来维持新的增长，旧的增长模式解决不了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比如专业技术的劳动者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无法提高，等等。”在吴敬琏看来，提高劳动者收入，首先要解决初次分配的问题。“现在有一种倾向好像倾向于希望靠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来解决问题，但我认为，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是需要的，但初次分配的问题更重要，初次分配如果不能更趋于合理，光靠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是解决不了什么根本性问题的。”

　　吴老强调，总而言之，要远离危机，要解决当前的诸多问题，根本出路还是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早在2005年，也就是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中央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主线，并逐渐形成了共识，就是要从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变到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方式。这是建立在全面回顾中国增长方式演变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对过往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内部和外部失衡以及货币超发、资产泡沫、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问题重新认识的结果。

　　时至今日，方向未变，只是任务更为紧迫了。

　　“N次加快”的三大内涵

　　“去年，也就是‘十一五’最后一年，在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吴教授说：“这个讲话我数了一下，‘加快’两字提到了50次。”

　　事实上，在当天的演讲中，吴老自己也用了十多次“加快”。

　　作为今后五年的发展主线，吴敬琏用精练的语言概括了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涵：要从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向基于生产率提高的增长；要从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要从靠外需弥补内需不足转向以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为主的需求结构。

　　要实现这三大转变，第一要加快城市化，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实现农民到市民的转化；第二要使制造业服务化；第三是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第四是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吴老用台商施振荣提出的“微笑曲线”来着重阐述制造业服务化的概念。上世纪80年代末，新台币放开后，我国台湾的加工制造业碰到了危机，时任宏鸉电脑董事长的施振荣提出了制造业产业链要向前后两端延伸的微笑曲线概念，前端是研发、设计等，后端是品牌销售、金融服务等，前后两端的附加价值都很高。在传统意义上，延伸出去的都是服务业，可现代制造业的特点就是这两端延伸得越来越长，所以也被称作制造业的服务化或者制造业和服务业一体化。

　　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加工业大国，主要还是依靠低端加工，因此，我们的加工业非常有必要向服务业两端延伸，随着分工的深化，有一些延伸内容就会独立出来，变成独立的服务业。

　　还有一个执行力的问题

　　除了紧迫性，还有一个执行力的问题，吴教授说他听到很多声音都是说，我们规划都做得不错，但实现程度却不尽如人意。“我们要研究，怎样才能够保证‘十二五’的执行情况，实现程度要比‘十一五’更高。时不我待，刻不容缓。”他总结了提出多时的经济转型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关键问题在于体制和机制。比如说，“十一五”规划执行中发现，由于缺乏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技术创新的产品化、产业化步履维艰。

　　事实上，在很多技术领域，我们已经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甚至有个别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了。但技术的产品化、产业化非常困难。一些很好的技术死在摇篮里，这样的故事可以讲几十个、几百个。现在的科技领域日新月异，一项领先技术几个月无法孵化很可能就被人家超越变成落后技术了。“这就是‘十一五’期间令我们非常苦恼的事，就是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没有建立起来。服务业方面也是同样的瓶颈，比如税收制度，等等。”“而2010年以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发展转型的步伐，但用旧的体制和机制来进行产业升级，会欲速不达，反而造成一些消极后果。”

　　在吴敬琏看来，“十二五”对“转型动力”的说明“一语中的”：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正如“十二五”规划中指出的：“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就目前而言，国有企业、财税体制、金融市场、汇率机制、教育科研等方面都积累了大量问题亟待我们一一破题。

　　吴敬琏强调：“能否把改革推向前进是发展转型成败的关键。”“改革过程中，尤其要发挥市场的力量、发挥企业的力量。”他坦言，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推进改革需要勇气和决心。“所有这些领域的改革，不但需要有顶层的整体设计和具体实施方案，还要有扫除各种阻力和障碍的决心和执行力，才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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