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反思] 法国大革命企图再造新民族 结果滑向

法国大革命企图再造新民族 结果滑向极权与恐怖

2011年03月23日 20:36   来源：艺术中国网  作者：黄虹影   转自：凤凰网

本文来源：艺术中国网，作者：黄虹影，原题：《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会转化为一场文化大革命》

要谈论这样一个问题，我以为有把“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术语加以规范的必要。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我以为就是一种企图依靠进行文化层面的革命而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的的行为载体即作为个体的人的革命。它带有强烈的暴力、恐怖和专制色彩，即企图以哈耶克所谓的“主观建构理性”来创造一种新的人类的活动。它的最根本的两个特征是：一，与过去决裂；二，创造一个全新的民族或国家，即所谓再生。前者是创收的手段，后者是他的目的。两者共同构成了推动革命由一种常态的革命向一种变态的革命转化的力量。前者在革命中表征的是群体性的狂热，后者则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希望。

1789年的法国革命者是一群非常浪漫而豪迈的革命者。他们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令人咋舌的任务：同旧传统实行彻底的决裂，在旧世界的废墟上重建一个崭新的民族。在他们看来，这种决裂不仅是彻底的，而且也是全方位的：一切属于传统的旧事物，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统统都有应该受到无情的批判和否定。正像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当时的法国人要在他们的过去和未来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要一劳永逸的改变法兰西民族的面貌。实现民族的再生是法国大革命时代又一个中心的话语。在革命者看来，“革命”和“民族再生”原本就是一回事，革命不仅是在要使法兰西民族摆脱奴役，而且要使法国人变成一“新人”。

由于受到卢梭影响，在当时的法国人心中，“新民族”是带有强烈的原始部落色彩的，对于法国而言，英国、美国、以及更久远的罗马都是学习的榜样。再生对于他们而言是没有榜样的，他进行的工作是完全创新的但是这是极其艰难的，于是法国人便陷入了给以自拔的紧张和焦虑的状态之中。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国内外敌对分子的拼死抵抗，革命阵营内部层出不穷的分化与叛变，在他们的前进道路上布满了荆棘，使他们感到处处危机四伏。正是这样一种异常的如临深渊的政治危机意识，使法国革命人士调动起了千千万万的劳动大众采取了包括断头台等为标志的极端手段，将革命激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异常激烈的革命就表现出浓厚的分裂性和二元对抗性的色彩。当这样一种对抗发展到了极点的时候就必然向更为深层次的方向深化。从年鉴学派的所谓长时段的历史观之，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段的人群来说具有某种先验主义的性质，因而对于人们有着极大的影响。所以当法国人的革命活动在各种极端的革命形式中，最后必然发展到为文化层面的革命。这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向文化大革命转化的深层次原因。

但是历史文化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影响都是一种长时段的历史影响。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想要从根本上完全摆脱他的传统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法国大革命而言，决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在过去的传统中的挣扎。一般说来，资产阶级革命要确立资本主义的宪政，代议制等原则。然而对于法国而言，这些都只是一个梦。从1789年开始到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的十五年间法国竟然出现了五部宪法。这和美国革命创造的1787年宪法二百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情况，形成了惊人的对照。只要我们统观一下从1791年到1804年的五部宪法，我们就可以看到，法国革命的宪法形态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议会由一院制经两院制转变为橡皮图章式的多院制，政体由君主立宪制经民主共和制转变为表面上的共和制或实际上的君主立宪制、实际上的独裁制；《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在开始时享有于宪法引言的首要地位，到热月政变后间变得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句话，还不到波旁王朝复辟，法国革命自己就走完了从反对君主制到接受君主制这样一个怪圈。同时法国大革命追求的政治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带有太多的理想化的因素。由于长期以来爱着王权专制主义的统治，在那些思考着如何限制王权、消灭专制思想的启蒙思想家那里，实际上普遍的存在着那种“一致同意”的理想的追求。这种追求在卢梭那里发展到了一种极端，即所谓的“公意论”，他说“如果全体公民集合起来一致同意破坏这个公约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怀疑这个公约之被子破坏乃是非常合法的。”这实际上意味着人们的一种不安全感不信任感。他们的心灵深处最重的还是某种专制权威，尽管这种权威可能性意味着另一种形态。当这样一种不安全检查感受和不信任感受发展到一种极端的时候就必然通过一种大规模的恐怖统治和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当时的法国人当中最初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再生观。一种是圣宠式的，即所谓自革命发生之日起法兰西民族就已经自动更新，人人都成了“新人”；而另一种则是任务式的再生观，即革命发生后，只有一部分的法兰西人变成了“新人”整个民族呈现出“新人”与“旧人”共存的局面。前者较为虚幻，后者更为实际。开始时两种再生观是处于不断的关键之中的，但是到了后来，那种充满了紧张任务式的再生观支配了人们的思维。一者有号召抗敌的需要，另者也是革命者越来越认识到了“时间”的重要性，即所谓的再生奇迹是不可能发生的，它只能是一个过程。随着国内外的各种形势的趋向严峻，这种再生任务越来越给人一种焦虑感。革命者们越来越害怕革新无法在短时期内完成，国民公会的议员蒂里昂有一次这样感慨：“要是在开始时没有能一举成功，我们就再也成功不了了，因为人民会对革新产生一种无法克服的厌倦情绪。”因此到了后来，革命都就企图快马加鞭快速的实现民族的再生。而“新人”的创造说到底便成了一个教育的问题，所以就必须通过教化来培养。因此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大革命”上台了。

被改造的对象中，有大人也有小孩，对于革命者来说，改造小孩较为容易，因为这只需要张开一个足够大的学校的网络便足以办到了。但是对于成年人的教育的来说就更为坚巨了。因为成年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形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以就需要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大学校，把教化“新人”的努力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让磨擦的思想文化占领公共领域的和私人领域的一切方面。

雅各宾派俱乐部设想了五种教化手段，即报刊、历书、歌曲、舞蹈和戏剧，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和大众娱乐文化。在当时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各种告示，与中国六十年代的大字报颇为类似。发行量极大的大众历书也被当做了革命教育的工具，戏剧、音乐、美术等艺术作品里则是大力宣扬共和主义的道德，在大革命的十年里产生的革命歌曲多达3000多首，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当时流传甚广的《马赛曲》。节日也被当做一种教育的手段，如谢尼埃就说过“谈到教育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国民的节日。”当时较为重大的节日有1789年的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狱），1790年联盟节，1792年8月10日（推翻王权），1793年1月21日（处死路易十六）等等。这种种节日旨在反复激发人们的共和主义的道德情感，弘扬各种美德，加强道德风尚的教化。此外在另一方面大革命极其重视将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社会神圣化。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大革命是一种政治革命却是按照一种宗教的方式运行的，并带有某种宗教革命的外观。”著名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则认为：“1789年原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宗教，这种宗教“有自己的殉道者和传道者。”革命的象征物有着强烈的人民性，如自由树、小红帽等等。其中在人民中有着很大影响的便是对被刺杀的马拉、勒佩勒蒂埃和沙利埃三人的祟拜，这三者被作为“自由殉道者的三位一体”在共和二年成为人们的祟拜偶像。更为重要的是随着革命的进行，日常生活也被拖入到了革命中来。在这一时期，地名人名被革命化了大量的名前加上“人民”一词，而深受人民爱戴的“圣人”们也成为地名和人名的一个重要来源。日常生活用品是也常常充满了革命的内容，在当时的家具和器皿上盛行写上“我们相亲相爱、情同手足、准能成功”以及“为国家而死无尚光荣”这样的字样。此外语言服饰上也发生了革命的的现象。

综合观之，法国大革命之所以由一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变成一种实际上的“文化大革命”有着它的深刻的历史根源。既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的影响，也是当时的各种政治文化，政治势力自主发展的结果。

18世纪末，法国封建制度极端腐朽，国王路易十六所代表的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与广大的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农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群众运动不断高涨。

1789年5月国王被迫召集三级会议，继而改为国民议会和制宪议会。7月14日巴黎人民起义，攻占巴士底狱，革命爆发。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确立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议会还颁布法令废除贵族制度，取消行会制度，没收并拍卖教会财产。革命初期，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派取得政权。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乔装出逃，企图勾结外国力量扑灭革命，中途被识破押回巴黎。广大群众要求废除王政，实行共和，但君主立宪派则主张维持现状，保留王政。君主立宪派制定了《一七九一年宪法》，召开立法会议，维护君主立宪政体，反对革命继续发展。

第一、二等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取得了妥协，但和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平民的矛盾依然没有缓和，相反，人民在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再次起义，推翻君主立宪派统治，逮捕路易十六国王。9月21日召开国民公会，次日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

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后，吉伦特派取得政权。9月20日法国军队在瓦尔米打败外国干涉军。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于9月21日开幕，9月22日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吉伦特派执政期间颁布法令，强迫贵族退还非法占有的公有土地，将没收的教会土地分小块出租或出售给农民，严厉打击拒绝对宪法宣誓的教士和逃亡贵族。1793年1月21日，国民公会经过审判以叛国罪处死路易十六。

吉伦特派把主要力量用于反对以M.F.M.I.de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巴黎公社和巴黎无套裤汉。从1792年秋季起，要求打击投机商人和限制物价的群众运动高涨起来。以忿激派为代表的平民革命家要求严惩投机商，全面限定生活必需品价格，以恐怖手段打击敌人。吉伦特派却颁布法令镇压运动。1793年2～3月，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组成反法联盟，加强武装干涉；国内也发生大规模王党叛乱。4月，前线的主要指挥、吉伦特派将领C.F.迪穆里埃叛变投敌。在革命处于危急的时刻，巴黎人民于5月31日～6月2日发动第三次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起雅各宾派专政。

雅各宾派颁布《雅各宾宪法》，废除封建所有制，平定吉伦特派叛乱，粉碎欧洲君主国家的武装干涉；但仍保持反劳工的《列·霞飞法》和《农业工人强迫劳动法》，并镇压忿激派和埃贝尔派。

但不幸的是，雅各宾派过激和恐怖的政策，也使它走向分裂和内哄，陷于孤立的罗伯斯比尔也末能完全守护住法国革命的成果，而反法同盟一而再地被各欧洲封建君主拼凑起来，它们一轮轮地围剿法国革命，企图恢复法国波旁王朝的封建政治。1794年7月27日，雅各宾中被罗镇压的右派势力发动“热月”政变，逮捕了罗伯斯比尔和圣鞠斯特，建立热月党人统治。这时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已过去，热月党人成立了新的革命政府－－督政府，他们清除了罗伯斯比尔时期的革命恐怖政策和激进措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正常统治，维护了共和政体，在法国国内维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

但国外围剿革命的势力仍是浊浪滔天，此时，督政府中又一个新的政治明星应运而生，他就拿破伦，历史又淘汰了热月党人，在“雾月”政变中，年轻的拿破伦执政，担负起了扫荡欧洲封建势力、最后巩固大革命成果的重任。

法国的革命力量就是这样一波一波地行进，一批人完成了特定阶段的历史使命，就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如此行进直到革命的成功。这次革命摧毁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震撼了欧洲封建体系，推动了欧洲各国革命。

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解释

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被公认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后果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并没有给出一种完美的结论，而是提出了引发后来者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这段话可以说是表达了托克维尔解释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

在深入研究旧制度的权力结构之后，托克维尔指出：“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他发现，旧制度乃是向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性”过渡的转型阶段，是两种体制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这种社会转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这种因果联系恰恰与人们想象的那种“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发生的。

托克维尔通过比较研究，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利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利压迫最轻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利就更难忍受。作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力，贵族的特权乃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说，不是贵族个人变得穷凶极恶，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不过，相比之下，托克维尔认为，各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之所以加剧，主要是中央集权制的作用。

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法国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在王权中央形成了一个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的统一权力机构，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总督总揽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权力，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几乎达到了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更有甚者，旧制度实行官员保护制，专横地庇护大小官员。这样，中世纪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和个人的政治自由权利也统统丧失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托克维尔显然是把政治专制与行政集权混为一谈了。

托克维尔承认，这种中央集权政府是旧制度的一项成就，是旧制度下“所有活着、动着、生产着的东西”的“新的根源”，也是旧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后保存下来并且能够适应新社会的政治体制。但是，他也发现，这种单一的中央集权制既是旧制度时期社会动力之源，也很容易成为千夫所指之的。“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个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结果，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绝对依赖又很容易转变为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极端仇恨。由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法国多次革命的主要条件之一。

托克维尔还发现，正是中央集权制的发展，造成法国阶级分离的加剧，使法国社会变成一点即炸的火药桶。首先，三级会议的停开，使得第三等级（主要指资产阶级）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其次，与一般人们想象的相反，贵族的种种免税特权不是中世纪的遗存，而是中央集权制发展的结果。王权逐渐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但是，为了安抚与王权对立的贵族阶级，作为一种交换，”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免税特权一直不断增长。“贵族享有的各种特权尤其是免税特权彻底导致了资产者与贵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第三，为了获取免税特权，资产者设法住进城市并在城市中获得职位，这就导致了资产者和农民的分离。第四，农民成了被遗弃的阶级。不仅其他阶级都离弃农民，而且政府对农民极其冷酷无情：把各种捐税徭役负担强加给他们，以严酷的司法对待他们。各阶级之间彼此隔离的恶果，一方面是“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但）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实行分而治之，最后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阶级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敌，”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

在分析促成大革命爆发的众多直接因素时，托克维尔论及思想文化、宗教习俗、民族特性等，但是他主要强调启蒙运动和王权改革所起的作用，由此进一步揭示了诡异的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因果链条。

启蒙思想为大革命做了准备，这是常识。民主派把大革命视为启蒙思想的正义原则的实现，保守派则把大革命归咎于文人的蛊惑。与他们不同，托克维尔所要探讨的是启蒙思想的思维特征及其得以产生和传播的社会条件。

托克维尔发现，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主张”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种文学化政治思维之所以形成和传播，是因为法国缺乏政治自由。与英国不同，法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形成两个明确分割的区域，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因此他们只会高谈阔论。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至于为什么这种文学化政治思想会支配法国的政治生活，托克维尔则主要不是分析启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强调旧制度下法国人的普遍精神特征。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里，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贵族、资产阶级因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对于那种文学化政治理论的危险性毫无所知。贵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为座上宾。国家高级官员也只精通行政事务，而不懂得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则，不能理解和预见社会潮流的动向及后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

旧制度政府推行不彻底、半途而废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发，这是托克维尔的一个独到而重要的发现。他指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作为末代王朝却是迄当时为止社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他认为，尽管整个社会机器破旧简陋，但是这背后有两台发动机在推动公共繁荣，一是以上层阶级为标志的整个民族的觉醒，二是“依旧强大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与我们的“常识”相反，在托克维尔笔下，路易十六政府乃是一个开明君主政府：国王实际上尊重和服从公众舆论；政府鼓励经济发展、实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还尝试改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但是，恰恰是路易十六政府的局部的开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托克维尔描述了这其中的微妙之处：

政府发起各种公共建设事业，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地增长，许多人萌发了发财暴富的欲望，但是，专制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使得宫廷的劣迹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与政府关系最密切、最维护政府的那批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就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要求者；

国王和政府官员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国王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再如为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这些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只是起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

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对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赖，在饥荒时期强行实施征集制、食品强制出售和最高限价等措施，对穷人实行严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现身说法对民众进行革命方式教育；

大革命前夕（1787年），路易十六政府对司法部门、省级行政机构进行改革。这项改革“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力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所有法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小的特殊波动。”在这种人心普遍浮动不安的情况下，“最后一击便使它（国家）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托克维尔总结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冲塌德意志帝国大厦的力量来自西方。1789年法国爆发了革命。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从中世纪早期延续至今的封建社会制度被荡涤。三权分立和人权保证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普鲁士和奥地利企图以武力对这个邻国的事务进行干涉，结果惨遭失败，引起了革命军的反攻。在继承了法国大革命遗产的拿破仑军队的冲击下，德意志帝国最终土崩瓦解。法国占领了莱茵河左岸。为了赔偿这些地区前主人的损失，进行了牺牲较小的，尤其是宗教的侯爵领地的大规模土地重划：根据1803年的帝国代表联席会议的决定，大约400万臣民换了君主。中等邦国坐享其成。它们中间的大多数于1806年在法国的庇护下结成莱茵邦联。同年，法兰茨二世皇帝退位，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就此寿终正寝。

法国大革命并未蔓延至德国。虽然在过去的年月里这里一再有个别人士试图消除贵族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界线，也有重要人物将西边的变革当作新时代的开始来欢迎，但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却无法跃至德国，因为同中央集权的法国相反，帝国的联邦制结构阻碍着新思想的传播。除此之外，革命的发源地法国对德国人来说，乃是敌人和占领国。同拿破仑的斗争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新的民族运动，最后上升为解放战争。社会变革的力量对德国不无影响。首先在莱茵邦联诸国，然后是普鲁士开始进行改革（同施泰因、哈登贝格、沙恩霍斯特、威廉·冯·洪堡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最终拆除封建障碍，建立一个自由的、担负起责任的资产阶级社会：废除农奴制、实现营业自由、城市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普遍服役义务。但是，许多改革方兴未艾就半途而废。公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仍不得参与立法；只有几个主要在德国南部的邦君迟疑地制定了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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