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反思] 上山下乡运动是50年代后中国“体制病

上山下乡运动是50年代后中国“体制病”的总爆发

2011年04月07日 01:53  来源：人民网 作者：刘小萌 定宜庄   转自：凤凰网

核心提示：刘小萌认为:“城市就业压力始终是这场运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动因，而这种压力的与日俱增，除了人口膨胀这一众所周知的因素外，主要是与5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管理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中不断深化的矛盾紧紧纠结在一起的。简言之，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病’的产物。”

《中国知青史》的很多探索是开创性的。《中国知青史》没有从国家政治的单一角度进行叙述，而是从知青群体的田野考察出发，在人道主义立场上进行叙述。虽然只是写了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但是却隐隐勾画出这一时期国家和社会的全貌。《中国知青史》的研究成果打破了一些当代社会史的一般性结论，它让人发现了历史阶段中一些被人们忽略的节点。这些富于发现性的历史识见，使我们真切感受到对当代历史的描述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定宜庄、刘小萌合著的《中国知青史》在2009年2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再版。从1998年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至今，已经时隔11年了。11年前该书的出版，无疑是当时重要的学术事件之一，今天的再版同样意义深远。11年后，再来看这部著作，它所采用的书写方法，它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人道主义立场是《中国知青史》成功的关键所在

以往我们所认知的知青群体，专指由国家安置的从大中城市下乡的中学毕业生。他们通常被人们看做是知青的惟一群体。

定宜庄在《初澜》中用了大量篇幅对农村的“回乡青年”进行描述，认为“他们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行者，也是人数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批人”。对“回乡青年”这一群体的探讨，弥补了知青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对包括“回乡知青”在内的上山下乡运动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城乡分治”所包含的等级性的认识。例如:文化是有话语权限的，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程度的话语权限，知青群体内部的话语权限也是分等级的。仅由此一点，研究文学史的人们便可以重新评估这一时代的文学价值，得出一些新发现，从而颠覆当代文学史的某些基本判断。由此一例便可看出这一研究所包含的宝贵价值。

以往对“回乡知青”的忽视，源于城市高于农村的等级意识。《中国知青史》敏锐地揭示出“城乡分治”造成的巨大社会鸿沟。与其说这里体现了两位作者“大历史”的眼光，不如说体现了两位作者的人道主义情怀。他们具有善良的、敏感的心灵，这使他们能超越自身的社会局限性，超越利害，对历史现象进行客观的描述。

在众多当代史学的著作中，《中国知青史》能够越出群伦，独放异彩，细究其中的原因，它的写作基点是人道主义的。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大规模的移民，从曹魏的屯垦到朱元璋的移民，这些移民的命运在史书上语焉不详，留下的只是帝王将相的功业。在当代史著中，关于边疆屯垦、五七干校的记述，历史的叙述角度又转向国家政治，留下的是国家的身影和脚步，讲述的是国家政治的得与失。人道主义的思想虽然是一种常识理念，但是在中国史学界，还是一种崭新的思想。

《中国知青史》没有把这场运动当成国家意志、政治路线的产物，也没有把这场运动的成败经验囿于国家政治本身。它是以对知青一代人的回顾和反思为基础，并着眼于社会群体。在这种叙述中，知青与相关的社会群体站在了一端，而国家站在了另一端。在新的叙述立场下，知青作为历史的当事人成为叙述的中心。

《中国知青史》的笔法，富于人间情味。定宜庄在《初澜》中的文笔，健朗清劲，剖析事件，锋刃锐利，对事件的铺排富于韵致，语言不失女性的细腻。透过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历史中的个体生命，深怀悲悯。刘小萌《大潮》中的文笔雄浑遒劲，资料丰厚，立论堂堂正正，对历史人物进行的评判，落笔有千钧之力。两位作者直抒胸臆，情感充沛。二者合为一处，声气相通，相映成趣。

反思国家主义的历史角色

《中国知青史》向我们指出，在知青一代人的命运中，国家始终是一个关键词和主题语。作者从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出发对这场运动进行探究，发现了国家对公民个体的巨大操纵力。从追究国家做出影响个人的决策之始因，进而探求个人命运与近代中国百年历史发展轨迹之关系。

《中国知青史初澜》前言中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是一场部署得相当完备，组织得堪称周密，操作一度也进行得颇为理想的活动。只有当国家机器非常强大，党和政府在人民尤其是青年中具有很高权威的条件下，这种运作才是可行的……探究这一活动最终失败的教训，是本书的主题。”

以上关于该书主题的论述，十分犀利地切入了知青上山下乡活动产生的根本原因: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它在青年中的权威号召力是起决定作用的那根杠杆。

这样一场“部署得相当完备，组织得堪称周密，操作一度也进行得颇为理想的活动”，是以国家的名义组织的。在20世纪50￣70年代，国家对社会已经形成压倒的趋势，社会被挤压到几乎完全消除的境地——没有私营经济、个体活动空间、民间社团，在清除了一切社会群体，也就排除了可能造成的各种阻力，国家由此可以迅速动员年轻人上山下乡，强制所有城镇的父母把自己的儿女送往农村。

一个国家体制的建立决定了整个民族和其后代的命运。20世纪初形成的现代化理念，以国家为最高崇拜物，最终导致这样国家的出现。通过“城乡分治”，牺牲农村，加速工业化，由此形成的社会等级结构，与封建政治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革时代国家的政治集团与个人权威一直存在着尖锐冲突。但个人权威与国家政治集团，他们的国家主义立场并无不同。个人权威的思想也受着国家主义的支配，个人权威发动的政治运动和策略也依赖国家主义。

《中国知青史》指出，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个人权威与国家政治集团的立场恰恰是一致的。他们解决城市就业的应对策略和基本思路都是国家主义的。他们共同把知青上山下乡当成解决城市人口压力的出路，体现了国家政治集团与个人权威之间在国家主义上的政治目的的一致性。

《中国知青史》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入手，由此切入进去，以狭见广，从一斑窥全豹，最终抓住了国家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机枢，直切当代历史的堂奥。

从经济和就业角度探究知青运动的起因

《初澜》和《大潮》没有回避这场运动发生的经济原因，指出人口和就业压力、资源环境压力、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压力等是造成这场运动的重要原因。并且从这一角度，说明了国家主义试图通过知青上山下乡来解决这些历史难题，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

国家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但是，国家的强大必须有一个限度，不能形成国家崇拜和国家万能，不能够让其形成压制甚至压倒全社会的力量。历史证明，国家主义并不是解决人与自然冲突的恰当选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个明显的、充足的例证。

《大潮》通过“1950—1966年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人数曲线图”的四条曲线，显示各级毕业生不能升学情况，这张图清楚而直观地反映了中国自1950—1966年人口、教育和升学情况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其中除高中毕业不能升学这一条曲线自1950—1966几乎是平行线外，其他三条线一直呈急剧上升趋势。小学毕业而不能升学曲线呈45度角上升，与合计线走向几乎是一致的，它反映了教育发展水平和人口增加的关系，正如书中列举的大量史料所反映的情况那样，升学和就业压力一直是当代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大困扰。

刘小萌认为:“城市就业压力始终是这场运动的基本动因，而这种压力的与日俱增，除了人口膨胀这一众所周知的因素外，主要是与5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管理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中不断深化的矛盾紧紧纠结在一起的。简言之，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病’的产物。”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几十年中农村人口剧增，产生剩余劳动力。1949年，全国总人口5.4亿，其中乡村人口4.8亿；1978年，全国总人口9.6亿，其中乡村人口7.9亿，与此同时，全国耕地面积却以每年7％（约700－1000万亩）的速度递减。50年代中期，每个农业劳动力约种8.8亩，1978年才种4.6亩。

1956年大规模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在全国范围已经出现严重的人口盲目流动。1957年，却提出把上山下乡作为城镇青年就业的主要途径的设计。“大跃进”失败后有2000万城镇人口下放农村，接着是1700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国家通过将城镇人口大举迁入农村的办法，将农村当成容纳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

70年代末，全国农村劳动剩余大体为10—30％，在辽宁南部，有些地区农村剩余劳力占1／3左右，人多地少。1976年，全国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还少4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还将城镇就业的“包袱”抛给人满为患的农村。知青下乡并没有使农村贫困落后面貌得到改观，反而彰显了城乡差别。随着知青返城，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经济目标也最后落空。

中华民族是一个在亚洲大陆上形成的多民族集合体，如何在相对贫瘠的自然条件下继续发展，是一个长期困扰着中国人的问题。历史证明，在一个人口增长很快，资源有限的国度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体制是必要的，而且往往是有效的。但是，不受社会控制的国家，一旦尾大不掉，就会制造出一系列悲剧。

《中国知青史》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国家，不是源于自内而生的社会契约，而是由外部压迫打出来的一个强大机构，那么社会性因素在这个国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全面发展社会性，提高社会意识，对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和谐的国家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知青史》的很多探索是开创性的。《中国知青史》没有从国家政治的单一角度进行叙述，而是从知青群体的田野考察出发，在人道主义立场上进行叙述。虽然只是写了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但是却隐隐勾画出这一时期国家和社会的全貌。《中国知青史》的研究成果打破了一些当代社会史的一般性结论，它让人发现了历史阶段中一些被人们忽略的节点。这些富于发现性的历史识见，使我们真切感受到对当代历史的描述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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