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三派同源，殊途同归——我看辛亥革命

傅国涌：三派同源，殊途同归——我看辛亥革命

作者：傅国涌   来源：《书屋》2010年第12期   来源日期：2011-1-14

　　发生在一百年前的社会大变革，最关键的一个结点与武昌有关。有时候，一个地方可以影响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命运。武昌首义确实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在此之前，中国处于漫长的王朝专制时代；在此之后，诞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即使放在整个世界来看，这也是比较早的共和国。共和国与帝国最大的区别，就是帝国由皇帝一家一姓进行统治，共和就是大家来统治，众民来治理。政治是什么？孙中山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众人之事要由众人自己来管理，共和其实就是民众的自我管理。

　　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华民国的历史当中，第一轮共和政治的实践和尝试在这块古老大陆遭遇了失败，这个失败有很多的原因。本来我们已顺利地从帝国进入到了民国，但是民国又成了实际上的军国。1927年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则是一个党国，党在国上面。百年中国经历了从帝国到民国，军国之后又是党国，一部百年史所以一直震荡不息。

　　百年前的那次大变革，我想从几种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讲起。在帝国转向民国的过程中，当时产生了三种可能影响中国走向的力量：第一种力量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第二种力量是我们一贯认为比较保守的，甚至有点反动的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派，后来发展为北洋军阀；第三种力量就是长期被忽略的，实际上在当时非常重要，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力量表面看上去是那么不同，他们之间好像很难达成基本的共识，实际上三派同源，都起源于同一个起点，就是改革或者说改良。无论是革命派的孙中山、北洋派的袁世凯，还是立宪派的张謇、梁启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就是要改良、要改革。这个起点的时间，都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这场中日战争对中国的震动比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大，都要深远。

　　1842年结束的鸦片战争，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的近代史揭开序幕；1860年又有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烧掉了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但是两次鸦片战争，无论是英国人还是英法联军都没有把中国人打醒，人们觉得并没有什么奇耻大辱，输了也就是割了一些不重要的地，比如香港。香港当时在清廷看来不过是“荒芜、人烟罕见的岩石”，英国人用了一百年时间把香港建成世界的一个自由港，亚洲的金融、贸易中心。原本租借给英国人的只是一个荒岛，一块没有人烟的不毛之地，国人也没有觉得割让香港有什么问题。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间跨越五十年，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特别是有科举功名、作为社会支柱的士大夫阶层，几乎没有人认为我们遇到了危机，需要改变什么，该考秀才的还是考秀才，该考举人的照样考举人，该种地的还是种地，朝廷没有变，民间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事实上，中国的变化真正开始启动是在1894年后，我们被日本人打败了。被英国人打败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屈辱，因为英国人是我们所陌生的，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甚至他们从哪里来我们都不清楚，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的地理知识非常贫乏，不知道中国居然不是天下之中心。在我们的观念当中一直认为中国就是天下的绝对中心，我们的概念里只有天下概念，没有国家概念，民族、国家的概念也是在甲午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此前，国人认为我们是真正的天朝大国。

　　1792年，英国派出来的使臣到中国朝见乾隆皇帝时，乾隆还不愿意见他，他送给乾隆的礼物，乾隆还不当回事，乾隆说我们天朝大国、物产丰富，什么都有，你们送给我的东西我不稀罕。这样的一种心态支配了中国非常漫长的时期，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前的五十多年也没有改变。但是甲午战争不一样，日本在中国的观念里是一个邻邦、一个不起眼的岛国，人口比我们少，文明比我们低。唐代的时候，日本还派了大量遣唐使来学习我们的文化，他们竟然打败了我们，所以觉得非常丢脸。

　　这个时候，读书人、士大夫阶层开始懵了，学生何以打败老师，一个比我们国力更弱、这么小的邻邦，居然把我们强大的北洋舰队一举歼灭。北洋舰队的实力比日本海军还要强一点，但是我们战败了。我们败的不是军事，我们败的是政治制度。我们的政治制度比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所建立的君主立宪制要落后。我们是绝对的君主专制，人家是君主立宪，已经是一种现代政治制度，我们还是古代的传统政治制度。包括康有为、孙中山在内，一些中国读书人开始反省，要改变中国就要从制度变革开始。中国的第一轮真正意义上的变革，不是从洋务运动开始。洋务运动就是学人家，你造枪，我也造枪，你造船我也造船。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习人家的制度，才有了“戊戌变法”，才有了后面的晚清新政。

　　梁启超、康有为这些人登上历史舞台就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鼓动“公车上书” 开始的。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也在那个时候。袁练的新式陆军请的教练有许多德国人，完全是模仿西方样式建立的一个新式军队，最初招募的七千士兵就是后来北洋军的基础，这支军队实际上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基础，袁的崛起就是他手里掌握了中国最新式的军队。也就是同一年，1894年考中状元的一个读书人张謇，回到了故乡江苏南通，因为正好他的父亲生病死了，按照清朝的规矩要在家守制三年。第二年，张之洞要张謇办一家新式纺织企业，“状元办厂”，这在中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事，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实业家，然后影响社会，影响政治。

　　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1894年还是一个医生，可是他的兴趣不是治病救人，他想医国。他的第一个举动不是去革命，而是要改良。他写了一封上李鸿章书，送到天津，但李鸿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孙文。他失望地南下，这一失望就让他完成一个人生的转型。既然改良的路走不通，万言书都递不上去，那只有革命。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最大的意义就是它的口号里面已经有“创立合众政府”这个词，这是一个新的因素，直接导致后来民国的出现。

　　三派不同力量的代表人物，都已在1894年后出场，无论是张謇、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袁世凯、孙中山。我说“三派同源”，三派都是同一个源头，起源于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亡的刺激，最初都是改良派。但是他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或组织军队，或革命，或倡导改革与实业救国，最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条道上。也许今天我们很难理解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的实力派为何能走到一起？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命名他们的话，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他很功利，很投机，他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要推动中国改革，希望走一条渐进变革的道路，他们所选择的是稳健；孙中山则是激进。激进、稳健和实用这三者之间看似没有共同点，很难找到最大公约数，要形成基本共识就是找到最大公约数。如果没有共识，什么事都干不成，最后只能彼此火拼，有你无我，从秦始皇之后我们看到项羽、刘邦楚汉之争以来，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中国的历史向来只有一条逻辑，就是暴力的逻辑。无论土匪、黑社会，还是王朝更迭，他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按照这样的逻辑，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和主张用暴力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之间一定找不到共同点；主张渐进变革、稳健推动中国转型的立宪派张謇和革命派孙中山之间、手里拿枪的袁世凯之间也找不到共识。但是在帝国到民国这一轮转型中，我们看到中华民族也曾经有那么一刻，有那么一幕，历史竟然不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不是以暴力逻辑来决定。武昌首义打响的这一枪，引发的不是一场无限革命，而是一场有限革命。“有限革命”这个词，在中国的辞典里面是没有的。我们今天知道英国的光荣革命也不是没有战争，没有暴力，它也曾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美国的独立战争打了八年，也牺牲了不少人，但是他们的战争是有限的，他们的革命都是有限革命，有限革命就是它只有一个最低目标，没有一个最高目标；只有一个有限目标，没有一个无限目标。我们说革命，继续革命，不断的革命，那就是一个无限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底在哪儿。有限革命是有节制的，打到哪一步就结束是清楚的。比如美国独立战争，它非常明确，打到英国王室让美利坚民族独立，同意他们独立建国这一步就结束了。其次，这个革命是局限在哪一些层面，革命的目标诉求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比如说你的革命只是要完成政治制度的转换，还是要完成整个社会的大洗牌，进行社会结构调整，这就是很大的不同。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深层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一个底朝天，更没有触动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它是相对有节制的。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就结束呢？就是让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府，战争即告终。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这个目标是有限的，而且只停留在一个层面，就是政治层面，它只是一个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因此成了三派达成共识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只要这三派在这个目标上达成共识，他们就可以坐下来，用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不是哪一派全赢，也不是哪一派全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是我们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因为这样不过瘾，没有把敌人打倒，再踩上一万只脚。我们有一个痛打落水狗的心态，辛亥革命很长一段时期被看作是一次不彻底的、妥协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次有很多局限性的革命。

　　“局限”其实不是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有时甚至是好词。所有的人都有局限，包括孔子这样的圣人、华盛顿这样的伟人、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同样有局限，只有神没有局限，但是人不是神，人都是有局限的，人所创造的一切也都是有局限的。不承认局限意味着自我夸大，自我膨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中都会出现问题。那一代的人，无论是哪一派的人，最后能殊途同归，承认现实，坐在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说明他们已经有了一种比较好的局限意识。他们意识到了人的局限性，意识到任何政治力量的局限性，没有一家通吃，没有一家全赢的心态，愿意坐下来对话。民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对出来的民国。这在中国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迄今所无的。我非常肯定这样的一种结果，因为这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实在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但是一件事产生了，就很可能成为一个传统，未来的人就可以效仿。因为在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当中，最坏的结果、最坏的事情就是流血过多，死人过多。我们过去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多年的教育告诉我们，似乎血流得越多，这个革命就越光荣，牺牲了多少多少先烈的生命，用鲜血涂红我们的旗帜，这是何等的光荣，这是何等的美好。我岁数越大，越认为流血越少的革命、流血越少的改革，越显得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不可复制的，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要求另外一个人去牺牲他的生命。

　　如果在革命当中，能减少流血，减少牺牲，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看为宝贵，把每一个士兵的生命都看为宝贵，这样的族群，就是一个好的族群、一个文明的族群。辛亥革命死的人少，就是中国历次革命中一个好的范例。之所以能达到这个结果，靠的不是某一种政治力量，既不是革命派单方面的努力，也不是北洋派单方面的努力，而是三派之间的相互妥协。

　　今天看起来，近百年前的中国真是何等的糟糕，列强环伺，民不聊生，国力衰弱，好像四万万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历史还有另外一面，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刀耕火种的农业社会，但是城市开始出现了工商业，有了新式的企业、银行，更重要的是，经过晚清以来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外敌入侵的冲击，大清王朝已非常衰弱。衰弱的王朝也在寻找出路，包括主动地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回望一百一十多年前的“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在一百零三天当中发了上百道诏书，雪片一样飞往各地，大部分都没有得到执行，唯有留下了一个遗产，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但是，在经历 1900年八国联军之变以后，慈禧太后重回北京路上就下了“罪己诏”，开始主动地实行新政，也就是政治改革。到了1905年甚至把科举制度都废除了，这是一件大事，惊天动地的大事。科举制对于维系当时的整个政治格局、政治制度、文化伦理价值，几乎是根本性的，慈禧太后说废就废了。废掉科举制，意味着整个干部选拔机制都动摇了，整个的机制都要变革，原有的一切都要变化，接下来迈的步伐要远远超过她亲手扼杀的“戊戌变法”的那些纲领。1906年9月1日，她颁布的那道“预备立宪”诏书，要把国事公诸舆论，最后建立国会来约束皇帝的权利，这一切都是1898年想不到的，不到十年，慈禧太后做得比光绪帝还要激进，这是我们今天也比较难以想象的。这个过程留下来的主要成果就是在各省成立了一个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远到新疆，我在1910年英国记者莫理循在新疆旅行时拍的照片上看到，虽然没有选出议员，但也挂出了“新疆咨议局”的牌子。

　　咨议局完全是新生事物，今天看来也许觉得没什么。但在清朝末年，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由老百姓自己投票选举议员，可以监督地方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预算指手画脚，对他们的施政评头论足。在很多地方，像江苏、浙江、广西，政府和咨议局之间都发生过尖锐的分歧、冲突，造成了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带着咨议局的常驻议员，以辞职来抗议。因为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人骏不服咨议局对他的这种制衡，矛盾都发展到这种程度。在中央一级也产生了类似全国性临时议会的机构资政院，一部分钦选议员，就是皇帝所选定的议员；另一部分民选议员，则是由各省咨议局选出来的，已初具国会的雏形。尤其是地方咨议局的选举，我看了一下咨议局的选举条件；凡是在本地办理学务和其他公益事业满三年的人；在本国或外国受过中学堂或相当于中学堂毕业的人；具有举贡生员以上科举功名的人；在本地有五千元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人，具有选举资格，其他就是年龄和居住年限方面的限制，当然都是男性，女性是没有资格的。它的限制条件里面，归结起来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受教育程度，一是有一定的财产，即我们过去说的“无恒产者无恒心”。

　　我们看国外的例子，其实也都是这样，我们知道1787年美国有了宪法，最初具有选举资格的人要具有一定财产和纳税能力的成年白人男人，这就是限制条件，黑人不算，女人不算。到了后来所有的白人男子，无论纳税多少都有选举资格。到1919年，女性才享有与男性公民同样的选举权。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开放到黑人具有选举权。美国的这个过程也横跨了好几百年。英国是一个更古老的国家，1215年英国就有“大宪章”，女性有选举权，已经是1928年，整个过程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有七百多年的过程。绝大多数的国家很难从一开始启动选举时就一步到位，所有的人都具有选举权的。

　　中国在最初开放选举时，做了一些财产、教育程度的限制，其实是世界通例，是一个正常的行为。这次选举正式登记的选民只占了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千分之四，为什么选民人数这么少？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有一条财产限制，把很多人挡住了，中国人常说钱财不能露白，有财产而不愿登记的人不少，去登记的人大多数都是教育程度比较高的。这次选出来的议员平均年龄四十三岁，所有的人都有科举功名或受过新式教育，大多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总体的教育程度都很整齐，代表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精英，选举结果是社会公众所认可的。今天看来，他们在任职期间的表现也是站得住脚的。

　　晚清中国咨议局的选举可以证明，在这一轮大变革当中，尽管慈禧太后推动改革的动机是保住大清王朝，但是客观上还是推动了社会进步。像张謇这样的立宪派就是这个过程中冒出来的，因为有选举的合法途径，立宪派几乎在各个省都浮出来了，他们相互串联，组织起来，咨议局联合会之类的组织有好几个。从1909年到1911年之间，他们发动了至少三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当时新兴的工商业阶层、读书人大面积地卷入了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朝廷早一天开国会，慢慢凝聚成了一个立宪派的核心，以张謇、汤寿潜等人为代表，成为立宪运动的中心人物，有了全国性的影响力。

　　袁世凯被免职回籍之前，大致上也赞成立宪，愿意中国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当时中国的中上层社会，都赞同走立宪、不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包括了大多数的地方督抚。所以，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发生后，为什么革命派会愿意和立宪派、北洋派坐下来谈出一个新的民国，而不是跟他们打出一个全新的民国。谈出来的民国一定是不彻底的，半新半旧的，因为没有把那些力量从肉体上、精神上消灭掉，他们还存在，存在就有问题，根本的原因还是整个的民心所向，君主立宪制是更大的主流。把清朝连根拔起不是当时的主流，改革是民心所向，革命只是部分人所向往的目标。

　　即使在底层社会，鲁迅在《阿Ｑ正传》等小说里所写的，未庄当然是鲁迅虚构的，阿Ｑ这样的人或者阿Ｑ身边的人，其实他们也不赞同革命，他们根本不知道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只是革命派少数精英们在推动，跟君主立宪相比，他们的力量要更弱一点，影响面也更小。等到革命之势已成，革命派才发现他们驾驭局面的能力很有限，尤其最关键的一条，他们在财政上解决不了，他们的军队筹不到足够的军饷，要打仗，继续北伐，就要有足够的军饷，但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既然大家的力量都有限，有限的力量面对有限的力量，你也吃不掉我，我也吃不掉你，那就不能拼杀，只能妥协，只能坐下来谈判，只能寻求多赢，而不可能一家独赢。

　　最后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互动的结果。这个互动即使算不上良性互动，也不是恶性互动，而是一个中性互动。中性和中间道路、中间思想一样，不是什么坏事情。辛亥革命很幸运，三派力量都没有大到把其他的力量吃掉，迫使各方不得不坐下来对话。这个对话就是“南北和谈”。北方袁世凯派出的代表是唐绍仪，南方派出的代表是伍廷芳，两个都是有英、美教育背景，都曾出使美国，非常了解西方，而且他们都是广东人，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也都是广东人，广东人在一起好说话，这简直就是一场广东人与广东人的谈判。

　　这个谈判的背后还另有一个谈判，就是我们以前不太留意的另一个“南北和谈”，是军人和军人在谈。北方的代表叫廖宇春，南方的代表是黄兴任命的顾忠琛，也许他们之间和谈更具有实质性，如果说前者是“文和谈”，后者就是“武和谈”。这个和谈决定了三派殊途同归，他们达成的五条协议就决定了清朝的结束和中华民国的诞生，这也是殊途同归：建立共和政体，就是决定要抛弃满清王朝；清廷退位后，给予优待；本来北方主张写明推袁世凯为大总统，南方不同意，讨价还价，最后妥协，写上：先推翻清廷者为大总统，袁世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可以把清廷逼下来，其实就是确定他当总统。凡南北将士出力者一律优待，战争期间的责任不予追究。北方的将士顾虑共和达成之后秋后算账，所以他们特意要求写上这一条。

　　建立国会，恢复了各省秩序。

　　达成这个协议，清朝其实就完了，签字的日期是1911年12月17号，等到段祺瑞等四十七个将领联名呼吁赞成共和，以武力逼宫，清廷只能接受退位的安排。

　　隆裕太后不像慈禧，她是一个平庸的太后，面对这样的内外交困局面，面对袁世凯层出不穷的权谋，她根本招架不住，而且当时满洲王公贵族也确实到了极为不堪的地步。朝廷都要垮台了，袁世凯逼他们出钱，除了隆裕太后自己从宫廷里面拿出黄金，那些家里很有钱的，也都不肯掏钱，一个比一个吝啬。那些太子党们、王公贵族们，把钱财仍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确实一败涂地，不堪入目，既不会出力，又不肯出钱。在临危起用袁世凯前，军权几乎都在满洲人手里，所有的重要岗位都在他们的手里；开内阁会议，一桌子都是满洲的王公贵族，汉人只有一两个。作为北洋派的灵魂，袁世凯最终之所以能掌握决定清朝命运的那把钥匙，主要是那些满洲王公贵族太没用了，否则他已被削职回乡了，不在位上了，根本就没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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