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中国的改革本身，从来都离不开体制的支持、离不开体制的推动，从“过河”的那天开始，它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标准的西方经济学中，“第一章”就是区分私有物品和公共物品，并从中引出“交易”的概念。简单地讲，市场化改革要涉及两项重要的商品原则：其一，商品的排他性原则；其二，商品的收益竞争性原则。

当一种物品，具有排他性原则并不具有收益竞争性原则时，这种物品才是私有物品。否则，必须澄清其中的权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化才是有效的配置资源的手段，在此之外的任何情况下，市场都会“失灵”。

也正是因为如此，大家必须懂得，所有“市场化改革”，都将以“私有化”或“澄清权利”为必然结果。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私人财产分配，你可以“排斥”第三方的意见，但是公共资源的收入分配，不能“排斥”全国公众的知情权。

事实上，在没有明确公私界线的情况下，市场什么都不是；“化公为私”或者“化私为公”，都无法释放出新的生产力。

市场经济本身，决非“天然神圣”。市场背后的那些内容，那些阴暗的东西，其复杂的程度，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想象”与“描述”。比如本轮以“收入分配公平化”为目的口号的经济普查，结果很不乐观。

据社科院社会学所的调查数据；当前全社会总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基尼系数目前在0.5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分配不均已经越过警戒状态，直逼危险状态。（《2011年社会蓝皮书》）

社科院提示认为：在最近5年来，收入的分化，已经成为分配问题的不公平的一个焦点。

社会收入水平的剧烈分化，是一个社会发生断裂的关键性前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首先是社会共识的崩溃，其次就是凝聚力的断裂。

一般而言，对于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市场失灵，最经常的表现是收入分配与权利分配的不合理（譬如交易市场；以及当前国际上所公认的公共领域，包括环境、医疗、教育、高科、高研，等等）。

有关市场失灵，在西方已有超过60年的研究史，论文、资料、文献，汗牛充栋，足可以装满一个大英图书馆。

对此，我们是否有所了解呢？

目前，很多人或许认为，涉及到利益，理性已无能为力。其实不然。正是由于理性的缺失，关于利益分配的讨论至今不能形成社会共识，也无法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在大多数场合，我们连公平的严格定义都感欠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谁承认过“改革”必须建立在社会共识上吗？恐怕不能这样武断。事实上，真正有讨论意义的，应当是“不争论”后面的理性假设——在这里，是所谓“选择性”的“缺失”，而非“理性”的“缺失”，面临广大社会公众的“不谅解”。而所谓“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只是“第一问”。对此，理论界也从来没有形成过任何“共识”（比如“秩序经济学”，就完全否定“收入分配必须公平的假设”）。

众所周知，人类的理性，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但是人类的非理性选择，反而是由人的生物性所决定的，是弱者必备的本能。但凡只有“理性”、缺乏报复意志的弱势群体，早被淘汰了（比如，如果你妻子被抢走、你的房子被人拆除，你还能“理性”吗？就算你理性了，你的这种基因，也无法通过正常的遗传路径而延续下去）。

读过《水浒》的朋友都知道，张都监与武松之间，只有“相对公平”，没有“绝对公平”，公平本来是双方的义务与制约，不管是“飞云浦”，还是“鸳鸯楼”。

所以，不公平现象，存在一个“根源”。而保持社会公平是政府的重要职能。贫富悬殊的确是目前我们社会中违反社会公平原则的严重倾向。共识已经形成，下一步问题，是先弄清楚，不公平的根源来自哪里，才能解决“真问题”。

关于社会的价值判断问题（或曰“公平”问题），我们无法悖离国情。否则，就无须讨论公平与否。

但是如果联系国情，问题就来了。我们现在，是穷人不公平还是富人不公平？是结果不公平还是过程不公平？是大卫·休漠不公平还是卡尔·马克思不公平？

如果只谈“结果”，不谈“过程”，那么，不公平，就必有其根源？请问，现在谁敢对这个“根源”负责？

公平问题，本来就是道德哲学的问题，是社会伦理的问题，我们不能再糊涂下去了。对于收入分配改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但是，以权利分配的现状而论，的确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挑战，是我们今后，是否还需要以权力手段，来推进收入分配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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