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乐清命案 政府脱嫌的前提是自身清白

当落入嫌疑，该如何证明清白？正在热映中的《让子弹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文本：鹅城发生了一起惨烈的入室强奸案，嫌疑人指向麻匪六兄弟。老大向众兄弟追查，得到了一句相同的答复，“大哥，你是了解我的。 ”这里的清白，来自于大哥对众兄弟的“了然”。

而现实往往是，官民互不 “了然”。所以众多冤狱苦主不得不借助于渺茫的“真凶落网”或是“被害人死而复生”来求得清白。若是换了欲证清白的是官，不管是否真的清白，也难免会落得个 “百口莫辩”。

深陷在“乐清蒲岐镇寨桥村钱云会命案”中的各级政府部门，无疑正在品尝着官民互不 “了然”的苦果。在民间舆论平台上，“肇事案”面对群情激愤的“谋杀论”，完全败下阵来。在支持“谋杀论”的证据中，有“五大疑点”与“两大反常”。前者即：工程车逆行、死者身体方向与轮胎呈90度、路口摄像头失效、工程车不刹车、肇事司机立刻被特警带走。后者即：全村电话被控制、市相关领导非常重视。

从证据学上分析，上述证据材料也只能证明“肇事论”尚存不少可疑之处。 “谋杀论”的深层根源，其实远不在这些疑点或反常，而在不少民众早已倾向于认为，这个敢于对抗政府且拥有很高民意支持的前村长是很可能被谋杀的。这样的逻辑推理，才合乎一些民众对于当下维权生态的“了然”。

这两三年来，让我们“了然”的维权人命运包括：有人因维权被劳教，有人因维权被判刑，有人因维权被活埋，有人因维权被精神病，更多人因维权而被逼自焚或自残……这些惨烈的维权个案背后，对应着一批麻木的、目无法纪亦无敬畏的地方官员。当民众以“镜中我”的心态去参与公共舆情事件时，地方政府应该做的，除了坚定地“实现公正”之外，还必须先放弃与民意的敌对心理。

比如乐清蒲岐镇那位党政办的张姓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这只是一起交通事故，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它和之前的上访联系起来。 ”如果说“谋杀论”是一些网友依据表面疑点和深层根源共同作用的产物，那么，“别有用心”说其实就是这位官员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之下，对民众参与公共事件的动机进行了 “有罪推定”。这种官方应对中的对立思维，恰恰刺激和强化了民众对政府行为的“了然”。

温州市委于28日凌晨作出的“蒲岐镇寨桥村钱云会命案”4条处理意见，显然吸取了乐清官方在应对网络舆情上失败的教训。首先是不再坚持“肇事说”，而是代之以中性的“命案”，有助于淡化官民对立，回复调查理性。其次是由温州市公安局直接介入调查处理，并按刑事命案和交通事故两套程序分别展开调查、侦查。在温州当地领导的权限范围内，这样的处理有助于回归程序正义。强调“实事求是，公正处理”，宣布“对此事件的相关调查结果及处理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接受媒体及社会的监督”，也合乎民意的诉求。

随着调查的深入和媒体的介入，也许一些疑点将会得到澄清，也许另一些疑点又会浮出水面。昨晚最新的消息称，温州警方于昨日下午公布了复查情况，称未发现有“谋杀”动机和迹象的证据。笔者无从预断此结论的可信度，但仅一个上午的复查能否算是“结案陈词”，也还存疑。正如我们都知道的，真相只有一个。政府部门要证明清白的前提，是自身清白。否则，再多的舆情应对技巧也没有用。

往深了说，政府要远离“谋杀嫌疑”，就得用行动来让民众 “了然”：官员是守法的，政府永远与民众站在一起。

（作者为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