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G20首尔峰会与国际战略大势

赵楚：G20首尔峰会与国际战略大势

时间:2010-11-23 09:29 作者:赵楚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以信息化为核心的高新科级浪潮，人类面临的安全态势与全球经济大势及各国经济政策空前频密地连接起来，脱离对经济大趋势与大格局的观察，几乎很难对国际重大问题得出有战略价值的评判意见。G20的创设实际包涵着全球经济安全一体化的预设，经济作为全局性的安全事务，包括金融在内的各种经济安全的意义早已超出一般促进繁荣和确保经济权益的范畴，而成为直接威胁与影响全球及国家安全的因素。

　　虽然传统的国家战略研究会概括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领域，但由于历史的传承及方法论偏好的缘故，一般战略论者却总是容易更注重军事发展与政策的影响，而忽略了经济事务在国际战略发展中日益核心化的地位，尤其在当代，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以信息化为核心的高新科级浪潮，人类面临的安全态势与全球经济大势及各国经济政策空前频密地连接起来，脱离对经济大趋势与大格局的观察，几乎很难对国际重大问题得出有战略价值的评判意见。

　　正如有学者指出，“9·11”事件和金融危机共同标志着国际社会真正步入前途晦暝的后冷战时代，但仔细注意这两件事引发的政策互动，人们不难发现，它们却分别代表着南辕北辙的国际战略思维：前者因布什政府发动的两场战争而凸显了美国优先考虑军事手段的单边主义战略思维，而后者则由于大国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性而开启了共同应对危机的新路径，其标志性成果即为创始于2008年的G 20峰会。从现实形势发展来看，所谓“全球反恐战争”除了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国际政治冲击，基本已成为美国乃至国际社会代价高昂的政策负资产，而以G 20峰会等多边框架为标志的国际互动，则日益成为举世瞩目和冀望甚殷的新全球战略工具。这一经验事实的背景构成了观察和思考国际战略时代性新维度。

　　G 20峰会出现的主要历史情境在于：首先，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主要全球事务对话及协商平台的国际多边机制既缺乏应对重大危机的效能和潜力，也缺乏管控和处理危机的合法性；其次，以安理会为主要平台的大国协调机制虽具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及配套手段，但其焦点却主要聚焦于传统的军事安全，而非经济领域；其三，各种区域化的经济多边机制均不具备处理全球课题的资源和能力，而旧有的经济大国对话体制，如G 8或IMF等，基本只能代表1980年之前的世界经济格局，而不能反映最新的国际经济权力现实。正是在这一转折性的历史情境之中，1999年，有关国家基于共同应对危机和协调创造可分享的持久繁荣的目标，开启了G 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机制，而在2008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一机制自然升级为G 20峰会。

　　回顾历史，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性因素早已决定性地渗透进传统安全的领域：一战后期的战场僵局使战场上的军事对抗转移到无所不在的各国国内经济战线，而二战的直接起因和动力，按照英国战略家富勒的看法，更是英美金融帝国主义和德日新产业货殖帝国主义的体系性斗争，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的搏杀还是基于形同冰炭的两种经济制度、生活方式的决战。放开视野，我们会看到，无论90年代由于对冲基金的运作而在部分国家爆发的金融海啸，还是近年源于华尔街的全球金融风暴，越来越清晰的是，经济事务再不是一项独立于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业务，恰恰相反，随着全球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经济安全正在成为威胁各国人民日常生活的最重要事务，从而一方面在传统国家战略思维中增添了新的优先事宜，另一方面，也使国家战略的决策与人民的个人体验前所未有地紧密关联起来，最关键的是，经济事务在全球政治和个人生活中优先地位的空前抬高，除了令人类关于战略和安全的思考增加新的视野，也开辟了国际博弈杀伤力空前的斗争前景———相比过去一国军事力量的毁灭，可能一国经济的毁灭更具有灾难性的后果，而反过来，即使拥有优势的军事力量，一国如果忽略经济政策的合理与明智，其庞大的军事力量也将不能保证其基本的安全需求。

　　从这一战略角度 来 看G 2 0的 历程，人们会更容易理解这一新国际多边机制的长远前景和现实困境。就前景来说，G 20的创设实际包涵着全球经济安全一体化的预设，经济作为全局性的安全事务，包括金融在内的各种经济安全的意义早已超出一般促进繁荣和确保经济权益的范畴，而成为直接威胁与影响全球及国家安全的因素，因此，正如创设联合国时代的人们对军事侵略的认识那样，有必要设立可以体现大国协调和基于共同责任的平台，以便在团结一致的前提下应对共同威胁；更进一步，这是在大危机压迫下世界又一次对全球治理古老理想的实验。就现实来说，由于现有国际政治秩序尚不是能提供公正和有效全球治理的结构，而不同国家出于自私的考量，频繁利用排他和利己的单边经济政策作为国家意志工具，因此，G 20不仅是分担共同责任和集体行动的机构，同时它也是各国以邻为壑、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场合，这一现实的两难状况导致它在实际运行中尚未取得全球期盼的成效，有时甚至成为扩大各国分歧的原因。

　　了解到G 20的长远前景和现实困境，我们就不难理解本届首尔峰会为何会将汇率问题设定为第一议程的根由及其隐藏的针对中国的意涵。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经济繁荣有赖于迅猛发展的全球贸易，而作为全球贸易的血液和灵魂加速剂，汇率通货的关系在本质上精确地体现了现有国际权力的格局。国际经贸中美元的核心地位和美国现实的金融困局体现了数十年来国际权力棋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的压力转化为各国更加利己和排他的政策呼声，这在近期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尤其有突出的表现。汇率问题已成为攸关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优先事务，而G 20作为美国主导的多边国际机制首先聚焦于汇率议题，很明显反映了美国的利益关切，同时，美国及其大部分盟国作为中国等新兴国家主要出口市场，也面临长期和巨额贸易入超的问题，针对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大国的汇率“平衡”政策，无疑大家具有不言而喻的一致利益。

　　汇率博弈背后是一国的总体产业和经济安全，进一步而言是国家与社会的安全形势，对内而言实属牵一发而动全身，同时也会影响和塑造强烈针对性的对外政策思维，这反过来又会推动重要的大国关系的恶性互动，增加国际战略大趋势的未知因素，这是全球经济事务跟全球战争与和平大局的逻辑结合点，也是人们需要格外注意本届首尔峰会成果的最重要理由——— 在人类残酷和漫长的战争与和平的历史中，与充满道义精神的历史家的事后描述不同的是，经济的融合曾消弭了无数仿佛不共戴天的仇隙，但更多时候，它们却正是推动人们进行殊死斗争的最深沉动力，因为，在这些经常处于零和状态的利益斗争背后，正是决定所谓战略大趋势与大格局的巨手：人类对安全的永无止境渴求。

　　◎ 赵楚《军事世界PO INT》执行主编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201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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