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重庆新经济政策》

 

   　　天下衮衮诸公，政治、经济，皆曹随萧规，碌碌无为。天下英雄唯操耳，重庆方面，不甘平庸，连续出手！    　　众所周知，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是夭折了，然而，重庆在走一条较全国各地都要激进的发展道路，完全可以称之为，西部大跃进，成了，薄书记走出了一条新计划经济的路子。败了，重庆将走入天下未乱渝先乱的地步。    　　所谓重庆的新经济政策，可以归结为，把农民从土地上通过激励、诱导加半强制的方式“解放”出来，进入城市打工，政府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提供公屋，然后，利用这些充足的土地、人力，政府用全产业链模式，引进加工贸易，和沿海竞争，从而获得利税，政府继续投资，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投资商不缺土地，人手，工人不缺工作和住房（哪怕是租的），政府不缺税收，一个社会主义天堂在重庆就建成了。    　　这是我阅读胡舒立等采访重庆市长黄奇帆的印象，黄谈锋甚健，重庆的户籍改革，公租屋政策、土地制度改革，新型加工贸易区，西部金融中心等都涉及。不能小看薄书记，他还真找到了自己的周恩来，自己的想法，有一个人去落实，这个人现在是黄市长。    　　如果你分开这些政策，你都会觉得匪夷所思，但是，如果你结合起来看，这是一盘很大的棋，大部分重庆的农民、土地，都成了棋子，而重庆政府和跨国公司，成为弈棋的看得见的手。    　　如户籍政策，全中国都认为是难题，政府无力将户籍上依附的福利，均摊到非城镇居民头上，对于全国最富的长三角、珠三角城市都不敢打开着潘多拉魔盒，重庆居然领先了？    　　同样的，公租屋计划，上海、深圳等也只是那么一说，能提供的数量毕竟有限，而且，从深圳公公租屋的腐败状况来说，这种资源交给政府来分配，其中的贪腐无法避免。政府真的能给底层提供公租屋，对当地房产市场的的冲击是不小的，黄说，“重庆的研究认为，30%-40%的城市居民由政府保障房供应居所，60%-70%的居民则由商品房供应这样的“双规制”更为合理，可将城市中等偏下收入水平人群全面覆盖”。这么大规模的公租屋，必定会给商品房造成极大的冲击，如何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找一个平衡？    　　土地制度，农民是否心甘情愿地走，能否在城里扎根，一旦失业又不会回农村，即使回了农村又不会闹事，恐怕这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重庆推出的地票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让政府拿地、卖地，最后又分配地票收入，如何公平、无私，仍是一个问题？    　　创新加工贸易区，重庆如何和沿海竞争，黄奇帆提出了一个例子，“他说服惠普在重庆建立一个4000万台笔记本的基地，理由是，他提出在重庆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剩下20%极少的战略物资在世界范围内配置。如果三年后，重庆未兑现承诺，由此引发的全部物流成本，由我们补贴。我们一拍即合，他们决定将4000万台电脑生产基地放在重庆”。然后，他在和富士康等代工企业谈，等于在重庆建立一条龙流水线，以此和沿海便宜的运输成本竞争。当然，这里面，政府给予多少优惠的土地，多么优惠的政策都不得而知，其中之一是，“我们（重庆政府）在加工贸易区造宿舍，给初级员工居住，中级员工住公租房，高级员工住商品房”，这种竞争能否战胜沿海政府，比惨竞争不是没代价，能走多远很难说？一旦加工贸易的模式变成昨日黄花，连锁反应是什么？    　　最后一个，西部金融中心，以八大国有公司为平台的融资模式，借债无数，负债率55%。    　　《中国改革》杂志对以上每一个环节，均提出了一些质疑，其中一些问题的深入就会演化为本文的质疑。笔者注意到中国改革杂志的归纳，“政府为主导，庞大的国资为后盾，正是重庆“新经济政策”的重要特征，也是了解黄奇帆整体思路的重要落点。因此，在经济上以“公司型政府”描述重庆并不为过”。黄奇帆的回答是，“重庆的国有企业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杠杆和工具。我认为，美国政府是这么干的，中国政府更应该这么干”。同样，在回答，“现在政府（国资公司）有无计划退出？黄的回答更干脆：”为什么要退出？怎样退出？不能简单地靠理想主义，觉得政府不应该控制企业，好的时候就应该退出“。    　　完全可以说，重庆模式是一种毛式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复兴的尝试！    　　说实话，重庆大跃进最大的特点就是，建设了一个毛式全能政府，通过、土地、户籍改革，半诱导、半强迫地把生产要素之一土地收归国有，把生产要素之二，劳动力从农民弄到城市，通过政府承诺保底、提供宿舍等支持，把投资者吸引到重庆，最后，通过政府融资平台，把钱借到重庆，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居民社会保障等。于是，重庆变成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工厂。其发展的产业不新，但是，其使用的手段，有的是新的，所谓新，是指，其他的地方的城市化，目标是零散的，政府眼中的是土地，而重庆，其作为棋子的，是整个地区的土地加农民，而且，根据《中国改革》的报道，重庆号称农民自愿改变户籍，然而，给派出所设定了指标，给自己的城市化率也设定了指标，这基本可以看出，也不是纯自愿的方式。而且，按照重庆的财力，完全可以估计，其能提供的社会保障程度是相当有限的，不可能超越沿海地区，财政制约是硬杠杠。    　　黄市长说的，美国政府是这么干的，中国政府更应这么干。笔者认为，美国是不可能出现这种超级政府，美国那个市长敢对惠普公司说，“如果三年后，重庆未兑现承诺，由此引发的全部物流成本，由我们补贴”。美国不管那个级别，议会掌握钱袋子，市长无法承诺。即使在中国，没有人大的批准，黄奇帆市长的承诺也是无效的。不过，美国人也知道，中国官员的权力有多大，而且，这个交易中，恐怕，还有其他大量的优惠措施，惠普不是傻子，也会计算。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大败，其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不振，民众对其大政府理念也不买账。而奥巴马的大政府，到目前为止，只是一个所谓的全民医疗保险，很多救助三大汽车厂的钱，都已经退出，更没有建造廉租房给公司员工住的可能性。宏观调控，中西质的不同，中国地方政府，已经是下海游泳，哪里还是调控，这是调侃吧？    　　全能政府的模式，苏联早就试验过，斯大林搞的集体农场，毛主席搞的人民公社，全民免费医疗等等，最后都失败了。关键是逆人性所动，甚至拔苗助长。然而，重庆模式新在，他们联合跨国公司等一起搞集体工厂，跨国公司出品牌、出一些钱，重庆政府公司出地、出人、出钱，双方合资，看似双赢，而作为棋子的农民、土地，最后，只能是听任摆布。棋局好，有份工作，棋局坏，全无退路，一份户籍能养活全家？能供子弟上学？能解决大病手术费？    　　重庆集体工厂模式，看似有理，如“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但实际上，市场经济有时就是这样，物流成本最低的企业，可能竞争不过管理有效等其他有优势的企业，如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东西最便宜，但其来源是五湖四海，我们甚至发现，在美国的中国产货物比在中国便宜，香港的物价低于深圳。在重庆生产的，未必是最优的，加上，内地和沿海的运输成本比较，重庆工厂模式，是很脆弱的。    　　如哈耶克等经济学家所言，全能政府最大的问题是，人力无法预测所有的经济活动，最终力不所能，结局只能是失败。而市场经济，是千千万万的个体，自由创业，以供需关系、市场竞争等决定成败，看似浪费，却是最有效率的。人为的棋局中，重庆的对手不只是，沿海，还包括东南亚各国，甚至，棋局包括美国的失业率等。人算不如天算，重庆棋局可能失算。    　　重庆大跃进，旨在工业化，手段城市化，速度刘翔化。令人担心，公屋、户籍、土地、工厂，金融的系统工程，这大棋局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错了，一步错，步步错。尤其是，一旦产业调整，重庆工厂的竞争力下降，金融必出问题，同时，进城农民的收入、乃至工作将失去，一旦经济不行，社保的资金将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进城农民想回头做种地农民，不可得矣！产业兴旺，一俊遮百丑。产业萧条，系统将崩溃，届时，重庆大乱，西南糜烂，恐怕是天公不语对枯棋了。    　　最后一点，这么全能的一个政府，手握如此丰厚的资源，而却没有充足的制衡监督机制，将会导致多大的腐败呢？公租屋，户籍，土地，工厂，金融，哪个不是滋生腐败、不公平的肥沃土壤，重庆模式，又如何能避免这全能政府里血肉之躯的腐败呢？    　　中国改革开放多年，经济发展的秘诀是，发展市场经济，鼓励私营经济。如今，重庆模式，逆潮流而动，成败尚未可知，再过多年，历史学家或许可以称之为，（毛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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