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2010007期封面

国民财富重整

引子

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成为近期中央高层频频表态的“中心思想”之一。

经过2009年，“调结构”的理解发生了巨大转变——以往更局限于产业结构，现在的共识是，调结构，首先是调整收入分配问题，其次是消费不足储蓄过高问题，然后是内需不足、外需过高的问题，最后才是产业和区域问题。

这样的逻辑重整，让人期待着在虎年春节之后，是否会有国民财富的新一轮重整。

事实上，国民财富重整一直在进行着，但其间的张力却不断紧绷——地王与蜗居，民资与国资，煤老板与国有矿……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投资的狂飙突进，更是让这种张力动人心魄。梦想与泡沫同在，欢呼与叹息齐鸣。

年关当前，欢聚之余，人们必定会筹算一年来的所得所失。这一组稿件，我们希望通过一些热点人群的财富故事或是个人账单，粗粗勾勒财富分配的图景——地产商、失地者、蜗居者、煤老板、电影大亨、创投玩家，乃至医生、教师以及从大都市逃离的异乡人。这样的图景，或许会在春节之后继续，有些部分甚至还会加码。

我们期待，新的国民财富重整，能更关注社会平等与革新，建设社会安全网，防止财富结构巨变带来的冲击，让更多普通人有安放梦想之地。

国民财富急盼重整

未来20年，社会改革在中国经济主题中的重要性将不断提升，以此建设社会安全网，防止财富结构巨变后带来的冲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志杰 | 北京报道

临近春节，中央领导对调整经济结构密集表态。其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首当其冲。

2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说：“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他就此提出了8点意见，在第一点中就提到“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2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要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中央并就此提出三项举措。

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强调说，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之源，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安全网，要更加注重就业和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此前，胡锦涛在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内容为主题的中央高层学习会议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部署2010年财政工作时，都强调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经过2009年，大家对‘调结构’的理解发生巨大转变，以往调结构更局限于产业结构，现在则认识到，调结构，首先是调整收入分配的问题，其次是消费不足储蓄过高问题，然后是内需不足、外需过高的问题，最后才是产业和区域问题。对经济结构的逻辑关系认识得更为真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负责人刘元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09年，宏观经济与社会问题关联愈发紧密。“国进民退”、“蚁族”、“蜗居”，这些滚烫的“热词”，背后是财富结构在财政刺激计划和信贷洪峰下快速调整，给社会一些阶层带来的冲击。

“决策层已高度认识到社会结构脆弱性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制约。未来20年，社会改革将是中国经济重要主题，以此建设社会安全网，防止财富结构巨变后带来的冲击。”刘元春说，“以往零敲碎打的改革已经不足以应对今日局面，应有整体性方案。”

超高房价的两端

2009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2009年，全球经济经历了“二战”以来首次负增长。中国则调转宏观调控方向，实施了以“四万亿”为代表的财政刺激计划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由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主导型特点更为突出。根据央行1月29日公布的数据，2009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67.2%，增幅比2008年提高61.8个百分点，全年增速达1997年以来最高水平。

房地产领域应声而起。大批国企手握大笔银行贷款，迅速突破了国资委关于“有进有退，做好主业”的原则，也大举进军房地产业。

中国指数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成交总价前十名的地块中，国企独占八席，成交楼面地价前十名中，国企也独占八席。2009年成交总价前十名的住宅用地，平均成交金额为75.76亿元，单价前十名的住宅用地平均楼面地价为26365元/平方米，而200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51.93亿元和16234元/平方米。

国企大举进入，抬高了土地价格，加之通货膨胀预期，大批民营企业纷纷将资金投入楼市避险。2009年3月份后，房价连涨10个月，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8%，200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比上一轮暴涨时期的2007年高20.8%。一线城市数据则更高。

“房子是要卖给有房子的人。”房产的居住属性弱化，投资属性强化，成为财富再分配器。由于涨速过快，拥有资本和房产的富人更富，“非富”人群也可以参与获利，但月供等门槛已高不可攀。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等，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进行了四次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研究，1998 年的住房制度改革是中国消费支出模式的“拐点”，1994~1998年消费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不断提升的态势，由52.4%持续上升到1998年的58.2%，但1998 年住房制度改革后，该比值从1998 年的58.2%直降到2006 年的52.0%。其核心原因就是居民对于住房投资的支出大幅度挤压了消费支出的空间。

中国居民住房投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98 年的2.96%上升到2006 年的11.2%，中国居民投资支出与消费支出的比例从1998 年的0.051：1 上升到2006 年的0.215：1。

虽然还没有2009年的最新统计数据，但房价史上最猛的暴涨，显然加剧了上述趋势。

正因如此，2009年，“地王”超越了房地产界，也超越了经济界，成为全社会最热词汇。

那么，从居民消费中挤占出来的房地产资金又流向了哪里？据《财经国家周刊》对深圳的调研，2009年深圳市1944亿元房价总市值分配去向中，包括268亿元银行利息、124.7亿元房地产业税收和130亿元土地出让收益，余下部分，理论上归开发商分配，也包括中介机构和炒房者。

不对称的增长

房价暴涨背后是国民财富结构的迅速调整。

刘元春分析说：近年来，中国财富不仅在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的比重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且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各自的内在结构也发生着巨变。

经济高速增长后，国民财富已积累到一定规模，要求更多的金融工具来分散资产风险，资产结构多元化需求日渐强烈。居民大规模重新组合资产，包括在消费贷款创新的带动下，将银行储蓄资产提前转移到不动产上；将银行储蓄转化为股票、基金、保险以及债券等金融资产，出现居民储蓄活期化和大搬家的现象。

2009年，这一局面有强化之势。

“原本用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大量资金，却在金融系统打转。”刘元春说，2009年新增信贷9.59万亿元，金融机构新增存款13.1万亿元。第四季度开始，存款活期化明显，货币大量流向资本和投机领域，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以及黄金等投资品价格大幅上扬。

比如，作为各种投资产品价格风向标的黄金价格，于2009年10 月初突破1000 美元/盎司，超过金融危机前的水平。2009年末上证指数收于3277.14点，与2008年底的1820.81点相比，上涨1456.33点，涨幅达80%。

被中央领导再三强调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则在2009年形成了史上最紧张的局面。

收入分配格局是指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关系。根据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管理研究室主任常兴华的研究，在1992~2007年间，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收入分别增长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主体收入增长速度；企业收入增长主要是本世纪以来比较快，超过了平均增长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始终是最慢的，且低于平均增长速度。这是一种并不对称的增长。

结果，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

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预计达到68477亿元人民币，增长11.7%。根据国土资源部2月份数据，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达15910.2亿元，同比增加63.4%。2009年我国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的23.22%。在2009年这轮房价暴涨中，政府收益最为明显。

过高的企业留利和财政收入直接导致企业投资规模和政府基础建设规模高速增长，也导致中国投资-消费局面恶化。而这，也正是政府千方百计用投资扩大内需，内需却难以真正启动的原因。

“扩大内需”与“扩大内供”

看起来，要减少企业留利和政府税收在GDP 中的比重。然而，财政刺激计划将形成大量政府赤字，让人联想到其结果之一可能会是加税。

与此同时，经济要素也借财政刺激计划进一步向政府集中。据《上海证券报》报道，由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在过去一年中暴增，2009年末，全国有3800多家地方融资机构，在当年全国9.59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中，投向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占比高达40%，总量近3.8万亿元。一些地方性融资平台的负债率达到94%，有的地方甚至高达400%。以至于在1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温家宝提出：“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

一贯对中国经济体制富于信心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新近出版的《多难登临录》记录了金融危机后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思考：“政府大手加速项目肯定会扼杀无数半生不死的私营工厂的生存机会。”

张五常提出，应将“扩大内需”改为“扩大内供”，废除所有妨碍私营工业发展的制度，使之增加产出效率。比如撤销原料进口税，撤销“来料加工”这一制度安排，让企业自由内销，对内资外资一视同仁，简化税制等。

“鼓励内供是鼓励每个人主动地积极参与产出，这是中国经改有成的要点，但从鼓励内需的角度出发，是由政府花钱鼓励，是低产出的，性质是被动的。(财政刺激政策)无可奈何地用作过渡可以，长此下去，中国改革前功尽废矣。”他这样说。

多重冲突

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不断深化的过程。根据央行1月29日公布的数据，2009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全年增速达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9年12月，重工业生产增速比轻工业生产增速快9.3个百分点，创1998年以来历史次高水平。

目前整体投资以基础建设为主体、以资本密集型产业刺激为主体，使得经济反弹力度大，但就业的增长却与之不相匹配。刘元春所带领的课题组就此提出要防止“无就业复苏”的概念。

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进退两难”困境，面临多重冲突：其一，重工业主导的经济复苏与结构调整力度加强之间的冲突；其二，无就业复苏与增加就业的刺激方案之间的困境；其三，进一步出口刺激、出口快速回升与不平衡调整之间的冲突；其四，房地产作为民生产业与作为经济支柱产业之间的冲突；其五，作为地方政府核心财源的房地产土地与作为中央政府农业基础的土地之间的冲突；其六，结构调整进程中“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之间的冲突；其七，汇率政策调整中“贬”与“升”两难选择；其八，被中长期投资项目和地方政府“双重绑架”的货币政策在“数量主导型退出”与“价格主导型退出”上的两难选择；其九，战略调整问题在短期战术层面进行独立实施带来的“长”与“短”之间的冲突。